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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人翁杨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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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了！”“开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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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一楼的大会议室里，五十几人聚在一起，人声鼎沸，招呼开会的声音被淹在里面，显得极其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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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站到了圈子中间，“开会了！”他一边说，一边拍手，然后右手握拳，举过头顶，嘴里喊着“五、四、三、二、一”，每喊一下，就把拳头挥动一下。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他自己喊，接下来就有人随着，喊到“一”的时候会议室里差不多就没人说话了。“好，再来一遍！”这时候，杨云标的声音已经低下来了，但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显得很清晰，他继续挥动拳头带着大家喊：“五、四、三、二、一”，声音又整齐又响亮——甚至，有点儿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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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是兴农合作社的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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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成员平均年龄五十多岁，搭眼望去全都是大爷大妈。而杨云标，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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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从“城里人”变回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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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了，当地是“386199部队”的防区，青壮年男性都在外打工。年纪轻轻的杨云标出现在村子里，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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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谈不上什么例外，他高中毕业离开家，差不多一直待在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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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从小成绩不错，脑子也灵，是村子里的孩子头儿，整天领着一帮大大小小的孩子在河滩里疯，要不就在院子里装模作样地举哑铃、练武功。他是父母疼爱的小儿子，家长很开明，由着他折腾。1994年杨云标高考落榜，就去到西安，在西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学成人教育课程，三年拿到大专文凭，毕业后又在西安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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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算是“白领”，相比在流水线上忙碌的儿时同伴，应该说混得还行。加上他文笔不错，喜欢写写东西，很有点儿“文学青年”的味道。父老乡亲都觉得他已经是“城里人”了，不论是杨云标自己还是父母兄长，都觉得他已经离乡村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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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月，杨云标回到家里，跟父母说要安安稳稳在这儿住一阵子，专心复习功课，参加10月份的律师资格考试。这一年，他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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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离家几年来回乡时间最长的一次，他原计划一考完就回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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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没有想到，这次回乡改变了杨云标，他从此留在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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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前后，农民负担高得离谱，当地一个人一年要交三四百块，村干部催问逼要，动不动就打骂关押村民。亲戚朋友串门的时候说起来，杨云标一开始不敢相信，还惊异地追问：“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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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是学法律的，明明白白知道这些事情不合法，觉得只是村干部出了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困难。他在考试结束后，代村民写了上访的资料，反映“乡村干部加重农民税费负担，工作作风恶劣”，按照信访程序寄给了阜阳市颍州区纪委、监察局和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他懂法律啊，什么事情该找哪一头，门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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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打算考完了试，给别人帮完这个忙，就要收拾收拾回西安的——家乡已经变成这副样子，永远都不要回来的才好——没有想到，一连串的打击恫吓直冲着杨云标就过来了。11月3日，乡信访办主任上门，他来，不是为了核查上访信反映的问题，而是要查查这个写了信访材料的人有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有什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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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办主任之后，是深夜不期而至的乡村两级干部拜访团，接着是派出所联防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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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杨云标是个什么样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以为激情与梦想，自由与正义可以改变世界的年轻人”——25岁的文学青年，一肚子豪情壮志、人生理想正愁找不到地方挥洒呢，打击来得越猛烈、越迅速，他的回应也就越坚定、越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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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给信访主任留面子，叫来了自己调查过的村民：“是真是假你一问就知道了。”他在声称要带走自己的乡村干部面前也没有服软：“我是学法律的，蒙不住，想带我走，要出示有关证件，证明你们是在依法执行公务。”对派出所来人，他就更清楚了，把什么情况之下才用暂住证说得头头是道，让他们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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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杨云标自己和“官”一方，对他的身份认知都有些含糊，都不清楚他到底是谁，是村子里的“内人”还是“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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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对杨云标来说，这是一件“别人的事”。他差不多已经是个城里人了，将来做了律师，就成了真正的城里人。人往高处走，父母也盼着他能这样。而且，对他来说，写写上访材料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纯粹是为了给父老乡亲帮忙而“友情出演”，一开始并没想过要把自己搅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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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官”们看到羊群里跑出这么一头骆驼，也有点儿吃不准。如果真把他当成上访村民、当成“内人”打理，那就没啥好说的，就算抱着法律当挡箭牌也护不了他，七八个人还带不走他？弄去办几天学习班，教育、罚款加上“躲猫猫”，大部分人出来以后就老实了。只不过听说他在外面读了大学，还是什么律师，不清楚他到底什么来头，所以一开始也就没有下定决心非办他不可——最好是吓唬吓唬，让这个不知深浅的小子赶紧走人，别在这里趟浑水……不管怎么说吧，打击的结果适得其反：“别人的事”变成了杨云标“自己的事”——“你明明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在自己的家里好好地睡着觉，居然有派出所的人把你的门踢开，要抓人。这样的恐惧，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越是这样，这事情我越是非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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