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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2 涉及户籍制度的法学、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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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学特别是人权法研究中也涉及了户籍制度与公民的迁徙自由、人身权、平等权、自由权等基本权利，以及公民追求幸福的权利、受教育权、公正对待权、工作权、休息权、同工同酬权、选举权、享受基本生活保障权等社会、政治、经济权利甚至婚姻自由等问题。如林喆的《当代中国人权保障法律制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涉及了取消公民居住和迁移自由的条款的“七五”宪法及流动人口权等。夏勇的《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涉及了人身权利、农村女性受教育权等。常军的《和谐社会与人权保障》（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涉及了受教育权、劳动权等。李光宇的《农民工作权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涉及了择业自由、就业保护、社会保障、同工同酬、平等待遇、集体交涉等农民工作（劳动就业）权利体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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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研究中，主要是在社会控制、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研究中涉及了户籍制度问题。在社会控制研究中，户籍制度主要被视为国家对个人和家庭进行控制的工具，如萧公权（Hsiao K.C）的“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邵南（V.N.Shaw）的“Social Control in China：A Study of Chinese Work Units”（London：Praeger.1996），池子华的《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冯贤亮的《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达顿的《中国的规训与惩戒：从父权到“人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郭成伟的《社会控制：以礼为主导的综合治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沈大明的《〈大清律例〉与清代的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等。一些研究讨论了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什伍制度、甲法制度，涉及了户籍制度与行政控制、乡村控制以及土地、赋役制度等问题，如江士杰的《里甲制度考略》（商务印书馆，1933），闻钧天的《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6），周中一的《保甲研究》（独立出版社，1947），朱德新的《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刘志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时期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等。一些研究还讨论了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宗族、家庭制度，涉及了户籍制度与家族制度等问题，如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王晓毅的《血缘与地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吴仁安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麻国庆的《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江庆柏的《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王替军的《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吴仁安的《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滋贺秀三的《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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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中，一些涉及了传统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户籍制度问题，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施坚雅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和《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1），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从翰香的《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其中一些研究了传统社会“士绅”阶层及其流动，如吴晗的《皇权与绅权》（观察社，1948），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周荣德的《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和《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人民出版社，2009）等。一些研究了科举制度及对社会分层流动的影响，如宋元强的《清朝的状元》（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何怀宏的《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李承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价值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刘海峰的《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王日根的《中国科举考试与社会影响》（岳麓书社，2007），吴铮强的《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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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涉及了当代社会分层流动中户籍制度问题，如Jean C.Oi的“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Berkeley：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1989），李强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朱光磊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陈婴婴的《职业结构与流动》（东方出版社，1994），胡克（Brain Hook）的“The Individual and State in China”（Oxford：Claredon Press.1996），许欣欣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段若鹏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李春玲的《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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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涉及了当代人口迁移流动中户籍制度问题，如杨云彦的《中国人口迁移与发展的长期战略》（武汉出版社，1994），王建民的《中国流动人口》（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阎蓓的《新时期中国人口迁移》（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Delia Davin的“Internal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Macmillan，1999），李玲的《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与劳动市场》（科学出版社，2005），蔡昉的《中国流动人口问题》和李若建的《走向有序：地方性外来人口管理法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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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还特别关注了二元户籍制度对当代社会分层流动的影响，特别是农民、农民工的社会分层流动问题。如郭书田的《失衡的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第1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辜胜阻的《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马侠的《中国城镇人口迁移》（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王春光的《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布赖彻和许慧文（M.Blecher，V.Shue）“Tethered Deer：Government and Economy in Chinese Country”（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贾德裕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Dorothy J.Solinger的“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peasant migrants，the state，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吕世辰的《农民流动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新华出版社，1999），柯兰君的《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温锐的《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吴要武的《制度障碍下的乡城迁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李强的《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曾绍阳的《社会变迁中的农民流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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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对文献的简短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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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历史的延续性、内容的复杂性、功能的多样性，还是从作用的特殊性、影响的广泛性来讲，户籍制度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其中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此，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学科，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就某个或某些问题做了较深入的研究。但也存在一些空白和问题，没有从更宏观的层次讨论户籍制度的变迁，对户籍制度起源的解释模糊而混乱，对户籍制度未来的走势的讨论仅仅停留在现行户籍制度目前的改革上，也就不可能完整反映和解释户籍制度的起源和变迁；没有完整反映和解释户籍制度变迁与制度环境，特别是与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级制度的各自演进和交互作用及其趋势，以及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制度执行、制度成本及制度竞争问题，特别是个人及由不尽相同的个人组成的集团的行动对户籍制度变迁的影响，也就不可能真正反映户籍制度作为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节点，作为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制度的属性；受制度经济学影响，一些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制度经济学观点，一些研究大量使用了“制度”“制度演进”“制度变迁”等制度经济学的“流行”词汇，但在方法上多数实际不是制度经济学的，对理论本身的检验、修正、补充也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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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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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4 研究思路、框架、创新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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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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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研究思路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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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尝试以制度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工具，把马克思制度理论作为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以户籍制度变迁为主线，从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的角度，把稀缺、权利（人权）及社会控制和社会流动问题纳入解释框架，从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制度执行、制度成本及制度竞争等方面，着重考察制度框架中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特别是土地、赋役、等级制度等与户籍制度的各自演进和交互作用及其对个人权利（资源能力）的影响，考察个人及由不尽相同的个人结成的团体的行动及其对制度框架特别是户籍制度的影响，以期为未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取向及个人、团体、国家行动的选择和调整提供一定的参考。同时，通过对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解释，检验、修正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本书的逻辑关系和结构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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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户籍制度变迁历史阶段的分期，研究者一般均以中国历史朝代作为分期的依据和节点[170]。这里，按照本书对户籍制度的定义和控制的主要特征，把中国户籍制度从起源、确立、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起源阶段（早期人类集团）、以集团为控制单位的阶段（部落和部落联盟至西周末期）、以家庭为控制单位的阶段（春秋至清前期）和以个人为控制单位的阶段（清后期至今）。以家庭为控制单位的阶段，又以户籍制度与其他制度联系的紧密程度划分为两个小的阶段，即以田制为中心的阶段（春秋至唐前期）和以役法为中心的阶段（唐后期至清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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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七章，实际包括三部分，即理论（第一章）、历史（第二至六章）、理论与历史（第七章）。各章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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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陈述了本书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理论和研究综述以及研究思路、框架、创新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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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户籍制度的起源。在理性经济人和稀缺框架内，探讨了“一人世界”的利益分歧、交易、产权（权利）和制度。探讨了合作和团体的产生、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形成。从制度的“非中性”、人的差异和偏好出发，探讨了控制产生的根源。从早期人类集团之间身份识别和集团内部资源分配两个方面，探讨了人类早期集团对人的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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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集团控制。考察和讨论了中国以集团为控制单位模式的产生、集团之间和集团内部控制方式的差异；考察和讨论了夏、商和西周以集团为控制单位模式不断突破、个体家庭的成长，直至以集团为单位控制模式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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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春秋到唐前期以田制为中心的户籍控制。考察和讨论了春秋时期在土地制度变革和竞争推动下，户籍制度的产生和与之相关的赋役制度、社会组织的变化及影响；战国时期在竞争压力下，各国（特别是秦国）对制度体系的调整和完善；西汉对秦制的继承和修正。考察和讨论了东汉到南朝在豪族分割、军阀割据、国家竞争条件下户籍制度体系的变迁，十六国和北朝少数民族政权胡汉分治的制度体系及与中原制度体系的融合。考察和讨论了隋至唐前期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最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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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唐后期到清前期以役法为中心的户籍控制。考察和讨论了唐后期户籍制度与田制的脱钩及影响，五代到宋以役户为主的户籍制度的发展。考察和讨论了辽、金、元时期按民族和社会经济形态设定的制度框架和户籍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变迁。考察和讨论了明朝户籍制度与赋役制度的再结合，以及户籍制度与役法的脱钩。考察和讨论了清前期按民族设定的制度框架和户籍制度体系，户籍制度与赋役脱钩的完成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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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户籍制度向个体控制的发展。考察和讨论了清末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体系的崩溃，个人作为控制单位开始被纳入控制制度体系；考察和讨论了民国时期处于分割状态下的户籍制度，各政权特别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制度竞争，以及控制单位在家庭和个人之间的摇摆。考察和讨论了新中国对传统制度体系的调整，户籍制度特别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形成；改革开放后对“左”的制度体系的调整，对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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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结论与启示。总结了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特征、趋势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