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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尽管各方对抵达美国的中国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对于这些移民的具体数目，却没有形成广泛共识。1876年，政府针对华人展开了一项联邦调查，关于具体数目的争议也随之而来。其中一个联邦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确定华人在美国的居住范围，以及华人对该国的经济、社会和道德品质产生了多大影响。在调查之初，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简单但最基本的问题：到底有多少华人居住在美国？政府官员、市民组织和华人组织提供了大相径庭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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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的社会名流查尔斯·沃尔科特·布鲁克斯认为，这个国家仅有67000名华人，但与华人联系密切的最知名的教会领袖之一奥蒂斯·吉布森估计，仅西海岸就有15000名华人。美国的中华会馆在查看了保存完好的花名册之后表明，当时美国有大概148600名华人。联邦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宣称，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有20万华人，其他成员则宣称，美国有6万、9万、11万或者21万多名华人。仅旧金山一座城市，预计的数字就从春秋季最低的30000人到冬季最高的65000人不等。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白人对此愈加焦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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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字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反华势力一直坚信，尽管美国国会在1862年通过法律禁止美国公民与美国组织参与苦力贸易，但许多华人并不是自愿来美国的，而是受契约胁迫的仆役。加州这片“自由的土壤”并不适合这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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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新闻记者深入而独立地调查了华人的入境情况，基本证实华人都是自愿来美的。1869年，一篇详尽的新闻报道专门提出了这样一种猜测，即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的华工并非出于自愿。《纽约晚邮报》是当时美国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以积极维护少数族群的利益而闻名，该报指出，“几乎所有参与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工人都是自愿前来的”。他们在美国领事馆的帮助下，自愿签署合同，并没有违反美国禁止苦力贸易的相关法律。该报指出，一名身份不明的美国商人委托一位华商招募工人，的确有很多人自愿签署了合同。合同的基本条款是，雇主预付华工的旅费，并向中华会馆缴纳了一定数目的押金，如果华工在旅途中死亡，这些押金就用来支付遗体运送回国的费用。这为华工提供了某种形式的保障。作为回报，一些人以不动产作为抵押，另一些人则接受较低的工资来偿还旅费。待还清债务之后，工人们可以“和雇主重新讨论工资事宜或者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早在19世纪40年代，前往加州的华工就签署了这样的劳工合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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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新闻报道指出，和被运往古巴和秘鲁的劳工不同，移民美国的华工并非来自“社会最底层”。几乎所有的赴美移民“都受过教育，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因为他们在许多寄回中国的信件中提到了“大量关于美国的信息”，那些跟随他们的脚步来到美国的人“知道自己的目的地，也知道自己初到美国应该抱有怎样的期待”。华工来美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挣钱和积累财富，“如果想留在美国，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拥有自己的土地，做一门属于自己的生意”。这位记者提供了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也得到了当时其他可信描述的证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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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争议并没有消弭。争议的核心是，当时美国的中华会馆拥有一套严密控制和剥削华工的体系。[12]这一体系起源于19世纪50年代，当时，为了满足华人移民的需要、为新移民提供帮助和解决华人内部的纷争，华工的领导者们开始成立一些组织。虽然这些组织被华商控制，但并不是商业组织，而是一种互助组织。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会馆，负责维护来自同一地区的华人的利益，一般是广东的各县市。出于生意上互助的需要，广东商人经常在中国境内成立类似的会馆，但在美国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其形式和功能都发生了改变。和中华会馆有过接触的移民和美国人都对这些组织和组织的宗旨大加赞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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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熟悉中国人及其处事方式的美国人可能仍会感到不安和怀疑。对于一些人来说，中华会馆不仅是一个神秘的组织，而且很有可能是一个邪恶的组织。美国的恐华人士经常指控中华会馆为“奴隶主”，这一指控极具煽动性。他们声称，“中华会馆就是一个他们自发组织的专制政府”，与美国的价值观格格不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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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该组织一直为自己辩护，与华人有广泛接触的学识渊博的美国白人，包括在中美两国与华人长期接触的白人基督教牧师也为中华会馆辩护，驳斥这些无端的指责。比如受人敬重的威廉·斯皮尔和奥蒂斯·吉布森，奥蒂斯·吉布森在福州工作了十几年，直到1865年才返回美国，与加州的华人有广泛的接触。他公正地谴责那些不道德或残忍的行为，如强迫年轻的中国女子卖淫。但是他们也为中华会馆辩护，指责无端的诽谤。吉布森旁征博引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他写道：“为什么数百名在美国的学识渊博的中国基督徒不断声称，除了妇女之外，他们的同胞在美国从未遭受过奴役或受到契约的胁迫？”他语气夸张地提出这个问题以强调自己的观点，吉布森宣称，“所有赴美的移民都是自愿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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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台山的梁库克是一个小店主，在旧金山唐人街的一条商业街上拥有一家店铺。1876年，他在给加州调查委员会做证时，描述了他眼中的中华会馆。他曾担任中华会馆最大分馆宁阳会馆的馆长，根据他的记述，该组织成立于1853年，那时候华人赴美的移民潮刚刚开始，他们听不懂一点儿英语，对美国的习俗一无所知，“不管是就业还是去任何地方”，他们都急需帮助。他说，中华会馆的唯一目的就是“照顾赴美的中国人”。据他估计，在中华会馆登记在册的华人总共75000人，因为许多人返回了中国，所以实际人数应该在三四万左右。他通过翻译用自己的话描述了中华会馆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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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胞来到加州时，我所在的会馆会照顾他们，支付他们的食宿费用。之后，会馆会向每个人收取5美元，用来清偿会馆之前为他们支付的预付款、食宿费用以及其他费用。支付这5美元之后，他们会得到一张纸条或凭证，然后他们就可以买票返回中国。如果有同胞生病、陷入贫困或遭遇不幸，会馆都会给他们汇去5美元并签发凭证。如果一个人借债被会馆发现的话，就不会给他签发凭证，但如果债务人太穷了，无力偿还债务，那也会为他签发凭证，帮助他返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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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宁阳会馆的馆长每年都会更换，因此梁库克只担任了一年馆长就卸任了。他的一项职责是帮助同胞收取来自家乡的信件，另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把死去同胞的遗体运送回国。他对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人非常看重死者的遗体，当一个人去世之后，他们负责将他的遗体运送回国，交给他的亲属。一方面表示对亲属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方便亲属凭吊。”他进一步解释说：“这是中国的习俗。”其实，这样做不仅是出于习俗，更重要的是为那些远离家乡的游子提供某种精神慰藉，尤其是那些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工作的铁路华工。数年来，该会馆尽职尽责地将数千名在美去世的华工的遗体运送回国，让他们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安眠在故乡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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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华会馆帮助了包括许芹在内的成千上万名赴美移民，帮他们度过了在一个新国家的过渡期。他们也用自己的存在、劳动和商业头脑塑造了这个国家。早期，华人移民曾在旧金山市中心建立了一个由商业、住宅、商店、会馆、戏院、赌场和寺庙组成的复杂社区。旧金山的唐人街是在美华人的“首都”，它依然位于最初的位置。虽然地震和火灾改变了这个港口城市的景观，但华人社区保存了下来，并为探寻铁路华工过去的生活轨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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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筑横贯北美大陆铁路线时，卡尔顿·E．沃特金斯是加州最杰出的摄影师之一。在铁路线竣工后不久的1871年，他在旧金山的蒙特马利街开了一家摄影馆。这家摄影馆距离唐人街只有几个街区，他雇佣了几个中国人来处理立体影像或其他图像，他的员工也经常拍摄中国人。沃特金斯摄影馆现存的照片中，有30多张是以华人为主角或部分主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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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特金斯照片中的旧金山华人一般都在唐人街的商店、寺庙、餐馆和烟馆里。其中最著名的两幅照片拍摄于19世纪70年代。《旧金山的中国女子》展示了两个穿着丝质长袍的美丽女子，她们坐在一间阳光充足的房间里，房间里摆放着中国南方地区常见的硬木家具，墙上挂着传统的弦乐器和书法作品。照片只拍到了书法作品的一部分，但这些优雅的字迹足以表明房间的主人是一个有修养的人。房间的布置显然超出了大部分欧美人的想象。图片中的女子可能是母女关系，气氛比较舒适安逸。她们没有裹脚，证明她们不是客家人就是满族人，这两个族群没有裹脚的习俗。从穿着上看，她们所在的家庭应该比较富裕。她们手持彩扇，戴着玉镯和玉环，她们之间的桌子上还放着一杆烟枪。从移动的光影判断，过了一小段时间之后，沃特金斯在同一间房间拍摄了另一张照片《旧金山的中国演员》，这幅照片展示了一个穿着做工精美的京剧服饰的中国男子。这套服饰用颜色艳丽的丝绸制成，又用红、蓝和金线刺绣，因此闪着耀眼的光芒。他很有可能在内华达山区为铁路华工表演过，或者铁路华工曾来旧金山观看他的演出。他身后的台桌上摆放着一尊布袋佛的雕像，在中国，布袋佛代表着好运和幸福。盛开的水仙花和柑橘类的水果，或许是柚子，表明拍摄时间是1月底2月初的春节期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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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旧金山的华人摄影师就因为作品出众而广受赞誉。1854年，旧金山的一家报纸就曾报道了一个名叫周贾的华人的摄影作品。他经营着一家摄影馆，为华人男女拍摄照片，不过他的作品好像没有保存下来。到19世纪60年代晚期，至少有16位华人艺术家或摄影师在旧金山拍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黎墉，至少从1867年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他一直从事摄影和创作肖像画的工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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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黎墉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谜，但他留下来的摄影作品显示，他拍摄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华人，还包括一些在旧金山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华工在铁路上工作，他用少许当时流行的“名片照”和“橱柜卡”[19]展现了那些年里中国人的鲜明形象。和那一时期非华人拍摄的作品不同，黎墉的摄影作品并没有给人一种“民族志”的感觉，也就是说，他的摄影作品主要是为拍摄对象服务的，并没有刻意展示一些外来的、异国情调的东西供他人欣赏或学习。民族志式的拍摄手法通常会挑选一个明显不安的拍摄对象，他通常避免直视相机洞察无遗的镜头。相比之下，黎墉的照片都是在他位于唐人街中心的摄影室里拍摄的，照片里的华人看上去都很放松，甚至因为受到关注而显得很兴奋。他们愿意让自己的同胞来为自己拍摄照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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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拍摄的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中，一位中国男子坐在一张中式的木椅上，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盆盛开的水仙花。他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展现出了一种自信和力量，甚至让人望而生畏。他穿着一件黑色丝绸束腰外衣，戴着一顶当时在城市生活的华人时兴的宽边帽。黎墉在同样的场景中拍摄了一名女性的照片，她打扮得十分优雅得体，梳着漂亮的发髻，直视镜头时显得很自然，眼神沉着而世故。在另一张照片中，一位自信的中国男子手持一朵花和一本书，桌上的书架上还放着类似中文出版物的东西。他的头饰、衣着和举止都显示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黎墉镜头下的中国人都个性鲜明，显得仁慈而有品格。[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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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并非黎墉表现自己情绪的唯一方式，作为一名辩论家，他与同胞合作撰写了一篇驳斥反华论调的声明，这篇思维清晰、逻辑严谨的声明让他名声大噪。1873年，在从事摄影工作的同时，黎墉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和其他四位同胞合作撰写了一份声明——《以华人视角看待中国问题》。这篇雄辩的声明将矛头直指“美国人民”，后来由奥蒂斯·吉布森翻译并在旧金山市议会上宣读。他愤怒地要求按照国际条约和人道主义精神，公平地对待在美华人。他为自己的同胞辩护，称他们都是“温顺而勤勉的人”，“在铁路线上埋头苦干”，为美国西部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他和其他撰写者抗议美国人对“在美同胞”的“严重的歧视行为”，并辩称如果对中国人的虐待不停止的话，中美之间的条约就应该废止。所有美国人都应该离开中国，而所有中国人也应该离开美国。“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他用这句古老的箴言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几年之后，也许黎墉践行了他在声明中提出的方法，离开旧金山返回了家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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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芹、J.S.卢克和不计其数的铁路工人初次踏上加州的土地时建立了盛极一时的华人社区，而像黎墉这样居住在旧金山的华人的摄影作品或文学作品，为我们窥探这些社区提供了一个多彩的视角。《大西洋月刊》的资深作家阿尔伯特·S.埃文斯也进行了相关报道，1869年，当伟大共和国号汽船抵达旧金山时，他对华人移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饮食进行了生动而详细的介绍。从货船上卸下来的货物包括爪哇的咖啡、鞭炮、大黄、丝绸、茶叶和其他广东人喜欢的食品：成吨的大米、鱼干、墨鱼、“鲨鱼的鱼鳍、蜜饯、咸瓜子、烤鸭、精选的鸭蛋、咸菜芽、甘甜的香橼、枣、橙子、姜、熏制的牡蛎和100多种其他的食物以及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远离旧金山的铁路华工也能吃到这些来自家乡的爽口美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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