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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害怕从海外回来的移民散布煽动性言论,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屡次发布移民禁令,而且还威胁要处决从海外回来的移民。尽管如此,许多人仍不顾禁令的阻挠,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故乡。后来,地方政府对移民潮转而采取放任态度,迁徙到离广州不算太远的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该地区历史上的一大特色。为了逃避当局的禁令,华人移民一般将由外国控制的香港和澳门作为中转站。[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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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数百万人,其中大部分为男性,离开了故乡前往东南亚,少部分人前往美国。许芹回忆道:“我们年轻人也受到这股移民热潮的影响。”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中国人开始大规模赴美,到1868年许芹移民美国时,大约有107000名华人抵达美国。后来,大概有33000人返回故乡,留在美国的有70000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来自四邑地区。没有人想永远留在美国,他们最初的计划是努力工作,积累一笔可观的财富,然后回到故乡安度晚年。但是加州对他们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再加上铁路上的工作,都成为他们留在美国的理由。许芹和铁路华工是同一代人,他们在战争和动乱中长大,同样受到移民热潮的影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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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赴美的华人来说,他们的旅途并不孤独。一些人和近亲结伴而行,对另一些人来说,旅途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移民变得更加普遍和平常之后,这种特征就愈加明显。移民们从同乡或亲朋好友那里得知,他们可以在美国找到工作,一般会沿着同乡或亲戚走过的路线去往美国。与家庭、宗族和故乡的联系构成了华人生活的核心,甚至在他们移民很久之后,这些联系都未曾中断。在美国,与亲戚的血缘联系和与老乡的同乡之谊为华人的工作和商贸往来奠定了基调,也为他们提供了衣食来源和精神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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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招募华工的人和华商为许多移民安排了行程,在旧金山,招募华工的组织和同乡会负责安顿刚到美国的移民。一些人乘坐华商拥有的船只从香港转道赴美,大部分人乘坐英船或美船赴美,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太平洋邮轮公司以及由铁路公司直接创建的后起之秀东西洋轮船公司,两家公司都从这一航线中获利颇丰。从1860年到1874年,大约有112000名华人取道香港前往美国,大部分人选择在旧金山登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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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公司也采取了一些鼓励华人移民的政策。太平洋邮轮公司于1867年开设了从旧金山到亚洲的定期航线,还发行了自己的报纸,旨在带动太平洋地区商贸和旅游的发展。在1867年1月1日发行的第一期中,该报纸用中文发表了一篇长文,旨在告诉有意向赴美的华人,只要努力工作,美国就有大把的就业机会等着你。黄金以及新兴的铁路行业被重点提及。[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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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宣称,一家铁路公司“急需数千名工人”,修筑一条从萨克拉门托远至密西西比河流域,横贯整个北美大陆的铁路线。该公司已经招聘了11000名工人,还需要再雇佣10000多名工人,即便这样,整个工程至少还要持续三四年。[29]此外,连接亚利桑那州和俄勒冈州的铁路线也已经开始修建,如果不愿意修筑铁路,农业领域也大有可为。这篇文章用飞扬的笔触提醒读者,在加利福尼亚广袤的土地上,蕴藏着大量等待开采的黄金。这篇文章的作者向读者们保证,去美国工作,每月的工资是20到35美元,对于质朴的农民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现在可以乘坐蒸汽机船前往美国,耗时只有原来乘坐帆船时的一半。此外,华商还能协助他们做好具体的安排。该报宣称,“便捷的旅途和对工人的巨大需求,使旧金山成为全世界工人福利最好的地方”。这一消息充满了鼓动性和诱惑性,证实了之前口口相传的听闻。铁路上的高薪工作吸引另一个中国少年罗耀来到美国,他的朋友和堂兄告诉他,在旧金山,“去铁路上工作可以赚大钱”。[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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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这些公告吸引的大都是年轻的华人男子,他们一般都是和亲友或老乡一起踏上漫长的旅途。从1875年和1876年从中国到旧金山的乘客名单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些年赴美的华人移民的集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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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2月15日,阿拉斯加号汽船停靠在旧金山港,船上共801名乘客。这艘船隶属于太平洋邮轮公司,取道香港抵达目的地横滨后,穿越太平洋返回美国。船长和美国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咨询乘客后为该公司编制了这份名单。船上的全部乘客,至少大部分乘客都是广东人,名字的排序也足以说明这一点。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并不是按照字母顺序来编制这份名单的,而是根据他们的籍贯,也就是“出生地”来编制的。身份信息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和最后的居住地,这一栏只简单地标注为“中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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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名乘客都是男性,大约来自110个不同的村庄,拥有5人以上的村庄只占小部分,不过约80%的乘客都有来自同一个村庄的同伴,许多人都拥有同一个姓氏。比如,最大的一个群体来自成春县的新兴村,共53人,在这53人中,有32人姓李,还有10人姓黄。当时,汉语的英译存在许多前后矛盾的地方,除了22名8到12岁的男童标注自己是“学生”之外,其余所有乘客都声称自己是“工人”。这些男童之所以赴美可能是因为政府推行的“幼童留美计划”(1872-1881年),在这一计划的推动下,清政府先后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年纪最大的乘客是50岁,但是这批乘客的平均年龄只有20出头,许多人只有十几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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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份乘客名单来自从英国利物浦出发的盖尔人号。1876年8月,这艘船停靠在旧金山港,虽然这艘船的载客量是700人,但当时只载了192名乘客,大部分是中国人。美国移民局驻香港的工作人员核查了乘客的身份之后,证明他们全部都是“自由且自愿的”。在192名乘客中有一名或者两名成年女性(据记载,一位母亲带着一名5岁的男童),一位女性乘客标注自己的身份为“学生”,剩余的皆为男性乘客,平均年龄为20出头。和阿拉斯加号上的乘客一样,这份乘客名单也是按照籍贯排序的,最大的群体来自孙宁村,大部分乘客集中为两个姓氏。这两份乘客名单表明,华人赴美是集体行为,与家庭、宗族和籍贯密切相关,而且绝大多数移民为年轻男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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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旅客的移民经历可能与许芹类似,他们离开熟悉的家乡前往美国主要是为了寻找黄金和怀揣着一夜暴富的梦想,而不是受到丰厚薪资的吸引,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不是迫于生计而离开。就像许芹后来所说的那样,首先想到去海外发财致富的是他和他的三个堂兄弟,而不是他的父母。他们告诉父亲自己的冒险计划,当时,许芹的两个堂兄才20岁出头,他和他的一位堂弟才只有14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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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父亲没有反对这一冒险计划,实际上,他们还支付了30美元的旅费。许芹的父亲把家里的田地拿去典当,据他回忆,自己的父亲很少提及外出闯荡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他相信自己的父亲“非常具有商业头脑”,将这种冒险看作是一种投资。实际上,许芹写道,自己的父亲“有一些亲戚,离家的时候和他一样穷,回来时都已经飞黄腾达”。这个故事可能是杜撰的,但因为被反复提及,也便有了鼓舞的力量。这也证实了一些历史学家的结论,即从四邑前往美国闯荡的移民并不是“穷无立锥之地的人”,按中国的社会阶层划分,他们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移民需要旅费,四邑地区当时的借贷合同显示,像许芹这样的家庭,为了支付年轻的家庭成员外出闯荡必需的旅费,一般都质押家里的土地获得贷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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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芹和他的堂兄弟认为自己只是短暂地离开,很快就能衣锦还乡。许芹的家庭为了支持他移民负债累累,但许芹自己却是自由的,相比那些出卖自己未来的劳动力来获取旅费的人来说,他在海外选择时拥有更多的自由。后者的旅行方式被称为“赊单制”,订立契约的雇主预先支付借款人的旅费,借款人用在美国的收入支付本息。尽管许多前往美国的欧洲移民也采取这种方式支付旅费,这种方式却因与契约奴役制类似而备受争议。(很多)在美华工经常被激进的反华势力称为奴隶,他们认为华工甘心被华商和订立契约的雇主利用,从事各种繁重的工作。这种错误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源于种族偏见,许芹的回忆录和其他各种详实的资料证明,移民美国的华工很多都是自由且自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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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许芹和他的堂兄弟们知道,只有运气足够好才能获得成功。他们已经对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未来做好了准备,但却不知道前路有多悲惨,需要付出多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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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一个和煦的春日,许芹和他的三个堂兄弟扛着铺盖卷和装有几件随身衣物的竹篮离开了家乡。四个人来到海边,打算先乘船去香港,从台山到香港大约需要一天的时间。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下游的入海口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这座港口城市已经发展成一个繁忙的商贸中心,中国人想要移民美国,也大多选择从这里启程。当然了,像许芹这样的乡下男孩,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建筑、船只、人群和如此繁华的商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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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芹的下一段旅途不同,四人的这一段旅途是短暂而平静的。四人在香港待了一个月才订上了前往美国的船票。他们在香港繁忙的码头边上消磨时光,好奇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欧洲人,根据许芹的描述,他们从未见过“拥有红色头发和蓝灰色眼睛的人”。尽管他没有提及,但许芹肯定还看到了许多其他奇异的场景,听到许多不同的语言,见识了许多不同长相的人,大量来自非洲、太平洋岛屿、南亚和南美的船员、旅客和冒险家都汇聚在香港。香港的语言、音乐、服饰、机器设备、饮食,那里的人们展示的生活方式和富裕的景象,对于一个刚从乡下到来的质朴少年来说,无疑是新奇和陌生的。他以前可能见过火枪、巨大的铁炮和维持秩序的军人,但他肯定想象不到,在快速发展的香港中心地带,会有如此多的人、帆船和军舰,会有如此壮观的高楼大厦和如此开放的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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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终于登上一艘船,向着最终的目的地出发,他们从头到尾仔细地打量这艘船,这艘船和周围的环境一样让他们感到新奇。虽然那时候,明轮汽船经常出现在太平洋洋面上,但许芹乘坐的却是一艘“有着三根巨大的桅杆和漂亮白帆”的大汽船。他回忆说,虽然亚洲人、太平洋岛民和其他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人经常在航行于太平洋的汽船上工作,但所有的船员都是白人。与许芹同乘一艘船的乘客并非都是中国人,还有欧洲人和美国白人。据许芹回忆,他并不知道航行路线,只知道天气比较温和,船只一路上也没有停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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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风平浪静的日子,船只就在平静的洋面上无精打采地漂流。逆风偶尔会把船只推向相反的方向,风暴来临时,倾盆大雨就会落在木制的甲板上,为乘客提供新鲜的洗漱用水和饮用水。曾经有一次,船上乘客间流传着一则可怕的传言,说船长在漫无边际的公海上迷失了方向。实际上,由于对风向和洋流的季节变化尚未完全掌握,所以航行的路线经常发生变化,还未固定下来。船只一般依靠北太平洋的顺时针洋流,从香港向北绕过台湾,然后再北上抵达日本东海岸,随后便一路向东驶向夏威夷群岛的北部。从旧金山返航的船只,一般沿着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海岸南行,以借助夏威夷群岛南部向西的赤道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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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时遇到的各种状况考验着年轻的许芹和其他乘客的信心,但对于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们也无从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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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中途,许芹最年长的堂兄,也是他们几个公认的领袖突发高烧,最后在抽搐中死去。虽然许芹没有记录这位堂兄死亡的具体细节,但他还是记录了自己的绝望。他回忆道,堂兄的尸体在简单包裹之后被扔进大海,自己盯着黑漆漆的大海看了好几个小时。他的遗体永远不可能回到故乡,这就意味着他的魂魄只能永远游荡在无穷的海底。那些后来死在美国的中国人,如果他们的遗体没有运回故乡,也意味着他们的魂魄只能游荡在异国的土地上,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结局。“我们的灵魂人物死了,我们三个将何去何从呢?”许芹在心中暗想,“不安的情绪总是涌上心头,他的死必然为我们的冒险之旅投下可怕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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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许芹的记载,堂兄的死让他接下来几个月的航行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以致他根本无暇记录这次航海旅行的其他方面,比如他们的饮食如何,拥挤而焦虑的乘客有何社交动态,白人船员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是否已经展现出某些种族优越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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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一位旅行者记录了华人移民美国的旅途中的场景,大部分华人挤在甲板下面狭小的空间里,自发地分成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选出一个人来做饭,并委托他向白人船员索要食物。根据记载,吃完饭之后,中国乘客就会“躺在自带的躺椅上,或者倚着舱板之间的竹竿,听着二胡声沉沉睡去”。他们玩纸牌或其他游戏,偶尔会发生争吵甚至打架,但大部分时间能够和平相处。如果要举行什么仪式,他们会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只要想祈祷,中国人总能找到合适的场所。”从其他搜集到的航行日记中我们得知,航行时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包括令人饱受折磨的晕船、沾染重病、极度拥挤的空间和偶有发生的争斗等。我们可以推测,在前往美国之前,这些乘客的境遇应该有着巨大的差异。[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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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芹在回忆录中讲到了几个困扰许多学者多年的重点问题。首先,许芹的家乡虽然位于台山县一个偏僻封闭的小山村,但与广阔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中期,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体。虽然生产工具比较落后,但农民们为农业经济贡献了相当大的力量,并非对东亚的变化毫不知情。敢于冒险和求富的文化使个人的经济野心不断膨胀,商人们买卖柑橘、大米、海产品、丝绸和手工艺品来获取利润。数百年来,临近的佛山市一直生产金属制品和陶瓷,供销海内外市场。根据许芹的描述,乡村生活虽然质朴,但他的父亲对他移民美国持支持态度,表明他的家庭受商业文化的浸润已久,以及他想外出试试运气的广泛动机。事实上,贫困并不是所有人移民的动机,对于许芹以及和他类似的人来说,他们只是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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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是,虽然四邑地区在中国内部相对孤立,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一地区与外界的联系更频繁。19世纪,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入侵快速而显著地改变了珠三角地区,这一地区是中国首个受到外国士兵、商人和传教士深远影响的地区,广东人尤其讨厌傲慢的英国人,普遍厌恶那些不守规矩的外国士兵、商人和探险家,因为他们扰乱了中国人的生活和秩序。早在19世纪40年代,广东就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暴动和抗议活动,外国人认为广东是中国最排外的地区,因为广东人频繁地与外国人爆发冲突,但他们也是最熟悉外国人的中国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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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芹的描述与那些因苦力贸易被迫移居海外的人的经历截然相反。他承认,上万名华人被运往古巴当“奴隶”,他们被暴力挟持或被诱拐到那里的种植园当苦力。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苦力贸易在广州周边地区达到鼎盛,后来因受到越来越严厉的道德谴责而不那么猖獗。[38]1859年,一份详尽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847年到1858年,至少有28000名华人乘坐71艘船来到古巴,这些船大多来自欧洲。至少有4000人在旅途中丧生,英国船只上的死亡率在15%左右,秘鲁船只上的死亡率高达40%,而美国船只的死亡率在12%左右。[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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