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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没有想到，这次回乡改变了杨云标，他从此留在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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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前后，农民负担高得离谱，当地一个人一年要交三四百块，村干部催问逼要，动不动就打骂关押村民。亲戚朋友串门的时候说起来，杨云标一开始不敢相信，还惊异地追问：“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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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是学法律的，明明白白知道这些事情不合法，觉得只是村干部出了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困难。他在考试结束后，代村民写了上访的资料，反映“乡村干部加重农民税费负担，工作作风恶劣”，按照信访程序寄给了阜阳市颍州区纪委、监察局和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他懂法律啊，什么事情该找哪一头，门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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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打算考完了试，给别人帮完这个忙，就要收拾收拾回西安的——家乡已经变成这副样子，永远都不要回来的才好——没有想到，一连串的打击恫吓直冲着杨云标就过来了。11月3日，乡信访办主任上门，他来，不是为了核查上访信反映的问题，而是要查查这个写了信访材料的人有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有什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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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办主任之后，是深夜不期而至的乡村两级干部拜访团，接着是派出所联防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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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杨云标是个什么样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以为激情与梦想，自由与正义可以改变世界的年轻人”——25岁的文学青年，一肚子豪情壮志、人生理想正愁找不到地方挥洒呢，打击来得越猛烈、越迅速，他的回应也就越坚定、越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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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给信访主任留面子，叫来了自己调查过的村民：“是真是假你一问就知道了。”他在声称要带走自己的乡村干部面前也没有服软：“我是学法律的，蒙不住，想带我走，要出示有关证件，证明你们是在依法执行公务。”对派出所来人，他就更清楚了，把什么情况之下才用暂住证说得头头是道，让他们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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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杨云标自己和“官”一方，对他的身份认知都有些含糊，都不清楚他到底是谁，是村子里的“内人”还是“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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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对杨云标来说，这是一件“别人的事”。他差不多已经是个城里人了，将来做了律师，就成了真正的城里人。人往高处走，父母也盼着他能这样。而且，对他来说，写写上访材料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纯粹是为了给父老乡亲帮忙而“友情出演”，一开始并没想过要把自己搅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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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官”们看到羊群里跑出这么一头骆驼，也有点儿吃不准。如果真把他当成上访村民、当成“内人”打理，那就没啥好说的，就算抱着法律当挡箭牌也护不了他，七八个人还带不走他？弄去办几天学习班，教育、罚款加上“躲猫猫”，大部分人出来以后就老实了。只不过听说他在外面读了大学，还是什么律师，不清楚他到底什么来头，所以一开始也就没有下定决心非办他不可——最好是吓唬吓唬，让这个不知深浅的小子赶紧走人，别在这里趟浑水……不管怎么说吧，打击的结果适得其反：“别人的事”变成了杨云标“自己的事”——“你明明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在自己的家里好好地睡着觉，居然有派出所的人把你的门踢开，要抓人。这样的恐惧，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越是这样，这事情我越是非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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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第二天就奔颍州区讨说法，找的是信访办和公检法：“本来乡村干部工作作风恶劣确实没有落在我身上，但打击报复举报人可千真万确是冲着我来的。”杨云标觉得法和理全都在自己这一边：“如果不处理，我就要去省里反映。”这下好了，区信访办主任说得更不含糊：“如果你要去省里反映，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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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噢，杨云标有点儿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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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当口，对杨云标个人来说，他还是有路可退的，赶紧收拾东西回西安，就当在老家做了一场梦。但是涌进小院的人把他的退路堵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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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下去了要上访，上访就没有好果子吃，但杨云标却当了一回例外，乡村干部奈他莫何，派出所也带不走他，独闯县衙上访办居然能全须全尾地回来。一时间杨云标声名鹊起，家里挤满了人，有诉苦的，有取经的，有求助的，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甚至还有外县外省的。有人是自己走着来的，有人是躺在板车上被拖来的，还有人在院外就跪下了……最多的时候，杨家没有围墙的小院里曾经挤进了三十多个人。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话要说，都有一段长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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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个村子，也不是一个县，无数个这样的故事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年轻的杨云标开始失眠，一把一把地掉头发。看他25岁前的照片，与现在判若两人，那时候的杨云标有一头浓密的头发，现在他稀疏的发际线已经越过脑门并继续向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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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留在了村子里，但保留了一个城里人的习惯——每天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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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下大雨，杨云标每天都会早早起床跑步，跑到田里，再迎着太阳跑回来。跑跑步出出汗，能帮他打起精神，摆脱压在心头的坏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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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老上访”唐殿林是来取经的，他们成了上访的拍档。1999年秋天，唐殿林卖掉了栏里的猪，和杨云标一起进京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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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跑到北京去告御状的。他们想讨个说法的事情说小不小，一桩一桩的冤屈，一件一件的不平，有唐殿林自己的，还有村子里其他人的，全村几十人几百人都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大事。但是，事情说大也不大，收支账目不清，村干部乱关乱打，有关部门随便派人查一查，把问题搞搞清楚，就得了。但是，他们写了数不清的上访信，收信的地址从国务院到省市区各级相关部门，但都石沉大海。越没有回复就越要访，而越上访，在村子里的处境就越差，没办法，只能逼着他们再往高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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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已经是最高的地方，天子脚下。他们住在远郊二十块钱一天的小旅馆里，每天一早搭车进城，国家信访局、农业部信访室、中纪委信访室、公安部信访室……差不多的高门台、小窗口，排着差不多的长队，终于排到了，收下材料登记个名字：“好了，下一个。”工作人员的脸色跟邮筒差不多，这样收下的信，和投进邮筒里的，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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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风可真冷啊，杨云标对那个秋天最明显的印象是“冷”。这个走投无路的年轻人在北京越来越冷的风里徘徊了很久。他身上揣着一块牌子，但一直没有掏出来。那块牌子上写了六个字——“安徽农民告官”。“告官”，是他的诉求，“农民”，是对自己的身份的认定。本来，他还有的选，这块牌子一亮出来，就没得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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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都把跳出农门叫成是“跳龙门”，传说中鲤鱼跳龙门，在跳过去的那一刻一定不能回头，一回头就会被打回原形。杨云标已经快要跳过去了，再摆一摆尾巴就可以跳出农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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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碰壁的杨云标最后还是掏出了那块牌子。两分钟后，作为“上访农民”被警察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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