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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先进理论、先进价值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从“一大”起，就采用了一种与中国千百年传统大不相同的开会的方法，请注意这些名词：“一大”全称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是“选举”出来的，会议“表决”通过的东西叫“决议”、“纲领”……所有这些新名词儿，可都是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共产党从哪里借鉴来的这套方法呢？自然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所使用的方法又是怎么来的呢？当然，也不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第一版是1876年印行的，人家第一国际的会议1864年就开过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组织体系的议事规则和美国建国的议事规则，以及其他人类通用议事规则都有一个共同的渊源，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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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享受着这个“果”，却忽略了结出这个果实的“根”，作为一个热爱寻根问底的人，袁天鹏做这样的事是自然而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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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纵身下海之前，袁天鹏曾经对在中国推广议事规则的“市场前景”做过一个分析，认为当今中国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民主法治的发展、公民权利的保障、和谐社会的建设，都迫切需要一套可操作、易于实施、符合现代法治精神、体现公平又有助于提高效率的议事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可以满足这样的需求，可以说是时代的需要。在中国从事议事规则的推广，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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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最强烈的需求来自四个方面：1.享有宪法保护的房产业主的大量增加及业主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提升；2.股份制公司的普及以及广大中小股东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提升；3.NGO的发展以及对于加强自身组织建设的需求；4.广大农村农民自治和农民自治组织大量产生带来的组织治理需求。作为一套制度规范，它不仅有助于从根本上疗治各种会议之病，保证会议的和谐与秩序，提高会议的质量和效率，更好地保障与会各方的权利，而且还能够为培养和训练公民素质、促进宪政文化的建设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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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下来，袁天鹏进过北大、清华的讲堂，主持过联合国机构主办的会议，做过商务部的培训，在企业、律师事务所、公益组织参与了操作实践。但更多的是停留在面向城市知识人群的传播，而且，也很少有机会真正沉到“基层”。就这样，到了2008年5月——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弯子，终于到了我们要讲的故事，议事规则下乡的故事，看看这个美国人的洋药方，能不能治得了中国农村的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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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第三章 拉郎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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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第一出：皆大欢喜的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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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过了杨云标和乡土中国的故事，也讲过了袁天鹏和议事规则的故事，终于轮到“我”出场了——我就是那个把杨云标和袁天鹏拉到一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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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杨云标是在2005年，那时候我在写一本关于NGO的书。写书的事情完成之后，主人公里有几个人不仅成了我长期关注的对象，也处成了个人的朋友，其中就有杨云标。我或者他，在去北京的时候会事先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如果对得上就见个面。一般在电话里或者刚见到的时候，他都会说这段时间取得的进展，是“报喜”，如果时间长一点而且又没有别的人，也会“报忧”，说到他的问题和困境、资金的问题、内部人事变动、与基金会或者资源方不成功的沟通。我们都是在一线做事情的人，所面对的内忧外患大致相同，有时候彼此出出主意，有时候只是发发牢骚，相互安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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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早以前就知道议事规则，知道这是个好东西。商务版的《议事规则》那本书买过好几本，有自己留着的，也有送人的，也试着在用。但是说实话，书没有真正看懂，用也用得不得法。直到2007年，我正在为自己努力多年的事情如何组织化纠结，想在一开始就建立一种共管共治的架构又不知从何下手，朋友向我介绍袁天鹏，说他正在做这么一件事，正在NGO里寻找实验点，“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提供免费的议事规则咨询，全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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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袁天鹏就受邀参加，做我们的会议主持和规则顾问。后来我的这次组织化努力以失败告终，认识有二：一是，议事规则再好，毕竟只是个“二级规则”，在这上面一层的是“做不做这件事”，再具体一点，可以分为“大环境是不是允许”和“相关的人是不是真正愿意”，我们的问题出在后者；二是，议事规则有用也可用，它成了人过四十之后还能影响和改变我的因素之一。再有一个是我个人的收获，通过这事儿，交了袁天鹏这样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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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1日一大早，我和杨云标约在北京时代金源，一起见面的还有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发起人刘老石（就是2003年给南塘派遣大学生支农队的那个人），刘老石也是我2005年认识的朋友，一直在做支持大学生农村调研和推动农村合作社的工作。因为三个人都足够熟，见面后直接谈的就是云标的困境，谈合作社的治理问题。三天前我刚跟云标见过一面，已经提到了天鹏和议事规则，这次旧话重提并向刘老石做了一番推销，是这么这么一回事，可以产生怎么怎么样的作用。“袁天鹏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要不就约过来一起见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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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拉郎配”的第一出，时间不长但效果很好，皆大欢喜的一个开场。合作社有治理需求（云标列出了合作社会议中亟待解决的跑题、“一言堂”、野蛮争论三大问题），袁天鹏有推广需求，他们合作你情我愿是毫无疑问的。应用议事规则可以回应合作社会议中的问题，同时可以帮助从未有过农村经历的袁天鹏迈开议事规则入村的第一步。刘老石有全国农民合作社的网络，有自己的推广力量（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和大学生支农队），可以利用已有的与全国范围内农村合作社联系的网络将实验成果推而广之。做不做？做！钱哪儿来？我们四个人异口同声：“找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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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是香港乐施会北京办公室NGO支持项目干事，是把袁天鹏介绍给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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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不只是把袁天鹏和议事规则介绍给我，他几乎是疯狂地在任何可能的场合把袁天鹏和议事规则介绍给所有可能的人，并随时随地担任天鹏的培训助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天鹏总是联袂出现，几乎成了一对连体婴儿。其实，我和高天在向农村合作社推广议事规则的事情上都是蓄谋已久的，高天更久之前曾经跟云标提到天鹏介绍他们认识，但时间不凑巧就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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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天鹏：“高天在哪儿呢？”“可能在香港，也可能正在回北京的火车上。”他们两个人，都熟知对方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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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给高天打电话，确实已经在回来的路上。我三句话告诉他我们几个人要做一件什么事，需要向乐施会申请一个小额推广项目。相关几方都是各自行当里扑腾多年的老战士了，联手做这件事情算是强强联合，不谈个人感情公事公办，到乐施会申请也是个对口对路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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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最快什么时间可以见个面。“最快是多快？”“我14号去河北，15号去鞍山，刘老石12号下午5点钟坐火车离开北京，只有12号了。”“那就12号下午两点，地铁沿线。”我补上一句：“安定门肯德基，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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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欢喜，媒婆也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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