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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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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贫为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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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腰缠回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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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伦叙乐笑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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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国南方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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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许芹和其他两个幸存的堂兄踏上了旧金山的土地，这意味着他们加入了华人赴美的浪潮，彼时这股历史性的浪潮已经时断时续地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像那些在横贯北美大陆铁路线上工作的华工一样，许芹和他的堂兄发现自己踏上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这个国家因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而为他们提供了狭小的生存空间，但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又让他们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许芹赴美的经历是成千上万名即将在横贯北美大陆铁路线上工作的华工的缩影，我们也得以了解19世纪中期在美华人生活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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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陌生的国家给许多华人移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他们仍能清楚地回忆起那段经历。[1]1882年，15岁的J.S.卢克跟随叔叔从广东来到旧金山，20世纪20年代，他回忆起自己的这段经历。卢克记得，他和其他1000多名中国乘客一起下船之后就来到了唐人街，发现“那里挤满了中国人……人实在太多了，我们不得不打地铺，因为唐人街没有足够的床位”。据他描述，卢克也新奇地打量着“美国人”，“在我们看来，他们的长相和服饰都非常可笑，看着他们的打扮，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但是当时生活非常艰辛，“我们都非常穷，许多刚到美国的移民不得不在各个代办行门前晃荡，捡人家扔掉的卷心菜叶、绿菜叶和水果充饥”。中国人只能在“铁路、洗衣店、餐馆和罐头厂找到工作”，卢克回忆说，“在大街上闲逛也很危险，调皮的男童会朝我们扔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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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暴力行径不过是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在街头的表现而已，19世纪中期，美国人对包括铁路华工在内的所有华人的歧视非常普遍。过去几年，少数华人因为当地的管理失误或出生在美国而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但联邦法律明确禁止华人移民入籍。美国国会于1790年通过《归化法案》，仅授予“自由的白人”入籍的特权，有色人种被排除在外。内战之后，美国国会又通过了《1866年民权法案》，并在1868年通过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赋予在美国出生的非裔美国人“与生俱来的公民权”，但是国会并没有修改1790年的《归化法案》以解决其他非白人的入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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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卢克刚到美国的经历一样，其他刚到旧金山的华人移民也普遍受到虐待和监视。阿尔伯特·S.埃文斯是总部位于波士顿的文学杂志《大西洋月刊》的资深作家，他生动地描述了1869年11月发生的一件事，那大约是许芹来到美国的一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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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来自亚洲的伟大共和国号抵达的场景时，埃文斯宣称，这是他“在美国看到的最奇特的场景之一”。这是一艘长达400英尺（122米）的侧轮桨汽船，是当时最大的在洋航行客船之一。从1867年首次出现在太平洋到1879年被风暴摧毁，仅这一艘船就运载了大约10000名华人到达美国。1869年，它抵达旧金山后在当地引起巨大轰动。这艘庞然大物本身就让人啧啧称奇，但它运载的东西更让人好奇：5000吨来自亚洲的货物和1300名中国人，其中许多人可能打算来修筑铁路，此外还有数百名欧洲人和美国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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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尚未入港，码头上就聚满了围观的服务生、工人、警探和各个部门的政府官员。当时，旧金山的移民入境手续就在码头上办理。旧金山市的警察局长带领着全部手下，“手持警棍和左轮手枪”，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密切观察着这些入境者。[3]100多名“衣着整洁、安静且有绅士风度的”中国商人在码头上等着迎接他们的“货物”，在劳工契约中，他们被称为“货主”。接下来出现的场景绝不会让好奇的白人旁观者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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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靠岸之后，数百名中国人走出船舱，甲板上立刻变得拥挤起来。埃文斯写道：“甲板上一点空间都不剩，全是中国人。”他们“沉默而新奇地”看着眼前这片“新大陆”，待所有其他乘客都下船之后，“身穿蓝衣的亚洲人才开始源源不断地下船”。两个小时之后，他们陆续上岸，耐心地等待着办理入境手续。埃文斯详尽的描述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所有中国人“都留着满族人强迫他们剃的辫子头，辫子一直垂到腰间。这种发型看起来与众不同，相当引人注目。他们跳下甲板，肩上扛着一条竹竿，两头拴着被褥、席子、衣服以及我们既不知道名字也不知道用途的东西，”埃文斯继续写道，“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在25岁上下——很少有人在15岁以下，好像也没有人超过40岁——虽然他们的身材没有白种人魁梧，但是非常健康、强壮且充满活力。他们走上码头，就自发地10个人、20个人或30个人聚在一起，负责接待他们的中介机构通过某些我们难以理解的标志来辨认他们，然后安排他们站在码头的不同位置……等待海关人员的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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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文斯推测，所有人都是“劳动阶层，里面没有学生、小商贩或大商人”。“他们的衣服布料虽然都很粗糙，但是却很干净。崭新的蓝色棉布衬衫和宽松的马裤，及膝的蓝色棉布长袜，鞋子就是拖鞋或沉重的木屐。”他们都拎着自己的行李，几乎所有人都戴着“用竹子做成的宽檐帽，手持用棕榈叶制作而成的大蒲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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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中华公馆”是一个以籍贯为基础的在美华人互助协会联盟，非中国人经常误以为它是一个商业组织，这个组织负责接待刚来美国的移民。中国人非常遵守秩序，这给埃文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他观察，“在海关工作人员和警察搜查走私鸦片和其他违禁品时，所有人都耐心地等待着，像士兵一样秩序井然”。与赞美中国人的克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埃文斯毫不客气地批判了美国政府官员的心胸狭隘和蛮不讲理。埃文斯目睹了他们“毫无根据地滥用暴力”，随手拿起警棍疯狂地抽打中国人。在他眼里，中国人是“最节制、最遵守秩序的一群人”。埃文斯说，如果海关工作人员省去不必要的叫喊和恐吓，办理入境手续的时间就能缩短一半。最后，中国人办理完所有的入境手续，打算前往不远处的华人聚集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唐人街”。有些人乘马车前往，大部分人步行或跑步前往，挑着行李“一个接一个地连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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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人之外，几个突然出现的、衣着艳丽的中国女子也吸引了埃文斯的目光。很显然，她们是远在国内的亲人为在美华商物色的新娘，因为华商已经迈入精英阶层，所以这些女子也与华人劳工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一位身材娇小的女性尤其吸引了埃文斯的注意：她和自己的随从走出船舱，他写道，“她的黑色头发被精心地梳成某种发髻，脸上的妆容十分完美，精致得就像某种高雅的艺术”。她的束腰上衣“用天蓝色的绸缎做成，绸缎上还绣着几朵花作为装饰”，她的裤子“是用绣着同样花朵的深蓝色绸缎做成的”，她那“小巧玲珑的双脚上穿着一双精致的鞋子，鞋面用带有金色刺绣的蓝色绸缎做成，鞋底则用抛光的薄木底和白色厚毡毛缝制而成”。她从头到脚都戴着明晃晃的银饰和贵重的宝石，手持“两把扇子，尽可能地遮住自己的脸，不让其他人看到”。埃文斯显然站在离这位女子不远的地方，能够感觉到她的焦虑。和这位女子一起来的丫鬟护送她找到正在等待自己新妻子的丈夫。不一会儿，十几个年轻的中国女子走下码头，她们可能是签订契约的妓女，被埃文斯笔下的“购买者”带走。这些“购买者”将她们交给“穿着黑色衣服，腰间挂着一串钥匙，面色灰黄的女人”。这些女人就是妓院里的老鸨。这些妓女将“受到可怕的奴役，还要上交肉体交易获取的金钱”。这些妓女穿着样式简单的“丝棉上衣和裤子，涂着俗气的腮红和口红，头上戴着象征着卖淫的花格子棉布手帕”。她们被带到唐人街和旧金山的红灯区巴巴利海岸街后，游荡在那里的中国男性立刻骚动起来。看到坐着妓院马车的妓女经过时，为了吸引她们的注意，这些男性大声喊叫，试图冲上前去抚摸她们或抓她们的手臂。在被带到这座陌生的、令人堕落的城市之前，她们经历了多么可怕的事情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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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文斯想要探寻眼前这一场景的历史意义，他认为，中国人的到来不仅会对旧金山或加利福尼亚州，而且会对整个美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他预测，在几年之内，“中国劳工问题将瓦解原有政党，促进他们革新和重组，彻底改变几个州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进而影响美国接下来数代人的命运”。那天他在旧金山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东西方终于面对面地站在一起，这次会面必将意味着人类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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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8年有人在旧金山发现黄金之后，移民加州的华人数量明显增多，这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因为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在外表、社交方式以及语言方面与欧美人有显著不同。虽然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的到来为淘金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实际上，他们的人数不算太多。加利福尼亚州于1850年加入联邦，当时在加州淘金的人多达58000人，其中大概只有500名华人。在相对简单的个人勘探被需要大量雇工的采矿作业取代之后，华人的数量才有了显著增加。从1852年到19世纪60年代初，每年大概都有六七千人来到美国，其中有一半在美国待了几年就返乡了，另一半选择永远留在美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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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美国人还是欢迎他们到来的。1852年5月，加州最重要的报纸《加州日报》将华人描述为“对美国人口有益的增加”，并乐观地预测，“华人儿童将和美国儿童在一个投票站投票，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并和美国人持相同的信仰”。[7]1854年4月，据旧金山的一家报纸报道，近期大约800名华人乘坐沃里斯顿勋爵号从香港抵达旧金山，该州已经有两万名华人，预计还有更多的人陆续抵达。该报接着指出，华人在该州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在矿山和旧金山工作的华人，“已经从极端贫困变为相对富裕”。尽管该报认为华人在“智力、品行和能力等诸方面皆明显不如白种人”，但华人已经在美国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白人天生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他们适合做主人，但是谁来服侍他们呢？”该州“已经解放了黑奴，印第安人也在迅速灭绝，大英帝国也不再派遣白人劳工，谁来种植并收获农作物呢？”“公路必须要修，铁路马上也要修筑”，但是“这个国家的白人会从事这些职业吗？”“不会！”该报宣称，但华人会从事这些体力劳动，他们“就是这样的民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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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尽管各方对抵达美国的中国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对于这些移民的具体数目，却没有形成广泛共识。1876年，政府针对华人展开了一项联邦调查，关于具体数目的争议也随之而来。其中一个联邦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确定华人在美国的居住范围，以及华人对该国的经济、社会和道德品质产生了多大影响。在调查之初，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简单但最基本的问题：到底有多少华人居住在美国？政府官员、市民组织和华人组织提供了大相径庭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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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的社会名流查尔斯·沃尔科特·布鲁克斯认为，这个国家仅有67000名华人，但与华人联系密切的最知名的教会领袖之一奥蒂斯·吉布森估计，仅西海岸就有15000名华人。美国的中华会馆在查看了保存完好的花名册之后表明，当时美国有大概148600名华人。联邦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宣称，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有20万华人，其他成员则宣称，美国有6万、9万、11万或者21万多名华人。仅旧金山一座城市，预计的数字就从春秋季最低的30000人到冬季最高的65000人不等。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白人对此愈加焦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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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字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反华势力一直坚信，尽管美国国会在1862年通过法律禁止美国公民与美国组织参与苦力贸易，但许多华人并不是自愿来美国的，而是受契约胁迫的仆役。加州这片“自由的土壤”并不适合这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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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新闻记者深入而独立地调查了华人的入境情况，基本证实华人都是自愿来美的。1869年，一篇详尽的新闻报道专门提出了这样一种猜测，即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的华工并非出于自愿。《纽约晚邮报》是当时美国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以积极维护少数族群的利益而闻名，该报指出，“几乎所有参与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工人都是自愿前来的”。他们在美国领事馆的帮助下，自愿签署合同，并没有违反美国禁止苦力贸易的相关法律。该报指出，一名身份不明的美国商人委托一位华商招募工人，的确有很多人自愿签署了合同。合同的基本条款是，雇主预付华工的旅费，并向中华会馆缴纳了一定数目的押金，如果华工在旅途中死亡，这些押金就用来支付遗体运送回国的费用。这为华工提供了某种形式的保障。作为回报，一些人以不动产作为抵押，另一些人则接受较低的工资来偿还旅费。待还清债务之后，工人们可以“和雇主重新讨论工资事宜或者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早在19世纪40年代，前往加州的华工就签署了这样的劳工合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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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新闻报道指出，和被运往古巴和秘鲁的劳工不同，移民美国的华工并非来自“社会最底层”。几乎所有的赴美移民“都受过教育，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因为他们在许多寄回中国的信件中提到了“大量关于美国的信息”，那些跟随他们的脚步来到美国的人“知道自己的目的地，也知道自己初到美国应该抱有怎样的期待”。华工来美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挣钱和积累财富，“如果想留在美国，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拥有自己的土地，做一门属于自己的生意”。这位记者提供了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也得到了当时其他可信描述的证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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