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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691 为了满足全国各地对劳动力的需求,政界和商界的许多领军人物都提出吸纳数十万华人移民美国的想法。例如,《纽约商业广告报》就宣称,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雇主正准备聘用5000名华人到稻田和棉田里工作。田纳西州孟斐斯市的一家报纸宣称,在未来几年内,密西西比河河谷可为10万名华人提供工作。与此同时,华人大规模的迁移已经拉开帷幕,更多人开始移居南方,许多观察家们希望,他们能够代替获得解放的非裔美国人,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劳动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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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693 在内战结束和奴隶制被废除后不久,吸引华人到南方种植园工作的想法就已萌生。1869年春夏,南方对华人的兴趣更加浓烈。在新奥尔良举办的大型商业会议上,与会者明确指出要雇佣修建过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人到南方去修建铁路。7月,来自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南部各州的500名代表,正式讨论从中国直接招募劳工到南方工作的可能性。劳务承包商科尼利厄斯·库曼查因向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提供华人劳工而名声大噪,他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宣称自己可以“提供任何数量的华人劳动力,满足南方各行各业的需求”。他认为南方至少需要上万名华工。另一名与会者泰伊·金·奥尔是一名华裔教师,他声称自己懂得劳动经济学,大胆地判断华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劳动力”,南方应该充分利用他们。一旦大量华工进入南方沿海地区,一家报纸预测道,这些地区“将会重现昔日的荣光,变得更加富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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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695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全美各地的报纸亲切地称中国人为工人,甚至将他们看作是人。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将中国人看作人,据报道,许多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人惊呼道,“为什么?见鬼,他们只是长得像人而已”,毕竟,他们不像牛那样长着尾巴。对中国人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和劳动习惯的深入描述,满足了其他美国民众的好奇心。例如,一位做劳务承包商的欧美人撰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招聘华人劳工的成本、如何管理签订劳动合同的华工以及一位英语流利的“华人工头”的重要性,这位“华人工头”就是他口中的1号,他通过这名华人工头发布命令、发放粮食、药品以及床上用品,安排工人就医以及休假时间。这位承包商清楚地表示,华工要求在春节期间放假三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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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697 许多中国人也独自迁移到美国各地,原来在铁路工地上做饭的厨师开了餐馆,医生开起了中药馆,劳务承包商变成了商人或杂货店的店主。这些铁路华工至少还参与修建了全美各地6条独立的铁路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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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699 其中最长的铁路线是从圣华金山谷到洛杉矶的中央太平洋铁路,1000多名华人参与修建了这条铁路,其中打通蒂哈查皮山需要开凿17条隧道,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路段。1000多名铁路华工凿通了圣费尔南多隧道,将铁路线推进到洛杉矶盆地,这条隧道长约7000英尺(2134米),是阿巴拉契亚山西部最长的隧道。随后,数千名华工参与修筑了南太平洋铁路,这条铁路穿越了洛杉矶、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雇佣铁路华工最多的当属北太平洋铁路公司,19世纪七八十年代,该公司在华盛顿州、爱荷达州和蒙大拿州修筑铁路。大约有6000多名,甚至更多的铁路华工受雇于该公司。试图复原他们在这些铁路线上经历的工作才刚刚启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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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01 铁路华工声名远播,甚至传到了美国之外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人,包括那些参与修筑横贯北美大陆铁路线的人的身影出现在各个大洲。数千人前往古巴、夏威夷、秘鲁、墨西哥甚至法属非洲殖民地修筑铁路。[11]19世纪30年代,千里之外的英国掀起了修筑铁路的热潮,太平洋铁路以及铁路华工甚至引起英国政府的密切关注。特约记者为全国各地的期刊杂志撰写报道,提到了产生世界影响的横贯北美大陆铁路线以及铁路华工为修筑这条铁路所做的杰出贡献。[12]那些在美国修筑铁路的华人返回家乡后,在中国早期的铁路发展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陈宜禧,他在西雅图度过了大半生,回到家乡之后,为四邑地区的铁路修建呕心沥血,书写了一段传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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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03 据报道,19世纪80年代,大约10000到12000名华人——其中许多人参与修建了美国的太平洋铁路——参与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西段的修建,这段铁路长约400英里(644千米),需要跨越加拿大境内的落基山脉,铁路华工们埋头苦干,艰难地完成了修筑工作。修筑这条铁路的工作量和修筑太平洋铁路相差无几,也需要清理道路上的障碍物、将道路压平、铺设铁轨和枕木、实施爆破以及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上开凿27条隧道。劳务承包商招募和管理华工的方式也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相似,几乎所有的铁路华工都来自四邑地区,他们像在美国一样分成不同的小组。铁路华工在艰苦的环境中伤亡极大,他们的死亡率极高,最终死亡人数在600到1500人之间,约占总人数的10%。这意味着每铺设一英里铁路,就要发生一两起事故。和华工修筑太平洋铁路的资料相比,华工在加拿大修筑铁路的资料保存得更为完好,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就工人的工作环境和死亡人数而言,两者应该相差无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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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05 由于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不断招募铁路工人,再加上美国其他领域对华工的巨大需求,从1869年到1877年,华人移民美国的数量逐年增加,平均每年移民美国的华人达15000人,到1873年,这一数量甚至超过20000人。这一数字虽然远低于“四巨头”和普罗蒙特里峰庆典结束后各地商人讨论的数字,但是明显高于前几年。这表明,四邑人相信美国不仅有工作机会,而且还相信这些机会在不断增加。1870年到1880年10年间,华人移民美国的数量增加了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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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07 1879年,仅在纽约一地,华人就经营着300家洗衣店、50家杂货店、20家烟草店、10家药店,其他店铺也相继开张,还成立了中华会馆。在当时还没有划归纽约的布鲁克林区,中国人还开设了50家洗衣店和6家烟草店。在泽西城,甚至有3家工厂只招收华人。该地生活着2500多名华人,许多华人与当地的白人女性成立家庭,这些白人女性大部分是西班牙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爱尔兰人。泽西城大约有300个这样的家庭。随着美国西部反华情绪日益高涨,预计将有“相当一部分”选择在纽约或其他东部城市定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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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09 随着华人在全美各地流动,以及他们在远离西海岸的各大建设项目、农田和工厂就业,美国民众对华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要只把中国人看作劳工,而要把他们看作平等的人。《萨克拉门托联合日报》注意到了西海岸对“中国问题日益浓厚的兴趣”,虽然一些诋毁者继续将中国人看作奴隶,但其他观察者们坚称,中国人勤勉、能够自食其力,“凭借智慧和优秀的综合素质引发广泛关注”。支持华人的人宣称,绝不能将他们视作奴隶或苦力,纽约的一家报纸报道称,给“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劳动力”贴上这样的标签是可耻的,这些人不是苦力,他们有自己的名字:中国人。铁路华工多年来埋头苦干——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是他们应尽的职责——终于赢得他人由衷的尊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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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11 辛辛那提市的主要报纸《辛辛那提商业报》用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迎合了这个国家对华人不断增长的敬意。这篇名为《在美中国人》的头条新闻占据了报纸的主要版面,指出中国人逐渐在这个国家取得一席之地。这份重要的报纸公开欢迎作为优秀成员的华人加入美国大家庭,并指出“华工问题”是“全美各地聪明的劳动人民”需要面对的最紧要的问题。这位记者曾对加州的华人展开私人调查,他在文章中向读者分享了调查结果,并高度赞扬了这些华人。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和平、正直、宽容、负责、温和、节俭和讲卫生”的民族,在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高层交流后,这位记者还了解了中国人对刚修筑完成的这条铁路线做出的无可估量的贡献。他总结道,中国人表现出的自律和秩序是前所未有的,“在美国其他公共工程中从未见到过”。不管是勤奋程度、习惯还是能力,他们都比经常与之做比较的另一个移民群体——爱尔兰人优秀得多。这位作者声称,在语言能力方面,中国人学习英语也比其他欧洲移民快得多,会用英语写自己名字的中国人比爱尔兰人还要多。总而言之,中国人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坚称这些“老实坦率的人”很快就会赢得东海岸民众的“信心和支持”,中国人具备“劳动力和机器所能拥有的”一切要素。[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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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13 1869年8月,纽约备受好评的商业杂志《商人杂志和商业评论》热切地盼望勤勉的中国人来到东海岸和南方,不仅是因为他们是潜在的劳动力,而且可以作为大量欧洲移民的补充。这份期刊指出,数百万欧洲人已经来到美国,现在轮到“数万中国人”来做欧洲移民的补充,就像这篇文章醒目的题目提示的那样,他们是“即将到来的中国人”,理应受到欢迎和尊重!作者指出,“刚到美国的时候,这些中国人受到迫害和虐待”,但是他们坚持了下来,现在“获得了应得的劳动权”。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作证明了他们的价值,展现了一个美国人应有的样子:节俭、勤劳、温顺、懂技术、聪慧。他们“接受过本国传统教育”,并且“热切地希望习得我们的语言”,而且希望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就读。这份报刊预测道,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就会遍布南方各州,进入新英格兰地区的“各大工厂做工”。该报乐观地估计,在那里,他们将和当地人融合,成为“真正的美国人”。[19]一些白人观察家甚至相信,华人会迅速取代日益减少的土著居民和非裔美国人,成为美国地位最显赫的少数族裔。一位记者观察到,“美国人、欧洲人和中国人”参加了在普罗蒙特里峰举办的庆祝仪式,但是“黑人和印第安人”却没有参加,他问道,“难道这个显著的现象不具备什么象征意义吗?难道他们的缺席没有说明什么吗?”[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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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15 在流行语中,用来描述中国人的性别术语也发生了变化,这表明他们的辛勤付出使他们有资格成为这个国家有活力的、富有阳刚气概的新成员,至少那些具有话语权的观察家们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开始称赞他们是具有阳刚之气的杰出移民:他们不再被称为“中国佬”,这是以前报刊经常使用的字眼,而是被称为“中国人”。1870年5月,在全美颇具影响力的期刊《弗兰克·莱斯利画报》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人的主要文章,命名为《新移民》,这是前所未有的。[21]托马斯·W. 诺克斯是内战期间著名的战地记者,还曾去中国游历,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插画师约瑟夫·贝克尔提供了以在美华人为主角的一系列插画,这些插画尺寸各异,注重细节,为读者带来了视觉冲击。这些文章和插画不仅描述了中国人前往美国的旅途、抵达旧金山唐人街的场景、居所的内部装饰,还描述了寺庙、剧院、太平洋铁路沿线和其他工地上的场景以及华人在私人空间里的生活。这些描述非常详细,语气也充满敬意,美国媒体予以在美华人如此广泛的关注还是第一次。这个系列每周发表一篇,连载了数月之久,每篇文章都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个性和生活方式进行详细的论述。诺克斯预测,他们“将会陆续抵达我们的西海岸,不是几十个、几百个地来,而是成千上万地来,最终抵达美国的中国人将达数十万人”。此外,华人是一个“具有活力的民族”,他们“迅速繁衍”,他写道,“好像从不感到疲倦”,这和公众赋予他们的新的性别术语相契合。他断言,到本世纪末,华人将统治整个美国西海岸,到那时,“亚洲人会取代那里的欧洲人”,整个“新世界会成为亚洲人的天下”。在诺克斯看来,未来美国到处都是中国人并不可怕,虽然这种场景不会马上出现,但只是时间问题。中国人作为“新移民”的幻景激发了美国人的想象力,其他作家不仅传播了这种说法,还认为美国正处在彻底的社会转型的边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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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17 查尔斯·克罗克也引用性别术语来赞美中国人,他坚称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像对待“男人”一样对待中国人,中国人也像“男人”一样回报公司。他在公开场合宣称,中国人是“男人,是好男人、真正的男人”。[23]这些中国人让他变得非常富有,像男子汉一样向这些人平等地伸出双手是查尔斯·克罗克表达由衷的尊重的方式。[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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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19 但是,最能表现美国白人对华人态度发生转变的证据或许是,在普罗蒙特里峰庆典结束后,美国社会开始讨论赋予华人归化公民权的问题。内战后,美国政治氛围的变化引发了关于种族和公民权的讨论,1869年在普罗蒙特里峰举办的庆祝仪式让整个美国注意到了作为异族的华人在美国日益强烈的存在感以及越来越明显的重要性。1868年中美两国《蒲安臣条约》的成功缔结就是这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蒲安臣担任过林肯政府的驻华公使,后来又成为清政府的全权外交使节,这个条约意在让两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平等往来、互惠互利,两国公民相互平等,享有最惠国待遇,互相尊重移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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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21 许多美国人认为,国际国内的这些发展趋势表明,现有的禁止华人入籍的法令应该被废除。铁路华工给美国人留下的良好印象也让他们相信,中国人最终会成为体面的、受欢迎的美国人。他们在公开场合也发表了这样的言论。1869年9月,一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作家在研究了加州的华人移民后表示,“我已经摒弃了对他们的偏见”,他大胆断言,“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会成为优秀的美国公民”。[25]旧金山的一家报纸明确将这个问题和当时国家政治领域内的中心问题联系起来,文章宣称,赋予华人公民权符合重建原则,而且要实现重建的目标就必须给予华人公民权。激进的共和党人秉持的“人人平等”原则必须适用于全人类,既然激进的共和党人认为中国人和“欧洲人是平等的”,那么“两个民族必须在平等的条件下移民美国”。政府应该赋予中国人公民权,如果国会中激进的共和党人拒绝赋予中国人这项权利,那么他们无疑就是“虚伪的狗”。早在1869年8月,就有报道称,刚刚来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带的中国人参与了路易斯安那州地方选举的投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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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23 1870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归化法案》,将入籍权从白人扩展到非裔美国人,明确授予那些在美国之外出生的黑人奴隶公民权。不过,这项法案并没有将入籍权授予所有种族。有一些国会议员主张这样做,但其他人,尤其是来自美国中西部的议员激烈反对这一提议,因为这将意味着赋予华人公民权,对他们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不过,这个问题并没有停止讨论,19世纪70年代,消除种族划分、将公民权授予华人的努力一直在持续,只是未能取得成功。直到1943年,华人才正式获得入籍美国的权利。[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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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25 当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在想象,在美华人将会有如何美好的前景时,许多中国人也在回顾自己最近的经历,履行人生中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安顿那些去世的人。甚至在普罗蒙特里峰庆典举行之前,中国人就已经考虑如何安顿那些在修筑铁路过程中死去同胞的遗体了。据报道,有“300多名中国人”去世之后葬在了中央太平洋铁路沿线。1868年,也就是普罗蒙特里峰庆典举行前一年,旧金山的华人领袖筹集了10000美元,把这些死者的遗骨挖掘出来运送回国,然后按照习俗安葬在家乡的墓地。这就涉及到铁路华工历史上最敏感,也最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到底有多少铁路华工在修筑铁路过程中去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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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27 赴美华人的死因通常是意外、疾病甚至谋杀。在中美之间漫长的航行途中死亡是常有之事,对于大多数白人来说,一个中国人的死亡或遭遇根本不值一提。从美国作家卢修斯·沃特曼的游记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冷漠。沃特曼提到,有一天,当他航行穿越太平洋时,一位中国乘客“患了一种奇怪的病,这种病症在所有文明国家都未曾出现过”。沃特曼接着写道,“如果有一天我兴致来了”,他会在游记里详细描述这种病症。“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中国人,在第一次自杀未遂之后,因为忍受不了痛苦跳海自杀了。”他“有些发烧,最后精神有点疯癫。没有举行任何葬礼,人们像往常一样,并没因为这个中国人的去世而有任何异样”,白人对中国人的死亡根本不屑一顾。[29]有人说,19世纪的加利福尼亚或者说整个美国西部都是一个充满暴力和危险的地方,这种说法未免有所保留,而且在遭受暴力的频率上也会因人而异。当地的土著人经常面临有组织、成体系的谋杀,多年来,赴美华人的遗体都会定期被运送回家乡,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死于暴力,中国人的精神信仰要求他们必须把死者的遗体运送回家乡安葬,以便死者能够和家人长眠在一起。许多船务公司因此获利颇丰。[30]1868年,纽约著名的法学家、后来的联邦司法部长爱德华兹·皮尔庞特在一次演讲中嘲讽地说道,美国的船务公司现在正在从事一种利润丰厚的交易。他们从美国把“中国人的尸体运回去,然后再从中国运活人回来”。《萨克拉门托联合日报》在《去世的中国人的遗体》中,粗略地描述了那些被运送回家乡的中国人的遗体。[31]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的铁路华工的日常生活环境也让他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巨大威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甚至在途中都有可能突然死亡。死神总是静悄悄地突然降临,可能一秒钟就会横尸当场。1865年10月,在中央太平洋铁路起点以南的萨克拉门托河上,一艘汽船的锅炉突然爆炸,几乎摧毁了船头所有的甲板,而那个地方正是中国人聚集的地方,被称为“中国人的沙龙”。这是一个不太受乘客欢迎的地方,因此多用来放置物资和安排中国乘客,其中很多人可能正准备去铁路沿线的工地。爆炸腾起的热气造成14名白人和30多名中国人死亡,事后找到的遗体已经面目全非,总共找到29具华人男性的尸体和1位“华人女性”的尸体。一些人连死人都不放过,从他们的身上搜刮走了仅剩的钱财和大包小包的私人物品,警察局派人把这些“无赖”抓了起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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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29 并非所有的死亡都因为“意外”。19世纪50年代早期,第一批华人抵达美国时,经常成为恶棍实施抢劫和进行人身攻击的目标。如果他们身上携带着从加利福尼亚溪流中淘来的金子,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如果能够发现大量贵金属,他们算是运气比较好的。但这种好运气很快就会转化成厄运,因为他们会被那些意在劫财的匪徒残忍地杀害。1856年,据《沙斯塔共和报》估计,在过去5年中,至少有“数百名中国人被匪徒残忍地杀害”。该报愤怒地指出,“虽然过去几年,中国人被谋杀的案件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但只有寥寥数人被定罪。在加利福尼亚,许多民众反对“制裁一名杀害中国人的白人男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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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31 有时候,中国人也死于事先谋划的集体行动。1868年春,在格拉斯瓦利附近的铁路沿线,一群3K党人抢劫并屠杀了4名中国人。不过,针对中国人的最恶劣的大屠杀发生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国西部,数十名中国人被残忍地杀害。[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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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33 有一个故事被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华裔美国人代代相传。讲述了在中央太平洋铁路以南的马里波萨县,一位不幸的华人矿工在一次争执中误伤了一位白人矿工,随即被关进监狱。不过20名喝了威士忌的白人男性并不满足,他们一定要这名华人矿工血偿。他们冲进监狱,用绳子把那位华人绑在监狱的栅栏上,他们越绑越紧,直到他痛苦的尖叫突然停止。最后,绳子被内脏渗出的血浸透了,他们猛地把绳子抽出来,这位华人的尸体立即分成两半,头部被打得血肉模糊,监狱里到处都是血迹。多年之后,被囚禁在这间牢房的犯人坚称这里有中国鬼出没,不管如何卖力,狱卒都无法将这间牢房墙上的血迹完全清理干净,甚至75年之后依旧模糊可见,后来变为众所周知的霍尼托斯的鬼魂[35]在牢房内游荡。[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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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35 在美华人无疑在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过程中遭遇了巨大伤亡,但由于公司没有保存在工作中死亡职工的名单,因此我们无法得知具体的死亡人数。多年后,公司高层估计的数字本身就很混乱,让伤亡人数更加模糊不清,同时也在坊间引发了诸多流言。例如有传言称,公司将800名没有得到报酬的铁路华工用铁链锁在一起,然后将他们推进太浩湖中,任由他们尸沉湖底。虽然没有证据证实这个传说,但它一直广泛传播。无论如何,许多铁路华工在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期间死亡,这是不争的事实。[37]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工程师刘易斯·M. 克莱门特回忆道,“在寒冬的那几个月,工人们随时面临着雪崩的危险,许多工人因此而丧命。”该公司的工程施工负责人詹姆斯·H. 斯特罗布里奇回忆了多起在塞拉岭地区发生的意外事故,“我们的帐篷在雪崩中被卷走,许多人被埋在底下,还有很多人的尸体直到第二年夏天冰雪融化才被找到”。负责开凿隧道的工程师约翰·R. 吉利斯写道,1866年到1867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在10号隧道附近爆发的雪崩夺走了“15到20名铁路华工的性命”。参与桥梁建筑的A. P. 帕特里奇对那个冬天记忆犹新,他也证实,1867年的那个冬天,“被冻死的铁路华工不在少数”。这些经验丰富的铁路建设者们反复使用“许多”这个词,这是一个太过模糊的估计。“许多”是多少?“许多”远多于“一些”。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都可以作为我们估计的凭据,但是没有一位公司高层能够为我们提供任何数据,他们不能,或许不会,甚至也不敢猜测具体的死亡数字。[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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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37 关于铁路华工在修筑太平洋铁路期间的经历,目前尚没有相关文字记载,但一位在加拿大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工人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和同胞的恐怖经历。这条铁路修筑于19世纪80年代,1882年,黄浩鸿移民加拿大,和数百名华工一起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山区修筑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1926年,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修筑铁路期间的伤亡情况,依旧不寒而栗。他说自己在铁路沿线看到许许多多因疾病而丧命的中国人的尸体,有时候,“在棺材买来之前,一些人的尸体就被放置在岩石缝隙中或树下”。还有一些人被放置在简陋的木箱子里或草草地裹个毯子或草席就被埋了。“新的坟头像旗子一样遍布整个山区,那个场景现在回想起来仍脊背发凉。”根据黄浩鸿的回忆,他的许多朋友在意外爆炸中死亡,在一次爆炸中,一位梁姓工人被一块巨石砸死了。在另一起事故中,一个山洞里的炸药失火,最终导致10到20名中国工人死亡,他回忆说,“他们的尸体就像从加农炮喷射出的炮弹一样,从山洞里飞出来,现场血肉横飞。”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一个主要的白人劳务承包商预测,在铁路修建过程中,大约600名华工因意外、营养不良和恶劣的天气条件丧命,他应该是低估了死亡人数。黄浩鸿估计,大约有3000名华工丧命,但他的估计又可能过高了。虽然实际的数字我们无从得知,但应该是在这两个数字之间。[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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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99739 在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期间,有时当地的报纸也会报道出现的事故以及伤亡情况,但是这些远不够全面。报纸上也从未采用其他资料,如个人回忆录上的数据。例如,负责检查铁路线的工程师帕特里奇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1867年冬天,他和几个朋友前一天晚上在唐纳湖旁参加了一场舞会,第二天清晨乘坐雪橇回特拉基。他们看到“路边的树下有一些东西,看形状应该是个人。我们走上前去一看,原来是个冻死的中国人”。把尸体扔在雪橇上带回了特拉基,他们把这具尸体“放在一个棚屋旁边,在他身上盖了一张草席,祈求他能够上天堂”。讲述这些悲痛的事情时,他的语气极为平淡冷漠。他说“在这一地区,许多中国人被冻死”,但没有给出具体数字。[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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