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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芹、J.S.卢克和不计其数的铁路工人初次踏上加州的土地时建立了盛极一时的华人社区，而像黎墉这样居住在旧金山的华人的摄影作品或文学作品，为我们窥探这些社区提供了一个多彩的视角。《大西洋月刊》的资深作家阿尔伯特·S.埃文斯也进行了相关报道，1869年，当伟大共和国号汽船抵达旧金山时，他对华人移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饮食进行了生动而详细的介绍。从货船上卸下来的货物包括爪哇的咖啡、鞭炮、大黄、丝绸、茶叶和其他广东人喜欢的食品：成吨的大米、鱼干、墨鱼、“鲨鱼的鱼鳍、蜜饯、咸瓜子、烤鸭、精选的鸭蛋、咸菜芽、甘甜的香橼、枣、橙子、姜、熏制的牡蛎和100多种其他的食物以及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远离旧金山的铁路华工也能吃到这些来自家乡的爽口美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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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对中国赴美移民进行敏锐观察的是一位年轻的律师兼作家丹尼尔·克利夫兰，他最近刚来到加州。华人越来越多地涌入加州，促使他进行了几项关于华人进入加州以及对整个国家影响的研究。他将其中的一份报告寄给了美国驻华大使，大使觉得这份报告中的观点非常有见地，就转交给了国务卿威廉·西沃德。克利夫兰撰写的这份私人报告用词谨慎、实事求是，而且明显对中国人报以同情。他谴责了各地方对华人的暴力行径以及社会和法律层面对他们显而易见的偏见，他认为应该公正地对待华人，这将大大有益于国家。克利夫兰随后对加利福尼亚的华人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形成了一份长达400页的报告，他想出版这份报告，但最终未能如愿。个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些手写稿中包含了许多敏锐的第一手观察资料，例如对1868年末到1869年初的某个时间点，华人在旧金山登陆场景的详细记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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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利夫兰的描述中，华人受到的待遇比许芹所经历的以及埃文斯观察到的残酷得多，这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根据克利夫兰的报告，船只到岸之后，在华人移民下船之前，签订劳工合同的雇主和他们的代理人就涌上船只，让乘客分类站好。克利夫兰写道，那些通过“赊单制”才得以来到美国的乘客，必须用未来的工资来支付旅费的本息，“他们像奴隶一样被白人雇主占有，直到整个旅途结束，最后安全交给铁路公司之前，他们一直受到密切监视”。其中的一个场景让他尤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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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见过一位黑白混血儿，他是船上的一名士官，或许他之前也是奴隶，现在他利用旅途中小小的权威，对华人发号施令。他残忍地虐待他们，看着那些无助的华人屈服于自己的淫威，他似乎还十分享受。无精打采的华人漫无目的地在拖船的甲板上挤作一团，像无助的羊群一样任人虐待和禁锢，这是一幅悲惨而绝望的画面。一群铁石心肠的白人手持重棒，像雨点一样打在华人身上，他们时刻监视着华人的动向，以防他们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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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夫兰继续写道，白人雇主直接用小船把他们从旧金山海湾运送到上游的萨克拉门托，紧接着被塞进火车车厢，车厢门关闭之后，白人监工还在外面上锁，以防他们逃跑。克利夫兰写道：“即便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也不会受到如此严密的监视和如此残酷的虐待。”他说，在旅途中，一些华人成功地打开车厢跳车逃跑，但是却不幸摔死，其余的人必须在中央太平洋铁路线上像奴隶一样工作，相比于他们在美国的生活，这只是个悲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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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中国人，包括那些铁路华工的移民经历都各不相同。从新闻报道和流传下来的回忆录我们得知，像许芹这样的人，他们在旅途中是兴奋的；像卢克这样的人，在进入新的国度、见到不同的人时，仍能保持幽默诙谐；对于另外一群人来说，移民美国就意味着噩梦的开始，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不过所有人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几乎没有人为未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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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S. 卢克，1924年8月13日，《种族关系调查》，第27箱，182号，胡佛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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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尔伯特·S.埃文斯，《从东方直达的邮轮》，《大西洋月刊》，1869年11月，第542-548页。后来这篇文章又收录于埃文斯的《上加利福尼亚》。其他描写中国人抵达美国的场景可见《日本人的到来》，《旧金山纪事报》，1869年11月23日；另可参阅奥蒂斯·吉布森，《在美华人》（辛辛那提，希契科克&瓦尔登出版社，1877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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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几十年后，在《排华法案》通过之后，移民的经历将大为不同。从1910年到1940年，中国移民在旧金山海湾的天使岛接受了移民局严厉的审查和讯问，这个岛素来以严厉审问移民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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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埃文斯认为，这些不幸的女性都出自广东地区的船民——疍家（《从东方直达的邮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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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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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州华人史纲要》，第18卷，第30-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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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玛丽·罗伯茨·柯立芝，《华人移民》（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1909年版），第2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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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加州每日纪事报》，185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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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联合特别委员会关于中国移民的调查报告》（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1877年版），第44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第10-12页，402页，459页，513页和518页。虽然关于19世纪在美华人的具体数目至今仍无定论，但截至19世纪末，在美华人数量最多时也未超过119000人。美国人口普查，《〈排华法案〉期间亚洲人口比较》，http://www1.udel.edu/readhistory/resources/2005_2006/summer_06/hsu.pdf（存取日期2018年3月9日）；另可参阅《加州华人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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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人是自由移民》，《马萨诸塞侦察报》，1869年7月30日，第二版；参阅雅各布·P. 利斯论文集中的《华人契约工》，加利福尼亚历史协会档案；另可参阅雅各布·P. 利斯和阿福诺，《一位加州商人与华人移民签订的劳动合同》，美国社会历史项目，https://herb.ashp.cuny.edu/items/show/789（存取日期2018年3月21日）。在广州江门的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收藏着一份贷款协定，这份贷款协定是一位移民为了获得前往海外的旅费，与当地的一个组织签订的。这份贷款协定收录于约瑟夫·吴，《创业精神：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修建，1861-1899年》（博士论文，斯坦福大学历史系，2018年），第11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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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人是自由移民》，在当时的美国，最了解中国的人当属S.威尔斯·威廉姆斯，他以牧师和美国官员的身份在中国生活多年。1877年，他成为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他在《华人移民》（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社，1879年版）这部书中，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和个人证词，证明华人是自由移民，应该得到和这个国家的其他移民同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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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素芳，《对黄金的追求：美国西部的华人矿工和商人》（乌尔班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3页。关于中华会馆的历史，参阅麦礼谦，《成为华裔美国人：一部社区和组织史》（核桃溪，加利福尼亚州，阿尔塔米拉出版社，2004年版），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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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谭碧芳、张少书和麦礼谦编著，《淘金热以来的美籍华人的声音》（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5页；秦玉成，《文化冲突：华人传统的故乡情结与排华运动》（拉纳姆：美国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55页；另可参阅理查德·科尔、加布里埃尔·钦，《从历史意识的边缘出发：华人移民和美国法律史》，《法律与历史评论》（1999年夏），17:2，第325-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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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世纪60年代，冈瑟·巴思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心酸的历史》中重现了19世纪美国的反华浪潮，关于这一历史性的争论富有见地的实质性讨论，可见秦玉成，《百年之谜：中华会馆在19世纪劳动力输出中的角色》，《美国东亚关系期刊》（2003年秋冬刊），第225-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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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美华人》，第259页，第333-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