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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杨云标的上访信被一位副省长批示,安徽省委督察室派出的督察组会同市、区有关部门的人员突然来到三合镇。颍州区从来没有过省督察组“空降”的先例,此举非同小可。几个月后,南塘村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被查明共挪用贪污七万多元,被集体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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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传言,说省长本来要撤乡党委书记的职,但最后变成了记过警告。但不管怎么说,副省长的指示是杨云标上访两年来最大最明显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让一旁观望的乡亲们觉得杨云标告御状见效了,是光明正大被青天认可的事儿,没什么可怕的。杨云标再提成立维权协会,很自然地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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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年轻的杨云标上了一课,想进入村庄,不是有自己的个人愿望就能行的;想在村庄确立自己的位置,也不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那么简单的逻辑。在这场“官”和“民”的博弈中,确立了杨云标在村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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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7日,七个村近三十位维权骨干聚在杨云标家的小院里,通过了“三合农民维权协会章程”。根据章程,他们的维权行动严格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理性维权、科学致富、文化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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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维权”被放在最前面,当时也没有想清楚到底怎么在维权过程中做到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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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协会成立后第一次联合行动,是因为国家发给农民的补贴被乡村两级扣留。在当时,扣钱是常事,农民上访也是常事,但派员处理就很少有了。这一次,农民维权协会对口反映到区税改办,税改办很快下来调查,本来是挺好的事。派下来的人到了乡政府就不再往下走是常态,跟乡里的人一起吃饭喝酒联络感情也是常态,最后的结果不用想也知道,事情不了了之,就算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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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回,维权协会不干了,组织了五个村的八十多位村民去阜阳市上访,事先确定了标语、要求和行动策略。将八十多人分了两个梯队,明确了不同的分工。区里、乡里的领导赶过去,没用:已经跟你们反映了,你们没作为嘛。最后是市信访局局长和市委副秘书长与维权协会谈判,乡党委书记要求参加,被维权协会拒绝:告的就是乡党委,你怎么能参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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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集体上访的过程一波三折,险情迭出,杨云标用他勇气、智慧,巩固了父老乡亲对他的信任,确立了自己在这个群体中的威信。这其实并不只是维权协会内部的事,是在“官”和“民”的关系之间的一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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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协会让上访农民抱在一起,维权的成本降低了,效果放大了,也让来自官方的压力减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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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维权的乡亲们看到了效果,内心的绝望就会减轻。两相作用的结果是参与维权的人会松弛很多,农民高兴了:组织起来力量大。杨云标安心了:组织起来不仅力量大,还能实现理性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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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虽然维权协会增加了对“官”一方的压力,但事实上也成了一种沟通渠道,成为释放压力与积怨的途径。上访农民的事情“闹上去”的层面越来越低,只要是维权协会反映的情况,到了颍州区有关部门就会有回应,甚至用不着到区政府一级,再也没有进京告御状上天安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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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南塘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唐殿林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杨云标被选为村会计兼文书。对农民维权协会来说,这是一种标志性的转变,从“在野”到“执政”;而对杨云标来说,投向他的这些选票标志着,他终于真正地进入村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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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第三部门,官和民之间的第三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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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接纳了杨云标,但他并没有真正接纳乡村。一则,他只是被情势一步一步推到了现在,他并没有想过要真的回乡当农民;二则,即使像现在,当维权协会的乡亲说自己“胜利”了的时候,他并没有同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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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村支书,得势时为所欲为,在高音喇叭里哂笑交不上钱的村民:“人家咋混的,你咋混的?”后来因为维权村民上访,他被撤职。做回普通村民后,因为经营不善生活贫困,受过气的村民以牙还牙,特意用他自己的话、用同样的语气去反问他:“人家咋混的,你咋混的?”这样的事情没有让杨云标觉得解气,而是纠结痛心。旧有的宗族纠纷人事恩怨,加上村干部与少数获益村民与维权的斗争,把乡村扯得支离破碎,但这里本来是亲情社会、熟人社会,你和我、我和他,打断了骨头连着筋,你的痛七传八传还会传到我的身上,永远这样怨恨下去,冤冤相报何时了?投身维权,是因为“不能让自己的心越来越冷漠,面对苦难无所谓”,而当他越来越深地“浸入”乡村之后,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苦难不仅在自己身上,自己的“对手”也有,认识到村庄政治并不只有是非黑白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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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协会的出路在哪里?我自己接下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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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一直在犹疑,是不是继续留在村子里,犹疑的结果是,2002年8月,他决定离开家:回西安静心读书备考——还是安安心心当自己的律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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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头一回有记者走进南塘,走进杨云标的小院,要采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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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曾经把维权协会事情写下来寄给了《南方周末》,他的信被一位副主编看到,而且很感兴趣——农民维权不稀奇,但成立维权协会有组织地维权却头回听说。但这题材有一定敏感性,而且报纸的关注点也不在农村,于是就转给了自己在《中国农村》杂志社的朋友,记者来到南塘,却没找到杨云标。等杨云标得到家人的消息打回电话的时候,记者已经回北京了:“将来有机会来北京的时候一起聊聊吧。”杨云标立即就说:“能不能我去北京找你?”记者一开始还有些犹豫,毕竟吃住路费都要花钱的,不用想都知道,杨云标的经济情况不好。但他顾不得这些,一定要去,而且是立即去——从1998年到现在,四年了!他和维权协会一直是孤军奋战,闷都要闷死啦。现在终于有一个人愿意听自己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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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跑到北京去找记者,并通过他认识了关注农村问题的党国英,党国英介绍他去找李昌平,他赶过去,但没有见到李昌平,就跟他的同事做了交流,留下电话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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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孤军奋战的杨云标算是“找到了组织”。当时,李昌平在“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领导下的《中国改革》杂志社任职,那里聚集了一批关注农村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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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李昌平的同事刘老石就开始跟他联系,并邀请他参加年底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乡村建设论坛”。在这次由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和香港亚洲交流中心组织的学术论坛上,杨云标是唯一一个上台发言的农民代表。会上,有位香港学者说:“一个社区的人生活得好不好,不看房屋,不看穿着,一看人的面孔就知道——是不是微笑的?”这句话让杨云标大受震动,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的村庄,想到了维权协会的乡亲们。维权协会是一个在外界的打击和压力下团结在一起的群体,他们的斗争明显改变了乡镇基层政府随意欺负农民的状况,他们有斗争有胜利,有奉献有付出,但是,他们没有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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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会议上,汇集了全国众多的农民维权组织,提出“转型建设农村文化与经济,从哭着维权到笑着乡建”,为杨云标苦苦思索的社区分裂问题找到了一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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