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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选题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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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纵贯古今的独特现象，户籍制度就是其中之一。从春秋初管仲相齐开始，以家庭为控制单位的户籍制度正式实施，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虽然历代户籍制度内容不尽相同，但其功能则大致相同，往往是国家制士处民，征收贡赋，制造器物，规定禄食，兴发力役，组织军旅的基本依据。直到今天，户籍制度仍包括一套与证明身份、配置资源相关的政治、经济制度。不仅影响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的个人权利和日常生活，而且在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还可能继续发挥作用。因此，无论是历史的延续性、功能的多样性，还是内容的复杂性，户籍制度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都是巨大而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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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户籍制度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口信息或人口信息与管理制度，而且是长期与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级制度等相互结合，赋予特定户籍或户籍中的特定的个人（群体）特定权利和义务，实质上是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一类制度安排和结构。在整个社会制度结构中，户籍制度并不具备核心制度的性质，但由于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相互作用，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的节点，户籍制度的变迁也就一定程度反映了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演进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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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户籍制度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历史学、政治学、法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学科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对户籍制度及其变迁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也存在一些空白和问题。在理论上，没有从更宏观的层次完整反映和解释户籍制度的起源和变迁；没有完整反映和解释户籍制度变迁与制度环境，特别是与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级制度等各自演进和交互作用及其趋势，以及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制度执行、制度成本及制度竞争问题。不能完整反映个人及由不尽相同的个人组成的集团的行动对户籍制度变迁的影响，也就不可能真正反映户籍制度作为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节点，作为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制度的属性。在方法上，受制度经济学影响，近年来对户籍制度的一些研究也一定程度使用了制度经济学观点，一些研究大量使用了“制度”“制度演进”“制度变迁”等制度经济学的“流行”词汇，但在方法上多数实际不是制度经济学的，对理论本身的检验、修正、补充也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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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行户籍制度及其未来走向，社会各界不可谓不关注，然而改革呼声虽然强烈。特别是现行户籍制度割裂城乡，限制迁徙自由权、平等权和社会流动等弊端，已经成为社会诟病的中心和对改革期待的重要方面，但对“改什么、怎么改、何时改”的意见并不一致。因此，不仅需要从理论上对户籍制度变迁及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的演进做出解释，更需要以此为个人、团体、国家在未来的行动提供一定的指导。这样，对户籍制度及其变迁的研究不仅是回顾历史、考察现实的需要，更是关注未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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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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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有三方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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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法上，以制度经济学作为解释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工具，把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作为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把稀缺、权利（人权）以及社会控制和社会流动问题纳入解释框架，同时通过对我国户籍制度变迁的解释，检验、修正或补充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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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以户籍制度变迁为主线，从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的角度，从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制度执行、制度成本及制度竞争等方面，着重考察户籍制度变迁与制度框架中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特别是土地、赋役、等级制度等各自演进和交互作用及其对个人权利（资源能力）的影响，考察个人及由不尽相同的个人结成的团体的行动及其对制度框架，特别是户籍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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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上，通过对户籍制度变迁与制度框架中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土地、赋役、等级制度等各自演进和交互作用及其对个人权利（资源能力），以及个人及由不尽相同的个人结成的团体的行动及其对制度框架，特别是户籍制度影响的解释和规律的揭示，为未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取向以及个人、团体、国家行动的选择和调整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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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2 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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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理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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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尝试以制度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工具。制度经济学是近现代以来西方以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为分析对象，以揭示社会制度结构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志的一种研究方法和学术派别。广义的制度经济学包括旧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德洛巴克和奈对新制度经济学做出的总结，实际上也适用于整个制度经济学。他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与其说是一个明确的学派，倒不如说是一个根植于现存经济理论和学说的特定共识集合。……虽然新制度主义者也关注那些通常不被主流经济学特别注重的问题，但他们仍然倚重新古典价格理论，并以此对许多（但不是全部）现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进行描述。虽然他们倾向于运用形形色色相互联系的方法对概括的社会科学议题进行研究，但他们也相信，新古典价格理论必须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成为理解世界的一种更强有力的工具。他们提出关心的是法律与政治问题，并把标准的理论运用到非标准的领域。与此同时，他们还以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探询现有模型之外的世界，并集中精力于放宽各种假定。制度演进和市场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他们的讨论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尽管数学形式化不是不受到青睐，但它与在一个连贯的思维框架中进行系统表述和检验议题相比，往往显得不那么重要”。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包括交易费用和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及认知、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的作用等，因此制度主义横跨许多学科，如政治科学、法学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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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制度经济学实际还包括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虽然西方制度经济学并没有把马克思的理论纳入自己的体系，但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对所有制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其规律进行了大量研究。盛洪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张很不同于制度经济学，它实际上是后者的先驱之一”[2]；吴宣恭认为，“如果撇开所用理论术语的差别而就其内容来看，实际上是非常全面和深刻的产权理论与制度变迁理论”[3]；朱晓平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三个重要方面存在研究层面上的内在有机联系，并具有互补性”[4]；杨成长把马克思经济学称为“批判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学”[5]。诺思也承认，“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完全包含了新古典分析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6]，而且由于大量借鉴了马克思的方法和结论，奇尔科特将诺思的理论列为“马克思主义观点”[7]。但勒帕日也指出，“新制度经济学从一些纯粹的马克思概念（例如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联系）出发，反而可以发展一种解释历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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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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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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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范分析和历史实证分析：本书对户籍制度变迁以及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演进的讨论主要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提出和论证户籍制度以及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该什么样”。同时，通过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历史实证，考察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以及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演进事实“是什么样”。而历史实证又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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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本书在宏观层面从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制度执行、制度成本及制度竞争等方面，考察制度框架中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土地、赋役、等级制度等与户籍制度的各自演进和交互作用。同时，在微观层面考察制度框架，特别是户籍制度对个人权利（资源能力）的影响，以及个人和由不尽相同的个人结成的团体的行动对制度框架和户籍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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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较静态分析和定性分析：本书虽然试图连续地反映户籍制度的变迁，但对户籍制度变迁的考察实际上主要是比较静态分析，即有关变量一次变动（而不是连续变动）的前后进行比较。而且，虽然在可能的方面也采用历史数据来进行历史实证，但对户籍制度变迁及个人权利、社会控制关系的考察主要是通过定性分析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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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3 相关概念、理论和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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