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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据估计，19世纪70年代，在内华达州的弗吉尼亚城，生活在这里的全部70名华人女性几乎都是妓女。买主们在旧金山用200美元买下她们，然后运送到卡姆斯托克矿区以800到1000美元的价格转卖。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央太平洋铁路修筑期间，加州的华人妓女数量达到顶峰，铁路修筑完成后，这一数量逐年稳步下降。1860年，旧金山一共有华人女性681名，其中妓女就有600名左右，比例高达85%；1870年，在全部2000名华人女性中，妓女约为1500名，比例约为71%；到1880年，旧金山的华人女性仍为2000名，但妓女的数量下降到435名，约占总数的21%。在特拉基小镇，妓女的数量也在下降。1880年的人口普查中，没有一名华人女性被标记为妓女。妓女数量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卖淫行为的打压，另一方面是联邦政府专门针对疑似卖淫的女性出台了相关法律。越来越多的女性退出这一行业，选择结婚生子（一些人嫁给了铁路华工）。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加州的各项统计数据都显示，华人男女的结婚人数逐年增加。[24]虽然华人男性经常流连于妓院，但华人社区的领导人强烈谴责卖淫及奴役妇女的行为。1868年，中华会馆公开呼吁政府采取措施抑制卖淫行为，他们担忧地表示，卖淫会造成巨大的危害。该组织的成员宣称，由于卖淫行径蔓延，“勤勉的人变得游手好闲，富有的人变得贫困，贫困会导致不讲礼节，进而目无法纪”。“随着盗窃和抢劫越来越多，犯罪率逐步上升，混乱和冲突不断升级。”中华会馆的成员宣称，不管从何种角度看，卖淫都是“社会的毒瘤”。那些无法无天的犯罪分子在控制妓女交易的同时，还控制了鸦片和赌博生意，这严重影响了正规商人的合法利益。出于这些原因，中华会馆请求加州政府禁绝卖淫活动，并禁止更多的华人妓女进入加州。[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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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人们对卖淫活动的谴责越来越强烈，许多卷入这一贸易的人也站出来做证。她们动情地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揭露这一人间悲剧。这是从中国人那里收集到的有关他们19世纪美国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即使考虑到其中有夸大的成分，但这些故事也足以让人闻之落泪。传教士威廉·卢米斯在美国华人中间颇具影响力，他讲述了一位名叫陈夏的中国男性的不同寻常的故事。1868年，陈夏在旧金山张贴了一张巨幅海报，用长文公开讲述了自己的悲惨经历。他声称，两年前的1866年，土匪闯入他的家乡，杀死了村里的许多男性村民，把妇女和儿童都掠走，其中就包括他的妹妹阿昭。他从父亲那里得知，阿昭被带到旧金山强迫卖淫。每次想到妹妹可能遭遇的痛苦，陈夏就十分悲痛。他在海报中写道，“哎！哎！谁能忍受自己的妹妹被送去妓院呢？真是奇耻大辱！”陈夏奉父命前往旧金山寻找自己的妹妹。他言辞恳切地哀求他的同胞帮助他寻找他亲爱的妹妹，希望他们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她返回家乡。他恳求同胞们“帮助他的妹妹脱离妓院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这也是避免让自己的家乡因此蒙羞”。即便付出如此艰辛的努力，陈夏仍旧没能找到自己的妹妹。[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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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后，一个名为辛琴的人在公开场合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17岁就被迫卖淫的经历。1871年，她签订了契约，作为妓女来到旧金山。短短几年她就被买卖了4次。她说，“最新的这位女主人残酷地虐待我，她曾用鞭子抽打我，扯我的头发，掐我的脸颊内侧”。由于无法忍受如此悲惨的生活，她逃到了一家专门收容华人妓女的教堂。后来，她成为教堂的工作人员，为了躲避性奴役，数百名华人妓女躲进这家教堂，许多人嫁给了华人基督徒。[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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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女性的经历似乎没有这么悲惨，她们和买主签订契约，卖淫一段时间，比如说四年，用所得的收入来偿还债务。虽然不清楚女性在签订合同时是否自愿，有没有遭到强迫，但证据表明，一旦女性履行了合约的全部条款，她们完全可以获得自由。之前做过妓女的人甚至会变为老鸨，掌控着其他华人妓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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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美国就有这么一个声名狼藉的女性。阿托伊，有时候她被认为是第一位赴美的华人妓女，她于1848年底到1849年初从香港赴美，当时只有20岁。她本来在中国结过婚，但是到美国之后成为一名无拘无束的妓女。据说她当时身材高挑，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魅力四射，很快就成为旧金山最漂亮、最成功的华裔交际花。几年之后，她开始举办迎合当地白人男性的西洋景，并且拥有了一家自己的妓院。据称，她从中国物色了许多年轻的姑娘来从事这一行业。她从中国购买一名女性只需40美元，支付她到美国的旅费80美元，转手就能以1000到1500美元的价格卖掉。她在当地的政治和社会领域臭名远扬，卷入法律纠纷的时候她还会亲自出庭为自己辩护。1868年，她洗尽铅华，在圣克拉拉县和自己的新任丈夫过着平静的生活。丈夫去世后，她在海湾边以卖牡蛎为生，直到1928年去世，当时距离她的100岁生日仅差3个月。阿托伊的经历是无法复制的，在美国生活的绝大多数华人妓女，她们的生活中充斥着暴力和堕落。[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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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一方面对华裔女性卖淫感到愤怒，另一方面又对华人的性行为感到好奇，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官方经常就中国人这方面的德行展开调查，比如妓院经营的细节、白人去中国妓院“买春”的行为以及华裔女性的外貌有时候看起来就很淫荡等等。在旧金山，一位带有明显反华倾向的政治名人弗兰克·皮克斯利在听证会上公开表示，实际上，华裔妓女的数量“远远不足以维持华裔男性的健康”。“从保健的角度来看”，他表示，“华裔妓女的数量供不应求”，似乎在同情那些性欲和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华裔男性。白人记者和观察家们尤其关注华裔女性的魅力，正如他们看到的那样，阿托伊就是利用女性的魅力让白人男性为之着迷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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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赴美工作的移民以男性为主，白人观察家有时会对他们之间的同性恋行为颇感兴趣。海关负责入境检查的工作人员经常会被问及抵达旧金山的华裔男性中是否存在同性恋者。在美国参议院的一次调查中，一位刚从中国游历回来的人被问及“中国人的习惯”，甚至问到“男性之间是否存在鸡奸行为”等问题，被调查者当然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在历史档案中，我们经常会发现类似奇怪的问题。[31]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特拉基的人口普查登记册上，有一位名叫阿约翰的18岁华裔男性，和3名年长的华裔妓女生活在一起，奇怪的是，他在职业一栏填写的也是“妓女”，当然了，有可能是调查人员弄错了。1870年，随着中央太平洋铁路建成，数百名华人抵达美国南部参与其他铁路的修筑工作，鉴于当地人对这群陌生的面孔感到好奇，报纸就对他们进行了报道。记者尤其注意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刚完成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修筑。记者写道，“他明显打扮得更加精致，编着一条细长的辫子，用绸缎束起来，令周围的同胞相形见绌。就发型而言，他可以与任何时髦的女性媲美”。[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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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中国人卖淫和买春的报道层出不穷，但对于大多数铁路华工来说，与他们联系最密切的仍是那些留在家乡的女性。铁路华工之所以辛苦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留在家中的母亲、妻子或心仪的伴侣。他们的目标就是寄钱回家或者攒下足够的钱成家立室。结婚生子，为家族繁衍后代是他们生活的核心。他们并不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对原生家庭和未来的家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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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男性认为自己有结婚的义务，作为他们的妻子，为家族繁衍后代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男性子孙。他们将继承祖先的姓氏，家中的长辈去世后，有义务为他们处理后事，举行祭祀仪式。只有生出男性继承人，生者才会心安。对于一个丈夫和他的家庭而言，妻子最大的价值就是为家族添丁进口、抚育后代。包办婚姻在中国十分常见，无论是哪个阶级，女性总是遭遇不公平甚至残酷的对待，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也会有个别人和妻子培养出真挚而深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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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女儿不是在田间劳作就是在家纺纱织布，富家女儿虽然不愁吃穿，但却被限制在闺中。一些家庭条件稍好的汉族家庭，为了限制女子出行，在她们很小的时候就为她们裹脚。裹脚是对女性的摧残，大脚趾和足跟留在外面，把剩余的脚趾裹在足弓下面。经过多年的束缚，成年女性的脚或许只有4寸长，足弓早已断裂。社会上的主流观念认为，拥有“三寸金莲”的女性才更有魅力，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更加性感，能够巩固自己的婚姻。一些少数民族如满族没有裹脚的习俗，客家人和其他一些出身贫困的汉家儿女也不裹脚，她们生有一双“大脚”。在加利福尼亚，你既能够看到裹脚的女人，也能看到“大脚”的女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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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证明熊华在中国或者来美国之后结过婚，不过其他铁路华工在家乡有妻子。这些女性在他们临行前或者根本不在场的情况下嫁给他们。家中的长辈希望借助婚姻关系让这些移民在外的人与家乡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以期他们有一天能够返回家乡。[34]在四邑地区普遍流行一种婚俗，拿一只山鸡代替新郎的角色，然后让新娘和山鸡拜堂成亲。这个不幸的新娘和那些真正和丈夫成亲的新娘一样，必须承担起孝敬公婆、操持家务的义务。一些嫁给铁路华工的女性甚至一辈子都在孤独中度过，到死也见不到自己的丈夫。人们称这样的女性为“金山之妻”，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寄钱回家，她在家含辛茹苦地抚育一两个孩子，最后被周围的人可怜地称为“贞洁寡妇”。有一些年轻的女性，可能刚一结婚丈夫就移民去了美国。在这一地区广为流传的民歌就讲述了她们的悲惨遭遇，比如，下面这首民歌就讲述了一位被移民美国的丈夫抛弃在家乡的年轻女性的悲惨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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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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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生飘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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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驾太平洋万里，丢侬孤枕冷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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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怕独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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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何出外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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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游历到花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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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隔程途千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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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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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华曾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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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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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腰缠归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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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唔能买青春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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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美国的华裔男性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伴侣。虽然随着时间推移，与非华裔结婚的人数有所增加，但在19世纪仍非常罕见。许多人认为，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以及在美国受到种族隔离政策的影响，华裔男性别无选择，只能同华裔女性结婚。他们认为自己最终还是要返回家乡，和家乡的女子共度余生。不过，选择移民美国的华裔女性也寥寥无几。19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北部的威弗维尔地区有一两千名华人矿工，但是只有4名华裔女性。[36]1850年，旧金山的华裔男性有4000多名，但只有7名女性。到1860年，旧金山的华裔女性增加到700多人，约占全美华裔女性的37%。即便经过10年的移民，到19世纪60年代末，加利福尼亚的华人中，大约95%仍是男性。1850年，加利福尼亚的华裔男女比例是39∶1，从1850年到1924年，在全美华人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不到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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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铁路华工，至少那些有责任心的，会把他们拿命换来的钱一点地攒起来，寄给家乡的妻子和家人。然而在扣除日常开销之后，他们能寄回家的钱本来就寥寥无几，如果这个人有抽鸦片或赌博恶习的话，能够寄回家的钱就更少了。在中国的农村，他们的家也经常被土匪或盗贼盯上，因为他们认为，铁路华工寄回的金银肯定藏在家里。美国的华裔黑帮也使铁路华工能够寄回家的钱进一步减少。据报道，19世纪70年代早期，中华会馆就曾逮捕了几百名帮会成员，并把他们遣送回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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