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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跑到北京去告御状的。他们想讨个说法的事情说小不小，一桩一桩的冤屈，一件一件的不平，有唐殿林自己的，还有村子里其他人的，全村几十人几百人都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大事。但是，事情说大也不大，收支账目不清，村干部乱关乱打，有关部门随便派人查一查，把问题搞搞清楚，就得了。但是，他们写了数不清的上访信，收信的地址从国务院到省市区各级相关部门，但都石沉大海。越没有回复就越要访，而越上访，在村子里的处境就越差，没办法，只能逼着他们再往高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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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已经是最高的地方，天子脚下。他们住在远郊二十块钱一天的小旅馆里，每天一早搭车进城，国家信访局、农业部信访室、中纪委信访室、公安部信访室……差不多的高门台、小窗口，排着差不多的长队，终于排到了，收下材料登记个名字：“好了，下一个。”工作人员的脸色跟邮筒差不多，这样收下的信，和投进邮筒里的，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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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风可真冷啊，杨云标对那个秋天最明显的印象是“冷”。这个走投无路的年轻人在北京越来越冷的风里徘徊了很久。他身上揣着一块牌子，但一直没有掏出来。那块牌子上写了六个字——“安徽农民告官”。“告官”，是他的诉求，“农民”，是对自己的身份的认定。本来，他还有的选，这块牌子一亮出来，就没得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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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都把跳出农门叫成是“跳龙门”，传说中鲤鱼跳龙门，在跳过去的那一刻一定不能回头，一回头就会被打回原形。杨云标已经快要跳过去了，再摆一摆尾巴就可以跳出农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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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碰壁的杨云标最后还是掏出了那块牌子。两分钟后，作为“上访农民”被警察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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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成立维权协会，在官和民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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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上访的人一样，杨云标很快被他老家的人领了回去。进京去领杨云标的乡镇干部当时表示一定认真调查解决问题，说得千好万好。虽然回去之后迅速变脸，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但这至少让杨云标看到了，进北京、上广场，还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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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再去北京！这回再去就不一样了，不能再卖唐殿林的猪——他已经没猪可卖了。杨云标和唐殿林在村子里走家串户，请大家签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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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小一直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跟所有的人都认识，但也只是认识而已。平时生活压力、人情往来都有父母罩着，再加上这些年一直在外求学、工作，对文青杨云标来说，乡村被赋予了一种田园诗般的想象，对于乡村来说，他差不多就是个“外人”。虽然杨云标晓得不同家庭、家族之间的亲属关系，也不难探问到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是非，但这只是了解乡村的第一层。要想进入到关系缠绕、恩怨纠扯的乡村内部，而且年纪轻轻的他还要“代表大家”去上访，要面对的就是：在这个熟人社会、长者社会里，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如何赢得信任，争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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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殿林一直生活在村子里，早年当过村干部，人很正直，不管是原来当村干部还是现在上访，都是大家信得过的人。他和杨云标一起去敲各家各户的门，唐殿林话不多，但他是身旁这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深入村庄的中介。杨云标一家一户、叔叔婶子大爷大娘一个一个掰开揉碎了地说，同样的内容说了几百遍，收集到三百多个人按了红手印的签名，还有一千多元钱集资——最多的一户出了二十块，一个平时连盐都买不起的妇女也出了两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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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村串户的过程，让这个已经渐渐走远的准城里人又走回到这片土地。在这个“回归”乡村的过程中，杨云标也在历练，在成长。他在这个靠道德标准建立信任的熟人社会里，作为一个重回村庄的外来人，逐渐赢得信任；在传统村庄治理靠人生经验积累权威的长者社会里，作为一个年轻人，让维权骨干——那些平均年龄五六十岁的老人家接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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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杨云标成了一个“全职上访农民”。平时在村子里的时候，他做的事情就是走村串户，在家里接待来访人员，写上访信，以平均十天一封的频率寄向不同部门，然后就是一遍一遍绕过围追堵截去北京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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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写信，写信、上访，连成了一个无穷无尽的环，杨云标觉得自己越来越愤怒、状态越来越危险，就像在旋涡里越陷越深。他先后四次进京上访，接触过经年累月的老上访，越来越理解那些上访遇挫的人，能够体会到内心深处生出的绝望和外加的恐惧累加起来，是可以把人摧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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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并没有成为农民，但他开始了解“农民”，他既是身在其中的人，又是旁观者，看到了熟人社会里农民的勇气和怯懦，也懂得他们的爆发和极端，开始了解他们中间沉默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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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到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接触到的不公越来越多，杨云标分析：“村干部虽然只有五个人，可为什么就能管你两千个？人家有明确的分工，是一个整体。相对于高度组织化的村干部，老百姓就是一盘散沙，欺负你的时候他不说话，欺负他的时候你不说话，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很容易把全村的人都挨个欺负一遍。单个老百姓对付村干部不容易，个人反抗的成本太高了，但如果大家抱起团来，就会不一样。”他建议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大，我们成立一个维权协会吧，不仅给自己维权，也可以帮到其他的乡亲。”对这个提议的回答是一片沉寂，年轻的杨云标以为他已经走入，其实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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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骨干大多数是前村干部和曾经在外工作的退休老干部，他们有正义感，也晓得政府的底线，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也有原本就桀骜不驯的“刺儿头”，动不动就抻胳膊撸袖子敢把天捅个窟窿；还有的人实在是被逼到无路可走——不管怎么说，农民本质上还是怕“官”的。上访，是不得不访，因为实实在在侵害到自己，明明知道“官”不高兴也得做。虽然上访抗官，但大家都还是很在意“官”方的态度（甚至是揣度“官”方的感受），担心访民抱团会触怒了官。一听到要成立什么“维权协会”，那些群情激奋，要一起告官的人一下又做回到沉默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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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的提议就像官方在访民面前的承诺一样，不了了之，生活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在上访、写信和写信、上访之间循环。帮助杨云标走出循环的，是官方的一次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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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杨云标的上访信被一位副省长批示，安徽省委督察室派出的督察组会同市、区有关部门的人员突然来到三合镇。颍州区从来没有过省督察组“空降”的先例，此举非同小可。几个月后，南塘村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被查明共挪用贪污七万多元，被集体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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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传言，说省长本来要撤乡党委书记的职，但最后变成了记过警告。但不管怎么说，副省长的指示是杨云标上访两年来最大最明显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让一旁观望的乡亲们觉得杨云标告御状见效了，是光明正大被青天认可的事儿，没什么可怕的。杨云标再提成立维权协会，很自然地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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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年轻的杨云标上了一课，想进入村庄，不是有自己的个人愿望就能行的；想在村庄确立自己的位置，也不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那么简单的逻辑。在这场“官”和“民”的博弈中，确立了杨云标在村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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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7日，七个村近三十位维权骨干聚在杨云标家的小院里，通过了“三合农民维权协会章程”。根据章程，他们的维权行动严格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理性维权、科学致富、文化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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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维权”被放在最前面，当时也没有想清楚到底怎么在维权过程中做到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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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协会成立后第一次联合行动，是因为国家发给农民的补贴被乡村两级扣留。在当时，扣钱是常事，农民上访也是常事，但派员处理就很少有了。这一次，农民维权协会对口反映到区税改办，税改办很快下来调查，本来是挺好的事。派下来的人到了乡政府就不再往下走是常态，跟乡里的人一起吃饭喝酒联络感情也是常态，最后的结果不用想也知道，事情不了了之，就算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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