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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所说的隐晦曲折和避免冲突，在三种常见的民间或大众文化中都有所表现，它们分别是遁世文化、口头文化和痞子文化。遁世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宗教。斯科特指出：“‘下层人’的宗教信仰暗含着对他们人间命运的抗议。他们的不满孕育了教派的精神，他们凭借这一精神设想最终要乾坤倒转，夷平人间的富贵等级，光大团结、平等、互助、忠诚、简朴和热忱。”（157）遁世因素也广义地存在于一些非宗教性的大众文化形式中。例如武侠文艺就可以寄寓某种与现世秩序相左的另类向往，表达对现存社会的不满。武侠世界中的人敢说敢当、恩怨分明，是非价值黑是黑，白是白，对现实世界的苟且偷生、是非不分、忠奸难辨，形成了具有理想色彩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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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文化的主要形式是市井流传的笑话、传言、歌谣、顺口溜。下层文化的递送人一般是处于权力体制边缘的市井小民、贩夫走卒，也包括一般市民社会的成员。口头文化是德赛都（M. De Certean）所说的那种寄生性日常大众文化的典型形式，它利用现有的公开语本，在其夹缝中寻求自己的声音。有这样一首说“干部四化（话）”的顺口溜：“说大话，编瞎话，领导面前说拜年话，关键时刻听领导话。”它寄生在公开的关于“四化”的时政话语之上，以调侃嬉戏的非严肃面目出现。对它玩的那种游戏，德赛都曾如此评说：“种种玩对方的游戏及挫败对方游戏的方式……都可以让人看出（下层群体）巧妙顽强的抵抗行为。这些群体没有自己的空间，不得不在现存权势和代表控制下活动。”1这些下层群体玩的“有啥玩啥”的把戏，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让世界不至于太不能忍受，“以保存一点起码的自我感觉”。2口头文化具有不完全的伪装信息的特征，它的多义性允许权势集团从积极方面去解释它的善良动机。口头文化更具有伪装信使的特征，同一则政治笑话或顺口溜往往有不同的版本，在流传中不断经历集体创作，谁也不知道谁是最初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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痞子文化没有明显的固定形式。说它是“痞子”，是因为这种文化无法用通常的大众和精英的区别去理解它的“内在”性质。它游离在这些区别之外。痞子文化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流行极广的王朔作品最具代表性。从公开语本的角度看痞子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者，无非“是些不三不四、不登大雅之堂的令正人君子目不忍赌的盗男娼女，是一些无视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无视社会法纪和社会公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是一些放浪形骸、放荡不羁的混世魔王和极端的享乐主义者……是一些社会渣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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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斯科特所分析的下层群体语本去看痞子文化，定然是另一番景象。都市浪男浪女游戏人生，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声色犬马，自我放任，构成了现代都市型的“嘉年华”。嘉年华，正如斯科特所说，“为下层文化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嬉笑怒骂，插科打诨，把社会束缚抛到一边提供了一个剖析社会秩序的特殊分析角度”。（173）正是在这嘉年华气氛中，痞子可以用嬉笑怒骂“来把‘亵渎’转化为暗示性的亵渎”。（152）当痞子说“五四青年读书演讲会”是“裤裆里拉胡琴的扯蛋”，像太监那样的阉人被说成是“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时，他亵渎的不只是某一场“五四青年读书演讲会”或马克思的某一句名言，直接亵渎后面的暗示性亵渎（官方统治意识形态的伪善）才是其政治隐蔽语本的锋芒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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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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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的弱者抵抗学说对当今广具影响的意识形态控制理论（“霸权”说或“错误意识形态”说），提出了质疑。意识形态控制理论可分为僵硬的和弹性的两种。这两种理论都强调社会权力关系中的强势群体控制意识形态以及弱势群体受统治意识形态控制。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统治集团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迫使被统治者参与，并不断再造统治他们的社会制度；后者则强调统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仅在于使被统治者相信现存的社会为自然合理。（73—74）前者要使下层群体觉得现有的社会秩序合理美好，后者则要使他们觉得现有的社会秩序即使不好也不容改变。前者将现状合理化，以达到高程度控制；后者将现状自然化，以达到最低限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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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认为，在这两种意识形态控制理论中，弱势群体都是被动地受强势群体牵制，全无反抗的意愿和途径。然而，各种下层群体反抗的历史实例却证明，弱势群体公开接受统治者为他们描述的合理现实，并不等于他们成为丧失了能动主体意识的傻瓜。尽管他们为了保命而在权力面前装傻，但自有其精明的想法。斯科特指出，不论公开舞台显得多么和谐，强势统治并不能彻底控制弱势群体。反抗依然存在，问题是如何发现反抗。这种反抗并不限于游行、抗议、示威等公开斗争的前台戏码，而是表现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哪怕是明显接受统治意识形态的行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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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骂昏君贪官，盼明君清官，把现实政治的劣迹和弊病归因于个别下层官吏的腐化或欺上瞒下，归因于在上者的误听汇报或不通下情。在意识形态批判者看来，这些百姓想法是不知不觉受了统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斯科特认为，这些看上去缺乏斗争觉悟的行为其实都可能是下层人用来反抗的戏码，是他们运用的“外线政治”。他们一方面以此来表示自己循规蹈矩，对在上者爱民如子、为人们服务的愿望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则以“请愿”、“申诉”或“反映情况”来表示实际的不满。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可能暗示，若在上者不接受请愿或申诉，难免自己会变成不满的对象。斯科特指出，请愿和申诉包含了恭敬和失控的双重含义：“绝望的申诉可能混合了两种相互冲突的成分，暗含的暴力威胁和恭顺的说话语气”。（96）正因如此，上诉往往成为动乱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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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指出，下层外线政治的另一表现还可能是借向上层中的某一派输诚来反抗上层的压迫。即使这样的反抗失败，他们也可以宣布自己是过于忠诚方才上当受骗。（99）“文化大革命”中不少造反人士恶斗平时盛气凌人的老干部，出气解恨，临了说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紧跟领袖，上了“四人帮”的当。对于这种做法，在上者即便明知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也使不出十分的惩戒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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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群体的外线政治具有隐蔽性和伪装性，这是它久久遭批判理论研究忽视的根本原因。现有的意识形态控制理论之所以不适用于下层群体的外线政治和隐蔽语本，与它的取证来源和取证方式的局限有关。首先，意识形态控制理论是从公开的来源取证的，而下层群体的日常抵抗形式则是隐蔽的。这些抵抗形式本来就不在公开的戏码中留下痕迹。斯科特说：“当奴隶和其他下层群体从事意识或物质抵抗的时候，他们要的就是不被察觉。他们越成功，其行为就越不会出现于公开档案。”（87）其次，对那些官方或精英关于下层群体的记载，意识形态控制理论不应不加批判地采纳。斯科特指出，研究者应当记住，这些记载仅是“统治精英的自我写照”。（18）为了展示其统治效果，统治者总是在生产“一种官方说法，以证明人民对其统治心悦诚服，热烈响应。在通常情况下，受制者不公开表示其反受制，才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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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的外线政治理论对时下的一些大众文化理论提出了质疑。在观察大众文化所反映的所谓民意时，注意取证来源和取证方式具有特殊的意义。从表面上观察民意，如当前中国的“民众民族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总是能在公众记录中找到观察者想找的证据。正如斯科特所说：“统治的过程总是在生产证明意识形态控制似乎确实有效的证据。”（77）另一方面，异见的隐蔽语本则很少有，或干脆没有公开记录。研究者只从公开记录和公开语本求证，难免不和官方的民意监察者一样，被弱者的把戏给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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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的外线政治还对独尊中产阶级的“公众空间”理论提出了挑战。斯科特清楚地显示，反对派话语实践远不只限于市政厅辩论，因此并不是人人都能在自由空间安全地陈述反对意见的。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理想话语环境对于那些无名的下层人——贫困农民、失业下岗者、氓流、无业游民和“痞子”——是很遥远的。人们之所以可以对这些人任意说三道四，无非是因为这些人沉默无声。在公众空间中，沉默的“圆领”和“无领”们根本不被看作是行动的主体者，他们只是有待观察的社会问题，有待解决的社会麻烦，有待医治的社会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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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意识形态批判和公民政治的补充而不是否定，斯科特的外线政治和隐蔽语本理论是很有价值的。它关注的是，在意识形态批判和公民政治的人权环境形成之前，在权力统治很严酷野蛮的状况下，下层群体处于何种抵抗状况。由于下层抵抗的情况特殊，它的普遍意义就必然有限，其运用也必须视具体条件而定。如果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享有公开表示意见的言论权利，那么便不宜过高估计隐蔽语本的对抗政治意义。在运用隐蔽话语理论时尤其需要区分下层群体的抵抗技艺和鲜有此意义的反公共道德或犯罪行为。在这二者之间存在许多灰色地带。统治集团总是利用这个灰色地带把具有政治意义的下层反抗贬斥为非道德或犯罪行为。在审视这一灰色地带时，一方面要避免轻易放弃这片争夺之地，另一方面也要避免采取“凡是他们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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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基本公民权利（言论、结社、集会、出版）受到严重限制的社会中，斯科特所不赞成的意识形态控制理论其实仍具有重要意义。强调隐蔽语本不应就此低估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把自发的、即兴的、渐进而全隐蔽的反抗当作最有效的社会变革的说法与历史并不符合。否定有目的、有变革理念的集体性行动则更是民主社会改革所不能承受的高昂代价。古特曼（Matthew C. Gutman）曾指出，斯科特的抵抗理论有反智主义的民粹主义倾向，很容易在社会变革激进和保守的争论中站在保守的一边。尤其是应当避免将隐蔽抵抗的“微观政治”与公众社会的“宏观政治”（如民主、人权）对立起来。尽管局部的求变要求和行为甚为重要，但将此作为社会变革的唯一有效模式则是错误的。4凯利（Robin D. G. Kelley）指出：“有组织或无组织的集体行为能改变和转化隐蔽语本，给它的行为者注入自信、希望甚至理念，加深他们在隔离场所初步形成的团结意识，使他们更好地理解支离破碎的‘生活经验’。换言之，集体行为不只是能揭示隐蔽语本，它还能转化隐蔽语本。”5将普遍的对腐败和特权的痛恨，转化为民主和法制的要求，就是这种转化的一个例子。凯利还对社会权力结构的“上层”和“下层”区分提出了质疑。6“下层人”到底有多下层？对谁而言是下层？在复杂的社会等级中，下层人的利益是否就那么一致？普通“老百姓”一面对“当官的”有反感，一面又看不起“外来氓流”。那些欺侮阿Q的人，自己就是受赵太爷欺侮的弱者。这其中多重复杂的隐蔽抵抗又该怎么来看待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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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语本固然有反抗的意义，但它对于统治意识形态控制的安全阀作用也不可低估。隐蔽抵抗与非道德或犯罪行为间的灰色地带常常给统治集团很大的便利。他们可以借扫黄或打击罪犯一类的名义镇压政治异己，也可以从容化解和利用许多太极拳式的外线政治行为。他们可以允许“上诉”、允许“民告官”，甚至还可以专门开设民众上访的机构，让媒体报道“民告官”胜诉的案例。他们完全不必害怕这种行为的隐蔽语本抵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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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若即若离地参与官方公开语本，不仅会使隐蔽抵抗和积极合作之间的区别变得愈加模糊，而且还会在事实上加强官方公开语本的再生能力。这也正是为什么葛兰西特别注重意识形态控制复杂机制的原因。斯科特提出隐蔽抵抗理论，原先是要挑战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控制理论，但它的展开却让我们看到，结合这两种理论要比分离它们更有助于揭示社会弱者的生存处境，也更有助于理解他们特殊抵抗的社会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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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ames C. Scott，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此段括号中的书页号皆出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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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ames C. Scott，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此段括号中的书页号皆出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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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ames C. Scott，Domination and Arts of Resistance，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此段及下文括号中的书页号皆出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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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 平反、道歉和现代道德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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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原本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表示愧疚的行为，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道歉越来越成为不少国家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行为和争取与前受害者社会和解的方式。不少国际领袖都曾代表他们的国家道歉过。1995年7月，希拉克为法国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迫害犹太人道歉；1993年，叶利钦正式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年4月、1996年8月及1997年9月，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数次为种族隔离政策道歉；挪威国王1997年10月为挪威对闪族少数族裔的压迫道歉。托尼·布莱尔于1997年5月为英国政府对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表示歉意。在澳大利亚，是否应当为“遭盗窃的一代”原住民道歉，更是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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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道歉都涉及了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巴坎（E. Barkan）称之为“国家之罪”。在这些对国家历史非正义的反思和道歉中，巴坎看到了一种新的“国际道德”和“新全球化”趋向。1加害者对受害者所作的正式道歉成为一种对未来具有道德意义和社会和解作用的政治承诺，而展望未来正是以不忘过去、反思过去和正式纠正过去的错误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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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有选择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未来（所谓“向前看”）恰恰成了忘却过去的借口。在一些国家，为过去道歉的政府与犯有罪行的政府未必有必然的继承关系。如果它们都能为过去的政府承担责任，那么那种一代代政党承续的政府就更应当为先前的政府承担责任了。政府为国家历史非正义道歉，这涉及一系列政府责任和社会道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充分显现在澳大利亚社会关于“遭盗窃的一代”的争论中。了解这一争论，对于我们在中国思考对受害群体政治补偿（赔偿、平反和道歉）和社会群体和解（共创未来社会）问题，都具有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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