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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集体上访的过程一波三折，险情迭出，杨云标用他勇气、智慧，巩固了父老乡亲对他的信任，确立了自己在这个群体中的威信。这其实并不只是维权协会内部的事，是在“官”和“民”的关系之间的一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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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协会让上访农民抱在一起，维权的成本降低了，效果放大了，也让来自官方的压力减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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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维权的乡亲们看到了效果，内心的绝望就会减轻。两相作用的结果是参与维权的人会松弛很多，农民高兴了：组织起来力量大。杨云标安心了：组织起来不仅力量大，还能实现理性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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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虽然维权协会增加了对“官”一方的压力，但事实上也成了一种沟通渠道，成为释放压力与积怨的途径。上访农民的事情“闹上去”的层面越来越低，只要是维权协会反映的情况，到了颍州区有关部门就会有回应，甚至用不着到区政府一级，再也没有进京告御状上天安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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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南塘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唐殿林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杨云标被选为村会计兼文书。对农民维权协会来说，这是一种标志性的转变，从“在野”到“执政”；而对杨云标来说，投向他的这些选票标志着，他终于真正地进入村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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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第三部门，官和民之间的第三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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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接纳了杨云标，但他并没有真正接纳乡村。一则，他只是被情势一步一步推到了现在，他并没有想过要真的回乡当农民；二则，即使像现在，当维权协会的乡亲说自己“胜利”了的时候，他并没有同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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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村支书，得势时为所欲为，在高音喇叭里哂笑交不上钱的村民：“人家咋混的，你咋混的？”后来因为维权村民上访，他被撤职。做回普通村民后，因为经营不善生活贫困，受过气的村民以牙还牙，特意用他自己的话、用同样的语气去反问他：“人家咋混的，你咋混的？”这样的事情没有让杨云标觉得解气，而是纠结痛心。旧有的宗族纠纷人事恩怨，加上村干部与少数获益村民与维权的斗争，把乡村扯得支离破碎，但这里本来是亲情社会、熟人社会，你和我、我和他，打断了骨头连着筋，你的痛七传八传还会传到我的身上，永远这样怨恨下去，冤冤相报何时了？投身维权，是因为“不能让自己的心越来越冷漠，面对苦难无所谓”，而当他越来越深地“浸入”乡村之后，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苦难不仅在自己身上，自己的“对手”也有，认识到村庄政治并不只有是非黑白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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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协会的出路在哪里？我自己接下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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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一直在犹疑，是不是继续留在村子里，犹疑的结果是，2002年8月，他决定离开家：回西安静心读书备考——还是安安心心当自己的律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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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头一回有记者走进南塘，走进杨云标的小院，要采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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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曾经把维权协会事情写下来寄给了《南方周末》，他的信被一位副主编看到，而且很感兴趣——农民维权不稀奇，但成立维权协会有组织地维权却头回听说。但这题材有一定敏感性，而且报纸的关注点也不在农村，于是就转给了自己在《中国农村》杂志社的朋友，记者来到南塘，却没找到杨云标。等杨云标得到家人的消息打回电话的时候，记者已经回北京了：“将来有机会来北京的时候一起聊聊吧。”杨云标立即就说：“能不能我去北京找你？”记者一开始还有些犹豫，毕竟吃住路费都要花钱的，不用想都知道，杨云标的经济情况不好。但他顾不得这些，一定要去，而且是立即去——从1998年到现在，四年了！他和维权协会一直是孤军奋战，闷都要闷死啦。现在终于有一个人愿意听自己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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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跑到北京去找记者，并通过他认识了关注农村问题的党国英，党国英介绍他去找李昌平，他赶过去，但没有见到李昌平，就跟他的同事做了交流，留下电话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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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孤军奋战的杨云标算是“找到了组织”。当时，李昌平在“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领导下的《中国改革》杂志社任职，那里聚集了一批关注农村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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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李昌平的同事刘老石就开始跟他联系，并邀请他参加年底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乡村建设论坛”。在这次由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和香港亚洲交流中心组织的学术论坛上，杨云标是唯一一个上台发言的农民代表。会上，有位香港学者说：“一个社区的人生活得好不好，不看房屋，不看穿着，一看人的面孔就知道——是不是微笑的？”这句话让杨云标大受震动，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的村庄，想到了维权协会的乡亲们。维权协会是一个在外界的打击和压力下团结在一起的群体，他们的斗争明显改变了乡镇基层政府随意欺负农民的状况，他们有斗争有胜利，有奉献有付出，但是，他们没有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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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会议上，汇集了全国众多的农民维权组织，提出“转型建设农村文化与经济，从哭着维权到笑着乡建”，为杨云标苦苦思索的社区分裂问题找到了一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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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央政策的改变，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减轻了，当地政府也渐渐发生改变。不维权了我们做什么？杨云标回到家乡，在维权协会里提出“以文艺促进参与、以参与促进合作、以合作促进发展”，试图开展一些文艺活动来提高乡亲们的参与程度。但口号好提事难做，维权协会的骨干很少赞同。有人提醒杨云标：咱们可不能“变修”啊。有人干脆愤然离去：这是向欺压农民的官老爷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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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杨云标再一次走出困局的，是NGO，是外来的大学生支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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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杨云标联系比较多的是李昌平的同事刘老石，他一直在推动大学生支农活动，2003年7月，派来了一支二十多人的大学生支农队。这些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大学生睡在杨云标家的院子里，一待就是一个月。他们走村串巷、唱歌跳舞，发动文艺骨干，做过一次上千村民参加的大联欢，还到附近村子里去演出。他们每到一处，不仅表演文艺节目，还讲法律，吸引了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参加。杨云标在每次演出结束后都要发表演讲，使维权协会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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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大学生住在我们乡下，吃不好喝不好，帮我们发动文艺队，人家图啥？”一方面看到了文艺活动对维权协会的宣传效果，更重要的是：原来持不同意见的维权骨干被感动了。农村人爱面子、讲礼数——总不好驳人家大学生、大学老师的面子吧。乡村内部，千丝万缕的关系相互缠绕，牵牵绊绊，内部分歧很容易陷入僵局，这时候，外来者就有优势了。他们是外人、“第三者”，与村庄没有渊源，没有利益关系，僵持状态里，如果有外来力量推动一下，大家就比较容易顺着推动的方向走。骨干们不再继续反对，志愿者和媒体的朋友捐了三千多块钱，乡亲们又自己筹集了两千多块，置办了一些必需的东西，文艺宣传队正式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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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队的成功，不仅推动了其他维权骨干的转变，也让杨云标看到了文艺活动和乡村建设的力量。维权协会的转型，就这么开始了。2003年成立了老人协会，2004年成立了兴农合作社，开始了乡村综合发展的实践，目前兴农合作社的主要组织有：老年人协会、妇女文艺队、留守儿童中心、农资统购统销、资金互助会、酿酒坊、沼气工程服务队。到2007年，有四百多户入股社员，覆盖两个乡五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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