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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曾经把维权协会事情写下来寄给了《南方周末》，他的信被一位副主编看到，而且很感兴趣——农民维权不稀奇，但成立维权协会有组织地维权却头回听说。但这题材有一定敏感性，而且报纸的关注点也不在农村，于是就转给了自己在《中国农村》杂志社的朋友，记者来到南塘，却没找到杨云标。等杨云标得到家人的消息打回电话的时候，记者已经回北京了：“将来有机会来北京的时候一起聊聊吧。”杨云标立即就说：“能不能我去北京找你？”记者一开始还有些犹豫，毕竟吃住路费都要花钱的，不用想都知道，杨云标的经济情况不好。但他顾不得这些，一定要去，而且是立即去——从1998年到现在，四年了！他和维权协会一直是孤军奋战，闷都要闷死啦。现在终于有一个人愿意听自己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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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跑到北京去找记者，并通过他认识了关注农村问题的党国英，党国英介绍他去找李昌平，他赶过去，但没有见到李昌平，就跟他的同事做了交流，留下电话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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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孤军奋战的杨云标算是“找到了组织”。当时，李昌平在“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领导下的《中国改革》杂志社任职，那里聚集了一批关注农村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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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李昌平的同事刘老石就开始跟他联系，并邀请他参加年底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乡村建设论坛”。在这次由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和香港亚洲交流中心组织的学术论坛上，杨云标是唯一一个上台发言的农民代表。会上，有位香港学者说：“一个社区的人生活得好不好，不看房屋，不看穿着，一看人的面孔就知道——是不是微笑的？”这句话让杨云标大受震动，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的村庄，想到了维权协会的乡亲们。维权协会是一个在外界的打击和压力下团结在一起的群体，他们的斗争明显改变了乡镇基层政府随意欺负农民的状况，他们有斗争有胜利，有奉献有付出，但是，他们没有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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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会议上，汇集了全国众多的农民维权组织，提出“转型建设农村文化与经济，从哭着维权到笑着乡建”，为杨云标苦苦思索的社区分裂问题找到了一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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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央政策的改变，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减轻了，当地政府也渐渐发生改变。不维权了我们做什么？杨云标回到家乡，在维权协会里提出“以文艺促进参与、以参与促进合作、以合作促进发展”，试图开展一些文艺活动来提高乡亲们的参与程度。但口号好提事难做，维权协会的骨干很少赞同。有人提醒杨云标：咱们可不能“变修”啊。有人干脆愤然离去：这是向欺压农民的官老爷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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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杨云标再一次走出困局的，是NGO，是外来的大学生支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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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杨云标联系比较多的是李昌平的同事刘老石，他一直在推动大学生支农活动，2003年7月，派来了一支二十多人的大学生支农队。这些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大学生睡在杨云标家的院子里，一待就是一个月。他们走村串巷、唱歌跳舞，发动文艺骨干，做过一次上千村民参加的大联欢，还到附近村子里去演出。他们每到一处，不仅表演文艺节目，还讲法律，吸引了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参加。杨云标在每次演出结束后都要发表演讲，使维权协会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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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大学生住在我们乡下，吃不好喝不好，帮我们发动文艺队，人家图啥？”一方面看到了文艺活动对维权协会的宣传效果，更重要的是：原来持不同意见的维权骨干被感动了。农村人爱面子、讲礼数——总不好驳人家大学生、大学老师的面子吧。乡村内部，千丝万缕的关系相互缠绕，牵牵绊绊，内部分歧很容易陷入僵局，这时候，外来者就有优势了。他们是外人、“第三者”，与村庄没有渊源，没有利益关系，僵持状态里，如果有外来力量推动一下，大家就比较容易顺着推动的方向走。骨干们不再继续反对，志愿者和媒体的朋友捐了三千多块钱，乡亲们又自己筹集了两千多块，置办了一些必需的东西，文艺宣传队正式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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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队的成功，不仅推动了其他维权骨干的转变，也让杨云标看到了文艺活动和乡村建设的力量。维权协会的转型，就这么开始了。2003年成立了老人协会，2004年成立了兴农合作社，开始了乡村综合发展的实践，目前兴农合作社的主要组织有：老年人协会、妇女文艺队、留守儿童中心、农资统购统销、资金互助会、酿酒坊、沼气工程服务队。到2007年，有四百多户入股社员，覆盖两个乡五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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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我的团长我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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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进京参加中国乡村建设论坛，是杨云标走出去的起点，从那以后，他先后受邀参加2005年“公民社会国际论坛”、2005年德国前总理史密特“中国问题”私人讨论会、2009年香港社会运动电影节、2010年台湾社会运动年会、2011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青年领袖论坛（北京会议）。还被传媒评为这样那样的年度人物：“2005年年度公益人物”、“2008年年度合作经济人物”、“2011年未来力量人物”，杨云标成了“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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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塘村也成了“名村”，2003年大学生支农队进村，是外界走进来的开头，从那时候起，原本寂静的南塘村热闹起来，天南地北的大学生、中外专家纷至沓来，村里先后接待了北京、天津、上海、合肥、山东、南京、武汉等三十多个大学生支农社团调研，接待近千人次农民朋友自费访问。还有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乡建中心、国际小母牛组织、世界宣明会、香港乐施会、行动援助、英国救助儿童会、中国滋根等十多家机构来访交流。在阜阳白宫、艾滋毒针和大头娃娃之前，这里就吸引了国内外各路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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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当地政府对杨云标和南塘，有个“三不”政策：不宣传、不支持、不反对。合作社里有人对“不宣传、不支持”有些愤愤，杨云标却不这么看：“不反对，这是多么重要的一句话啊！”——这个额发全部下岗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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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成熟起来的杨云标和合作伙伴利用媒体和外界的资源优势，为合作社争取空间，争取资源。赵王村一个叫杨震的孩子得了脊髓炎瘫在床上，都说治不了，母亲为此离家出走，在家陪伴他的哥哥精神崩溃，合作社爱心互助会帮他联系资源去北京看病，媒体的朋友还发动捐款，找到全国有名的专家给他免费治疗做手术，还给他的哥哥介绍了在乡村建设中心学习的机会。这些事情感动了一个维权协会早先的“对手”——他是杨震同村同族的长辈，原来是赵王村村长，因为维权会维权被撤职，本来一直耿耿于怀。合作社做的事情感动了他也吸引着他，现在他主动要求加入合作社，还在本村动员了十几户人加入，成立了合作社的第十六个互助组。后来，有不少村庄的现任村干部也在自己村里组织一部分村民形成互助组申请加入合作社——想借合作社的信用，带动大家搞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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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从维权协会转变为兴农合作社，从乡村里的挑战者和反抗性力量，成长为弥合村庄伤口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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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间，合作社也走过了内部的几次分化和分裂，分化出去的力量，有的是“政见不合”，有的是为名，有的是为利。从维权协会一直走到现在的合作社核心骨干，基本上是维权时期的老班底，平均年龄六十多岁，大部分是村子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家，杨云标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人，也是几次选举中一直高票当选的理事长。乡村逻辑是道德至上的，杨云标虽然年轻，但他用勇气、智慧、付出、无私，在父老乡亲们中间树立了一个道德形象；乡村的逻辑又是现实的、趋利的，杨云标用他在外界的关系、社会影响，为当地争取资源，又是“有用”的、不可或缺的。在历次的合作社分化、乡村政治和家族力量的博弈中，集体的领导权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挑战，但杨云标的个人地位一直没有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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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曾经在2007年年底，也就是他重回乡村的第十个年头，提出了精心准备的合作社改革方案。那时候，兴农合作社完全靠社员自筹，建起了三百多平方米的合作社办公楼，社员达到近四百户。人多了，自然需要管理，合作社骨干出现了“官僚化”的倾向，与乡亲们渐渐疏远。成员增加了，但骨干却还是原来的二三十个人，这种治理结构也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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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把数百位社员按照区域就近划分为十一个互助组，每个互助组选举自己的管理委员会，作为自己社区里的发展主体，合作社只对各互助组提供组织发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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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案把理事会、监事会现有的很多权力下放到社区管理委员会，“我们不是被架空了吗？”“我们辛辛苦苦打天下，怎么能让别人空捡胜利果实？”但在会议上，即使明确反对的人，也不会把这种感觉直接说出来，他们不会用降龙十八掌回击杨云标，而是练太极，摆到桌面上的理由，都是丝丝入扣的对村庄现实的分析，绕来绕去隐含了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不行”，但这种反对明明白白在那里，能让你和所有的人都体会得到。更多的人沉默不语，杨云标懂得，这是在用他们的沉默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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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杨云标已在乡村浸淫多年，对乡村逻辑的谙熟，让他早已不再是一个强攻型选手了。对NGO的了解也带来了很多借力打力的可能，可以寻找机会为合作社“松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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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艺队老年协会和资金互助成为常态，发展生产成为人们最明显的需求。当地没有特色农产品，也没有特别的物产和企业，合作社成员又主要是老年人，能够进行养殖项目成为他们努力的方向。恰好专门支持农户养殖项目的国际小母牛组织正在安徽寻找项目。2008年元月，“小母牛”合肥办公室项目人员来到南塘，介绍这个以向农户提供小额贷款推动养殖和社区合作的公益项目。“小母牛”的发展已经有一百多年，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开展工作，进入中国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历史。“小母牛”项目要求申请资助的单位是一个一个的小社区互助组，杨云标再次提出按照村庄划分互助组的分权计划。这一次，方案勉强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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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那个大雪飘飞的季节里走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维权协会的发展经历也是一个乡村里一盘散沙似的农民“黏合”起来的自组织过程，但是，大部分新加入的社员没有早期维权的经验，老骨干们又要一家家做组织启蒙。合作社骨干到了村庄里，跟大爷大妈说“组织建设”，大家都听不懂，于是提出了“三个一”：“一群热心人，成立一个组织，要做一些好事”，什么是一些好事呢？就是要搞好自己的社区环境卫生、自己的社区道路建设、社区文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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