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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杨云标的上访信被一位副省长批示，安徽省委督察室派出的督察组会同市、区有关部门的人员突然来到三合镇。颍州区从来没有过省督察组“空降”的先例，此举非同小可。几个月后，南塘村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被查明共挪用贪污七万多元，被集体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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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传言，说省长本来要撤乡党委书记的职，但最后变成了记过警告。但不管怎么说，副省长的指示是杨云标上访两年来最大最明显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让一旁观望的乡亲们觉得杨云标告御状见效了，是光明正大被青天认可的事儿，没什么可怕的。杨云标再提成立维权协会，很自然地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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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年轻的杨云标上了一课，想进入村庄，不是有自己的个人愿望就能行的；想在村庄确立自己的位置，也不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那么简单的逻辑。在这场“官”和“民”的博弈中，确立了杨云标在村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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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7日，七个村近三十位维权骨干聚在杨云标家的小院里，通过了“三合农民维权协会章程”。根据章程，他们的维权行动严格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理性维权、科学致富、文化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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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维权”被放在最前面，当时也没有想清楚到底怎么在维权过程中做到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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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协会成立后第一次联合行动，是因为国家发给农民的补贴被乡村两级扣留。在当时，扣钱是常事，农民上访也是常事，但派员处理就很少有了。这一次，农民维权协会对口反映到区税改办，税改办很快下来调查，本来是挺好的事。派下来的人到了乡政府就不再往下走是常态，跟乡里的人一起吃饭喝酒联络感情也是常态，最后的结果不用想也知道，事情不了了之，就算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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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回，维权协会不干了，组织了五个村的八十多位村民去阜阳市上访，事先确定了标语、要求和行动策略。将八十多人分了两个梯队，明确了不同的分工。区里、乡里的领导赶过去，没用：已经跟你们反映了，你们没作为嘛。最后是市信访局局长和市委副秘书长与维权协会谈判，乡党委书记要求参加，被维权协会拒绝：告的就是乡党委，你怎么能参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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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集体上访的过程一波三折，险情迭出，杨云标用他勇气、智慧，巩固了父老乡亲对他的信任，确立了自己在这个群体中的威信。这其实并不只是维权协会内部的事，是在“官”和“民”的关系之间的一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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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协会让上访农民抱在一起，维权的成本降低了，效果放大了，也让来自官方的压力减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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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维权的乡亲们看到了效果，内心的绝望就会减轻。两相作用的结果是参与维权的人会松弛很多，农民高兴了：组织起来力量大。杨云标安心了：组织起来不仅力量大，还能实现理性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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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虽然维权协会增加了对“官”一方的压力，但事实上也成了一种沟通渠道，成为释放压力与积怨的途径。上访农民的事情“闹上去”的层面越来越低，只要是维权协会反映的情况，到了颍州区有关部门就会有回应，甚至用不着到区政府一级，再也没有进京告御状上天安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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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南塘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唐殿林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杨云标被选为村会计兼文书。对农民维权协会来说，这是一种标志性的转变，从“在野”到“执政”；而对杨云标来说，投向他的这些选票标志着，他终于真正地进入村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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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第三部门，官和民之间的第三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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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接纳了杨云标，但他并没有真正接纳乡村。一则，他只是被情势一步一步推到了现在，他并没有想过要真的回乡当农民；二则，即使像现在，当维权协会的乡亲说自己“胜利”了的时候，他并没有同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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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村支书，得势时为所欲为，在高音喇叭里哂笑交不上钱的村民：“人家咋混的，你咋混的？”后来因为维权村民上访，他被撤职。做回普通村民后，因为经营不善生活贫困，受过气的村民以牙还牙，特意用他自己的话、用同样的语气去反问他：“人家咋混的，你咋混的？”这样的事情没有让杨云标觉得解气，而是纠结痛心。旧有的宗族纠纷人事恩怨，加上村干部与少数获益村民与维权的斗争，把乡村扯得支离破碎，但这里本来是亲情社会、熟人社会，你和我、我和他，打断了骨头连着筋，你的痛七传八传还会传到我的身上，永远这样怨恨下去，冤冤相报何时了？投身维权，是因为“不能让自己的心越来越冷漠，面对苦难无所谓”，而当他越来越深地“浸入”乡村之后，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苦难不仅在自己身上，自己的“对手”也有，认识到村庄政治并不只有是非黑白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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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协会的出路在哪里？我自己接下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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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一直在犹疑，是不是继续留在村子里，犹疑的结果是，2002年8月，他决定离开家：回西安静心读书备考——还是安安心心当自己的律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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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头一回有记者走进南塘，走进杨云标的小院，要采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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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曾经把维权协会事情写下来寄给了《南方周末》，他的信被一位副主编看到，而且很感兴趣——农民维权不稀奇，但成立维权协会有组织地维权却头回听说。但这题材有一定敏感性，而且报纸的关注点也不在农村，于是就转给了自己在《中国农村》杂志社的朋友，记者来到南塘，却没找到杨云标。等杨云标得到家人的消息打回电话的时候，记者已经回北京了：“将来有机会来北京的时候一起聊聊吧。”杨云标立即就说：“能不能我去北京找你？”记者一开始还有些犹豫，毕竟吃住路费都要花钱的，不用想都知道，杨云标的经济情况不好。但他顾不得这些，一定要去，而且是立即去——从1998年到现在，四年了！他和维权协会一直是孤军奋战，闷都要闷死啦。现在终于有一个人愿意听自己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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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跑到北京去找记者，并通过他认识了关注农村问题的党国英，党国英介绍他去找李昌平，他赶过去，但没有见到李昌平，就跟他的同事做了交流，留下电话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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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孤军奋战的杨云标算是“找到了组织”。当时，李昌平在“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领导下的《中国改革》杂志社任职，那里聚集了一批关注农村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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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李昌平的同事刘老石就开始跟他联系，并邀请他参加年底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乡村建设论坛”。在这次由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和香港亚洲交流中心组织的学术论坛上，杨云标是唯一一个上台发言的农民代表。会上，有位香港学者说：“一个社区的人生活得好不好，不看房屋，不看穿着，一看人的面孔就知道——是不是微笑的？”这句话让杨云标大受震动，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的村庄，想到了维权协会的乡亲们。维权协会是一个在外界的打击和压力下团结在一起的群体，他们的斗争明显改变了乡镇基层政府随意欺负农民的状况，他们有斗争有胜利，有奉献有付出，但是，他们没有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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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会议上，汇集了全国众多的农民维权组织，提出“转型建设农村文化与经济，从哭着维权到笑着乡建”，为杨云标苦苦思索的社区分裂问题找到了一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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