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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会改变个体的资源状况和社会位置，也可能影响社会阶层结构，但不一定导致社会平等。多数社会学家因此希望以平等的流动机会来弥补，但即使是公平的竞争仍可能造成不平等的结果。罗尔斯进而主张“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而“由于出生和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应得的，这些不平等就多少应给予某种补偿”[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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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如根据流向分为垂直（向上和向下）和水平（发散式、平行式、交叉式等）流动，根据流动原因分为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流动，根据个人社会位置的起点与终点分为代内和代际流动，根据流动结果的不同，社会流动可以分为复制式和替代式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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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索罗金主张“促进变化的一切因素都是促进垂直社会流动的因素，反之亦然”[156]，但社会学研究大体主张先赋性和后致性因素的两分法，并把社会区分为封闭型和传统型社会。除个人因素外，社会关系、技术和制度的影响也受到关注。关于社会关系，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林南的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理论、伯特的结构洞理论有不同的解释[157]。技术变化的影响也得到普遍承认，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158]。关于制度，一些人认为制度、组织属于先赋性因素[159]，一些人把制度性因素与先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并列[160]，一些人又认为制度对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都会产生影响[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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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户籍和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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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户籍一般是指“登记居民户口的簿册”[162]或“登记居民住户的册籍”[163]，俗称“户口登记簿”或“户口本”。在各历史时期户籍的名称并不完全一致，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的规定性是连续的，主要包括：户籍都是由国家制定，以户（包括家庭或特定的组织）为基本单位，以户内人口或部分人口（一些时期还包括土地、财产、赋役）等为主要登载内容，往往内含或隐藏着大量与人、户相关的其他意义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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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户籍制度的界定大致有三类：一是认为户籍制度是人口信息制度，如李宾华认为“户籍制度，是国家有关机关依法收集、确认、登记有关公民身份、亲属关系以及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164]，类似于外国的民事登记、国民登记、生命登记、人事登记制度[165]。二是认为户籍制度是人口信息与管理制度，如俞德鹏认为“户籍制度是政府职能部门对所辖人户的出生、死亡、迁徙、婚姻等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并进行相关管理的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166]。三是认为户籍制度是与户口或户籍管理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把户籍制度表述为“中国历代政府掌握户口数量而设置的一种簿籍登记制度”，“它是政府制士处民，征收贡赋，制造器物，规定禄食，兴发力役，组织军旅的基本依据”[167]。陆益龙认为户籍制度是“与户口或户籍管理相关的一套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其中包括通过户籍来证明个人身份、执行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168]。因此，郑宗楷认为狭义的户籍制度仅指以反映人口基本信息为核心的户籍登记、户籍统计、户籍档案、户籍证件等一系列法律制度，而广义的户籍制度则包括与户籍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制度[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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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户籍制度（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stitutions）不仅是“嵌在”制度结构中进行出生、死亡、婚姻等户籍登记的制度安排（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而且往往是与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级制度等相互结合，赋予特定户籍或户籍中的特定的个人（群体）特定权利和义务，实质是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一类制度安排和结构。因此，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的节点，户籍制度的变迁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演进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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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户籍制度的变迁也就可以看作是一个从以集团为控制单位向以家庭为控制单位再向以个人为控制单位的演进过程，即早期起源阶段、以集团为控制单位的阶段、以家庭为控制单位的阶段和以个人为控制单位的阶段。这里也把户籍制度起源、变迁中的几个阶段称为“广义的户籍制度”，而以家庭为控制单位的阶段则称为“狭义的户籍制度”。而“狭义的户籍制度”实际只是从集团控制向个体控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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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相关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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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户籍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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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户籍制度的专门研究，可以简单划分为中国传统户籍制度研究和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研究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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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1 中国传统户籍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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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户籍制度研究中，一是按户籍制度通史或断代史方式收集、整理、考证户籍制度的历史资料，考察古代户籍制度的整体或阶段的演进情况。黎世蘅的《历代户口通论》（上海世界书局，1922）讨论了历代户籍、户口，特别是明清户口及编审制度。宋昌斌的《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史稿》（三秦出版社，1991）收集了先秦到明清户籍制度史料，从户籍制度的起源、调查登记、立户原则及户等、户类和户口的编制、迁徙、保养等方面，描述了户籍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王威海的《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历史与政治的分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从政治社会发展的角度，梳理了户籍制度形成、发展和变化，探讨了户籍制度的变化与封建国家周期性盛衰之间的关系。黄清连的《元代户计制度研究》（台湾大学文学院，1978）主要从民族阶级、职业分工、管理机构、赋税等方面讨论了元代“诸色户计”的制度体系，政府对“诸色户计”的控制以及“诸色户计”的经济、法律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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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论文，如黄盛璋的《唐代户口的分布与变迁》（《历史研究》，1980.6），张庆五《我国历代户籍制度概略》（《人口与经济》，1982.2）和《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演变》（小城镇建设，2001.11），刘浦江的《金代户籍制度刍论》（《民族研究》，1995.3），易农的《历史中的户籍制度》（《21世纪》，1999.5），蓝海涛的《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国际比较》（《人口与经济》，2000.1），张英红的《户籍制度的历史回溯与改革前瞻》（《宁夏社会科学》，2002.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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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把传统户籍制度和其他主题结合起来，考察了户籍制度与土地、人口、赋役、等级、身份等问题。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考证和测算了中国历代家户规模、土地面积与人口状况等数据，从人口角度探讨了户籍、地籍和税籍的关系以及户籍制度演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宋家钰的《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考察了唐朝户籍法的基本内容及户籍与土地的关系，比较了唐朝户口、土地、赋役的统计及唐日两国的户籍、计账制度，探讨了户籍对均田制和唐代社会性质的意义。杨子慧的《中国历代的人口与户籍》（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概括地考察了历代人口变动情况及户籍制度的内容和变迁轨迹，探讨了户籍制度的功能及其与国家和赋役制度等的关系。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账研究》（中华书局，1984）以隋唐时期为重点，运用敦煌和吐鲁番文书等出土文献，对秦汉至唐的户籍、籍账及相关社会经济文书进行了考证和探讨。傅克辉的《魏晋南北朝籍账研究》（齐鲁书社，2001）讨论了魏晋南北朝的黄籍、东晋南朝的户籍整理、北魏户籍制度、西魏大统十三年文书及赀簿等。栾成显的《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通过明代黄册制度考证和研究，讨论了明清农村经济结构。宋昌斌的《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长春出版社，2004）围绕户籍制度与赋役制度关系，以个案事例通俗地反映了户籍制度的起源、调查登记、基层控制、户类、户等、婚姻家庭、户口迁徙及户口保养问题。邢铁的《户等制度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考察了中国户等制度的产生、发展、高潮、混乱和衰落的过程，探讨了户等制度发展、演变的原因。姚秀兰的《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回顾了中国户籍法律和户政管理制度历史演进，考察了户籍制度与宗族、身份、人口流动的关系，以及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对近代社会的影响及在台湾和大陆的变革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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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论文，如宋家钰的《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账》（《历史研究》，1981.6），盛建国的《中国古代户籍管理制度对商品经济的制约》（《政法论丛》，1994.2），于越人的《隋唐的田制、税法与户籍统计》（《统计研究》，1995.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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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2 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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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研究，主要考察了当代户籍制度变迁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特别是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个人权利、城市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等的影响和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等。如马福云的《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0）在回顾传统户籍保甲制度的基础上，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与国家现代化背景下，探讨了户籍制度及与之联系的权益分配格局的变迁及其原因和影响。俞德鹏的《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讨论了中国户籍制度的起源及外国户籍制度的特点，从城乡社会差异入手，分析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形成和改革对身份、地位、机会、就业及迁徙自由等的影响。田炳信的《中国第一证件：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回顾了户籍制度的历史，探讨了户口与社会歧视、迁徙自由、婚姻及城乡户籍壁垒的瓦解趋势和户籍改革的“深圳经验”等问题。王飞凌（Wang，F.L）的“Organizing through division and exclusion：China’s Hukou system”（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从户籍制度的排斥性、分配性和社会控制功能，考察了户籍的排斥标准和由此形成的政治性、社会性的分层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机制引起的变化。宋嘉革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人口城市化转移》（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回顾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建立和演进，通过对户籍管理的国际比较，探讨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障碍和户籍制度改革问题。扈立家的《中国户籍制度创新与农村城市化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从经济角度分析了现行户籍制度产生的背景，比较了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外城市化发展的差异，讨论了户籍创新与农村城市化发展等问题。张玮的《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地方实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户籍制度改革的历程，从利益角度探讨了地方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及地理扩散模式。黄志岭的《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和户籍差异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探讨了城镇职工与城市外来人员在工资、就业、人力资本回报率等方面的差异。王清的《利益分化与制度变迁：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从利益和制度变迁的动因、路径、方式、效益的角度，探讨了城市户籍制度的变迁。殷志静、郁奇虹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回顾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出了改革的设想和建议。张雷的《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回顾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户籍制度进行了国际比较，总结了各地户籍改革的经验和问题，提出了改革的设想和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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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论文，一些讨论了当代户籍制度的演变，如程铁军、萨尔顿（T.J.Cheng，M.Selden）的“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China Quarterly，1994.3），徐琴的《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演变：一项公共政策的功能变迁》（《学海》，2000.1），葛笑如的《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宏观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湖北社会科学》，2003.9），刘贵山的《1949年以来中国户籍制度演变述评》（《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8.1），邓可斌等的《户籍管制、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制度经济学研究》，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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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探讨了户籍制度与个人权利（人权），特别是平等权、迁徙自由权等，如王鹰的《迁徙自由与户政管理非治安化》（《现代法学》，2001.6），盛洪等的《人是否应该拥有自由迁徙权？“将迁徙自由重新写入宪法”研讨会》（《社会科学论坛》，2002），温铁军的《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和《我们是怎样重新得到迁徙自由的》（《中国改革》，2002.4～5），李强的《户籍制度、迁徙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型构》（《行政与法研究》，2003.2），黄双全的《以实现身份平等和迁徙自由为目标、积极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公安研究》，2004.1），张智勇的《户籍制度、歧视与社会分层：论农民工目前不是中国新的产业工人》（《生产力研究》，2004.4），李振宇的《身份歧视、发展差距与经济门槛》（《制度经济学研究》，2005.3），黄少安等的《权利的不公平分配与农民的制度性贫困》（《制度经济学研究》，2005.3），高兴民的《论建立城市非户籍劳动者综合社会保险制度》（《学术交流》，2006.2），叶建亮的《公共产品歧视性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控制》（《经济研究》，2006.11），寇浩宁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社会排斥与户籍分层》（《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8.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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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探讨了社会分层和流动中的户籍制度问题，特别是二元户籍制度下的农民、农民工的流动问题，如赵晓莲的《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社会分层弊端刍议》（《法制与社会》，2007.1），陆益龙的《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1），李骏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社会学研究》，2011.2），郑杭生的《城市中农业户口阶层的地位、再流动与社会整合》（《江海学刊》，2002.2），陆益龙的《城镇农业户口阶层的地位与再流动》（《合肥联合大学学报》，2002.2），李强的《户籍分层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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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探讨了人口流动中的户籍问题，如A.Portes 和J.Borocz的“Contem porary Immigration：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Its Determinants and Modes of Incorporati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89.23），Linda Wong的“China’s Urban Migrants-The Public Policy Challenge”（Pacific Affairs，1994.67），王立英的《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城镇暂住人口的管理》（《人口研究》，1996.4），朱宇的《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南方人口》，2004.3），张必春的《权利回归与制度重构：对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创新的思考》（《人口研究》，2007.4），孔冬的《体制重构与权利回归：沿海发达地区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模式探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3），胡陈冲的《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一项在福建省的问卷调查》（《人口与发展》，201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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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探讨了现行户籍制度的改革问题，如D.J.Solinger的“Temporary Residence Certificate’ Regulations in Wuhan”（The China Quarterly，1985.101），Linda Wong和Huen Wai-Po的“Reforming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A Preliminary Glimpse of the Blue Chop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98.4），丁水木的《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功能及改革走向》（《社会学研究》，1992.6），万川的《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回顾与思考》和任文的《市场经济下的户籍制度改革》（《中国人口科学》，1999.1），谯远的《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规模经济》（《人口与经济》，1999.2），俞德鹏的《时效户口：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一条思路》（《社会》，1993.7）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困境与出路》（《江海学刊》，1995.4），张庆五的《有关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考》（《中国公安大学学报》，1994.3），人口研究编辑部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人口研究》，1997.3），左鹏的《户口买卖与户籍制度改革：来自P市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00.2），殷淑燕的《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人口研究》，2000.6），聂海峰的《户籍制度改革的模式与策略分析：实物期权的方法》（《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1），池建宇的《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从农村经济改革角度作出的一种解释》（《经济体制改革》，2003.3），徐亚军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困境：从国家“退出”角度的分析》（《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6.3），刘小年的《农民工市民化与户籍改革：对广东积分入户政策的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1.3），郑风田的《各地户籍新政的比较与思考》（《领导之友》，201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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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比较了中外户籍制度，如J.Torpey的“Revolutions and Freedom of Movement：An Analysis of Passport Controls in the French，Russian，and Chinese Revolutions”（Theory and Society，1997.26），蓝海涛的《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国际比较》（《人口与经济》，2000.1），上海综合经济编辑部的《国外户籍制度借鉴与中国户籍制度比较》（《上海综合经济》，2001.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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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涉及户籍制度的其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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