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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中途，许芹最年长的堂兄，也是他们几个公认的领袖突发高烧，最后在抽搐中死去。虽然许芹没有记录这位堂兄死亡的具体细节，但他还是记录了自己的绝望。他回忆道，堂兄的尸体在简单包裹之后被扔进大海，自己盯着黑漆漆的大海看了好几个小时。他的遗体永远不可能回到故乡，这就意味着他的魂魄只能永远游荡在无穷的海底。那些后来死在美国的中国人，如果他们的遗体没有运回故乡，也意味着他们的魂魄只能游荡在异国的土地上，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结局。“我们的灵魂人物死了，我们三个将何去何从呢？”许芹在心中暗想，“不安的情绪总是涌上心头，他的死必然为我们的冒险之旅投下可怕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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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许芹的记载，堂兄的死让他接下来几个月的航行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以致他根本无暇记录这次航海旅行的其他方面，比如他们的饮食如何，拥挤而焦虑的乘客有何社交动态，白人船员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是否已经展现出某些种族优越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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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一位旅行者记录了华人移民美国的旅途中的场景，大部分华人挤在甲板下面狭小的空间里，自发地分成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选出一个人来做饭，并委托他向白人船员索要食物。根据记载，吃完饭之后，中国乘客就会“躺在自带的躺椅上，或者倚着舱板之间的竹竿，听着二胡声沉沉睡去”。他们玩纸牌或其他游戏，偶尔会发生争吵甚至打架，但大部分时间能够和平相处。如果要举行什么仪式，他们会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只要想祈祷，中国人总能找到合适的场所。”从其他搜集到的航行日记中我们得知，航行时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包括令人饱受折磨的晕船、沾染重病、极度拥挤的空间和偶有发生的争斗等。我们可以推测，在前往美国之前，这些乘客的境遇应该有着巨大的差异。[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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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芹在回忆录中讲到了几个困扰许多学者多年的重点问题。首先，许芹的家乡虽然位于台山县一个偏僻封闭的小山村，但与广阔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中期，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体。虽然生产工具比较落后，但农民们为农业经济贡献了相当大的力量，并非对东亚的变化毫不知情。敢于冒险和求富的文化使个人的经济野心不断膨胀，商人们买卖柑橘、大米、海产品、丝绸和手工艺品来获取利润。数百年来，临近的佛山市一直生产金属制品和陶瓷，供销海内外市场。根据许芹的描述，乡村生活虽然质朴，但他的父亲对他移民美国持支持态度，表明他的家庭受商业文化的浸润已久，以及他想外出试试运气的广泛动机。事实上，贫困并不是所有人移民的动机，对于许芹以及和他类似的人来说，他们只是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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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是，虽然四邑地区在中国内部相对孤立，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一地区与外界的联系更频繁。19世纪，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入侵快速而显著地改变了珠三角地区，这一地区是中国首个受到外国士兵、商人和传教士深远影响的地区，广东人尤其讨厌傲慢的英国人，普遍厌恶那些不守规矩的外国士兵、商人和探险家，因为他们扰乱了中国人的生活和秩序。早在19世纪40年代，广东就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暴动和抗议活动，外国人认为广东是中国最排外的地区，因为广东人频繁地与外国人爆发冲突，但他们也是最熟悉外国人的中国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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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芹的描述与那些因苦力贸易被迫移居海外的人的经历截然相反。他承认，上万名华人被运往古巴当“奴隶”，他们被暴力挟持或被诱拐到那里的种植园当苦力。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苦力贸易在广州周边地区达到鼎盛，后来因受到越来越严厉的道德谴责而不那么猖獗。[38]1859年，一份详尽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847年到1858年，至少有28000名华人乘坐71艘船来到古巴，这些船大多来自欧洲。至少有4000人在旅途中丧生，英国船只上的死亡率在15%左右，秘鲁船只上的死亡率高达40%，而美国船只的死亡率在12%左右。[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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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悲惨的数字反映了中国侨民历史上广泛的强迫劳力输出模式，虽然1833年英国政府出台法律，在大英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但一直到19世纪，在这个蓬勃发展的帝国内部，契约劳工一直以苦力贸易的形式持续存在。海盗和土匪从中国和印度劫掠了数万人，把他们输送到世界各地的种植园或矿场做苦工。许多人是战争中的俘虏，还有一些人是借债人或被劫掠的流动人口。从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大约50万华人被劫掠到古巴、秘鲁和加勒比海地区，其中大部分都以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为中转站。苦力（coolie）这个词来源于泰米尔语，在泰米尔语中，这个词就与工作有关。无独有偶，在汉语当中也有一个类似发音的词“苦力”（kuli），意思就是干重活的劳动者。[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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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一直想禁止这种血腥的贸易，并将贩卖苦力的人处以极刑。仅在广州一地，被政府逮捕并处决的人就多达几十人，有些人当场就被处决。一份两广总督（瑞麟）给同治皇帝写的奏折显示，从1865年到1868年，政府逮捕了近60名犯有绑架、诱拐、强奸和谋杀罪的人贩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几十人被处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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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芹的迁徙之路虽然也有几分悲壮的色彩，但和许多被迫离开家乡的华人，尤其是那些因惨绝人寰的苦力贸易离开家乡的华人相比，他可以说是非常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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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罗伯特·布朗号从福建南部的厦门起航，目的地可能是加利福尼亚州，据称船上大约有400多名中国人。航行到第九天时，中国人发动暴动，杀死了船长和其他几名船员，他们要求剩余的船员将船驶回中国。但是这艘船在琉球群岛附近搁浅，船员们重新控制了这艘船并在英国海军的帮助下抓捕了逃跑的中国人，许多人被杀或被捕。美国军方审讯了70多名中国人，并将其中的17人以海盗的名义处死。罪犯被移交给中国当地政府，官员们在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并审讯了相关人员之后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发动暴动，是因为这艘船的船长欺骗了他们。这艘船没有按照原计划开往加利福尼亚州，而是驶向了秘鲁，去秘鲁臭名昭著的鸟粪矿工作无疑就是死路一条。根据中国官员的调查，船员不但残忍地虐待他们，还将奄奄一息的华工扔到海里，残忍地殴打其他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奋起反抗，最后中国政府释放了剩余人员。[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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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美国船只韦弗利号载着450名华人前往秘鲁，在船长意外身亡之后停在了菲律宾。据报道，船员们因害怕船上爆发痢疾，也害怕焦躁不安的中国人发起暴动，就把他们驱赶到甲板下面狭小的空间里，在混战中造成多人死亡。船员们锁上了舱门，整整一天之后，有船员鼓起勇气到甲板下面查看，发现300名华人因受伤和窒息死亡，场面惨不忍睹。[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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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19世纪50年代，经常有美国船只载着几百名华人乘客前往外国，他们没有告诉乘客具体的目的地，也没有完全遵循他们的意愿。对船上人员进行调查和询问后得知，这些乘客大都是被欺骗或强迫上船的。比如，1860年美国信使号商船的船长坚称，船上的400多名中国乘客实际上只是“货物”。中国官员试图解救这些乘客，遭到了船长的强烈抗议。他声称自己已经在广州缴纳了足额的入港费，因此有“权利”自由处置这些乘客。最终，他成功抵达澳门，并载着他的“货物”逃往古巴。驻香港和中国内陆的美国官员对这些残忍的行径深感忧虑，向华盛顿如实汇报了这些悲剧。在关于信使号的报告中，美国驻华大使约翰·沃德向美国国务卿汇报，仅去年一年，就有1000多名华人的死与美国船只有关。他写道：“这是对我们国旗的羞辱。”[44]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19世纪中期移民美国或加拿大的华人是因签订了卖身契或被强迫来做苦役，国会仍于1862年通过立法，禁止美国公民和美国船只参与苦力贸易。自此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必须一一核实前往美国的华人是否出于自愿。[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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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堂兄去世之后，许芹剩余的旅途总体还算顺利。在某些时刻，他或许还能领略美丽的风景，体验到快乐的感觉。当船只靠近加利福尼亚海港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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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乘客被允许登上甲板的话，他们或许能看到一大群海豚追逐着船只推开的海浪，成群腾飞的海鸟，在礁石上聚集的海狮、成群迁徙的鲸鱼、大量的海鱼和其他海洋生物。太平洋是个巨大的自然宝藏，对它的大规模开发才刚刚开始。如果船只在晴好的日子抵达加利福尼亚，乘客们将会看到更加壮丽的景色：海岸线漫长而曲折，从南到北望不到边，太平洋沿岸陡峭的悬崖和旧金山海湾之间的金门海峡，虽以欢迎的姿态迎接各方来客，也会让他们隐隐感到一丝不安。太平洋沿岸的悬崖峭壁比人造的船只还要高，悬崖下水流形成的漩涡也左右着船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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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金门海峡，世界上最壮观的天然海港之一就呈现在乘客眼前。在即将抵达目的地的船只的甲板上，乘客几乎看不到尚未被破坏的沼泽、平坦的土地以及环绕在被保护水域周围的平缓的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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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漫长而焦虑的航行，即将登陆的华人移民一定感到很轻松，但新的担忧也会涌上心头。他们已经在一直航行的船上待了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当他们走下甲板，踏上静止不动的码头后，将会有怎样的经历呢？[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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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芹回忆说，当他踏上码头时，几乎难掩自己激动的心情。他们抵达了“梦想之地”，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在心中翻腾。他不知道到达天堂的滋味是否会超过他刚登陆时的“狂喜”，除了登陆时的狂喜和激动之外，许芹已经记不起任何登陆后发生的事情。“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我的心情又是如此激动，”他写道，“因此上岸后的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和他说同一方言的同胞把他和其他同乡召集起来，简单地照应了他们几天，并帮助他们联系各自在这片陌生土地上的亲人，1868年9月，在结束了长达两个月的航行之后，许芹抵达了旧金山。[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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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朝咸丰帝统治的第二年即18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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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遥仙”又作“游仙”，即枕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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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唔挂”，不牵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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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考《广东台山旧民谣338首集注》，甄明会编著，广东旅游出版社，2020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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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开平、台山两县的碉楼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种独特的建筑曾有几千座，至今尚存1800座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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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徐元音，《梦想黄金，梦想家园：美国和华南地区的移民和跨国主义》（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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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素贞，《苦乐参半的土地：在加州务农的华人 1860-191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1986年版），第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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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威廉·斯皮尔，《最古老和最现代的帝国：中国和美国》（费城：斯克兰顿出版社，1870年版），第472-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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