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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01 一些探讨了户籍制度与个人权利（人权），特别是平等权、迁徙自由权等，如王鹰的《迁徙自由与户政管理非治安化》（《现代法学》，2001.6），盛洪等的《人是否应该拥有自由迁徙权？“将迁徙自由重新写入宪法”研讨会》（《社会科学论坛》，2002），温铁军的《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和《我们是怎样重新得到迁徙自由的》（《中国改革》，2002.4～5），李强的《户籍制度、迁徙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型构》（《行政与法研究》，2003.2），黄双全的《以实现身份平等和迁徙自由为目标、积极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公安研究》，2004.1），张智勇的《户籍制度、歧视与社会分层：论农民工目前不是中国新的产业工人》（《生产力研究》，2004.4），李振宇的《身份歧视、发展差距与经济门槛》（《制度经济学研究》，2005.3），黄少安等的《权利的不公平分配与农民的制度性贫困》（《制度经济学研究》，2005.3），高兴民的《论建立城市非户籍劳动者综合社会保险制度》（《学术交流》，2006.2），叶建亮的《公共产品歧视性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控制》（《经济研究》，2006.11），寇浩宁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社会排斥与户籍分层》（《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8.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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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03 一些探讨了社会分层和流动中的户籍制度问题，特别是二元户籍制度下的农民、农民工的流动问题，如赵晓莲的《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社会分层弊端刍议》（《法制与社会》，2007.1），陆益龙的《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1），李骏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社会学研究》，2011.2），郑杭生的《城市中农业户口阶层的地位、再流动与社会整合》（《江海学刊》，2002.2），陆益龙的《城镇农业户口阶层的地位与再流动》（《合肥联合大学学报》，2002.2），李强的《户籍分层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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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05 一些探讨了人口流动中的户籍问题，如A.Portes 和J.Borocz的“Contem porary Immigration：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Its Determinants and Modes of Incorporati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89.23），Linda Wong的“China’s Urban Migrants-The Public Policy Challenge”（Pacific Affairs，1994.67），王立英的《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城镇暂住人口的管理》（《人口研究》，1996.4），朱宇的《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南方人口》，2004.3），张必春的《权利回归与制度重构：对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创新的思考》（《人口研究》，2007.4），孔冬的《体制重构与权利回归：沿海发达地区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模式探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3），胡陈冲的《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一项在福建省的问卷调查》（《人口与发展》，201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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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07 一些探讨了现行户籍制度的改革问题，如D.J.Solinger的“Temporary Residence Certificate’ Regulations in Wuhan”（The China Quarterly，1985.101），Linda Wong和Huen Wai-Po的“Reforming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A Preliminary Glimpse of the Blue Chop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98.4），丁水木的《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功能及改革走向》（《社会学研究》，1992.6），万川的《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回顾与思考》和任文的《市场经济下的户籍制度改革》（《中国人口科学》，1999.1），谯远的《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规模经济》（《人口与经济》，1999.2），俞德鹏的《时效户口：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一条思路》（《社会》，1993.7）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困境与出路》（《江海学刊》，1995.4），张庆五的《有关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考》（《中国公安大学学报》，1994.3），人口研究编辑部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人口研究》，1997.3），左鹏的《户口买卖与户籍制度改革：来自P市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00.2），殷淑燕的《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人口研究》，2000.6），聂海峰的《户籍制度改革的模式与策略分析：实物期权的方法》（《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1），池建宇的《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从农村经济改革角度作出的一种解释》（《经济体制改革》，2003.3），徐亚军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困境：从国家“退出”角度的分析》（《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6.3），刘小年的《农民工市民化与户籍改革：对广东积分入户政策的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1.3），郑风田的《各地户籍新政的比较与思考》（《领导之友》，201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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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09 一些比较了中外户籍制度，如J.Torpey的“Revolutions and Freedom of Movement：An Analysis of Passport Controls in the French，Russian，and Chinese Revolutions”（Theory and Society，1997.26），蓝海涛的《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国际比较》（《人口与经济》，2000.1），上海综合经济编辑部的《国外户籍制度借鉴与中国户籍制度比较》（《上海综合经济》，2001.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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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11 1.3.2.2 涉及户籍制度的其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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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13 在史学特别是人口史、移民史、人口地理以及法学、社会学等研究中，也大量涉及中国传统户籍制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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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15 1.3.2.2.1 涉及相关问题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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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17 人口史、移民史、人口地理的研究中，涉及人口调查、户籍制度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土地赋役制度等问题。人口史的研究，如吴希庸的《人口思想史》（北平大学出版社，1936），吴申元的《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张光照的《中国人口经济思想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赵文林的《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冻国栋的《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袁祖亮的《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曹健民的《人口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葛剑雄的《亿兆斯民：中国人口史再认识》（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9）、《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2002），路遇的《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新中国人口六十年》（中国人口出版社，2009），王育民的《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杨子慧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中国改革出版社，1996），阎守诚的《中国人口史》（文津出版社，1997），段纪宪的《中国人口造势新论：中国历代人口社会与文化发展》（中国人口出版社，1999），何炳棣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三联书店，2000）等。移民史的研究，如葛剑雄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池子华的《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流民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陈世松的《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和《大变迁：“湖广填四川”影响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2010）等。人口地理的研究，如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胡焕庸的《中国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张善余的《中国人口地理》（科学出版社，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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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19 另外，中国史、制度史和政治制度史以及经济史，特别是土地、财政、赋役史的研究也一定程度涉及了户籍制度问题。中国历史的总体研究，提供了中国社会包括户籍制度变迁在内的历史脉络和总体的制度框架，如麦克法考尔的《剑桥中国史》（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张岱年的《中国全史》（人民出版社，1995），曹健民的《中国全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等。制度史和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提供了制度环境和制度资源，包括户籍制度变迁的总体脉络，如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2），白钢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杨联陞的《中国制度史研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吕思勉的《中国制度史》（上海三联书店，2009），侯力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等。经济史特别是土地、财政、赋役史的研究，提供了户籍制度与土地、赋役制度及经济基础方面的依据。经济史，如赵冈的《中国经济制度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何炼成的《中国经济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朱伯康的《中国经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周谷城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吴申元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等。土地制度史，如赵俪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1984）和《中国土地制度史讲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樊树志的《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8），赵冈的《中国土地制度史》（新星出版社，2006）等。财政赋役制度史，如郑学檬的《中国斌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孙文学的《中国财政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董孟雄的《中国近代财政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孙翊刚的《中国财政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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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21 1.3.2.2.2 涉及户籍制度的法学、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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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23 在法学特别是人权法研究中也涉及了户籍制度与公民的迁徙自由、人身权、平等权、自由权等基本权利，以及公民追求幸福的权利、受教育权、公正对待权、工作权、休息权、同工同酬权、选举权、享受基本生活保障权等社会、政治、经济权利甚至婚姻自由等问题。如林喆的《当代中国人权保障法律制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涉及了取消公民居住和迁移自由的条款的“七五”宪法及流动人口权等。夏勇的《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涉及了人身权利、农村女性受教育权等。常军的《和谐社会与人权保障》（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涉及了受教育权、劳动权等。李光宇的《农民工作权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涉及了择业自由、就业保护、社会保障、同工同酬、平等待遇、集体交涉等农民工作（劳动就业）权利体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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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25 在社会学研究中，主要是在社会控制、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研究中涉及了户籍制度问题。在社会控制研究中，户籍制度主要被视为国家对个人和家庭进行控制的工具，如萧公权（Hsiao K.C）的“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邵南（V.N.Shaw）的“Social Control in China：A Study of Chinese Work Units”（London：Praeger.1996），池子华的《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冯贤亮的《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达顿的《中国的规训与惩戒：从父权到“人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郭成伟的《社会控制：以礼为主导的综合治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沈大明的《〈大清律例〉与清代的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等。一些研究讨论了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什伍制度、甲法制度，涉及了户籍制度与行政控制、乡村控制以及土地、赋役制度等问题，如江士杰的《里甲制度考略》（商务印书馆，1933），闻钧天的《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6），周中一的《保甲研究》（独立出版社，1947），朱德新的《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刘志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时期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等。一些研究还讨论了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宗族、家庭制度，涉及了户籍制度与家族制度等问题，如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王晓毅的《血缘与地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吴仁安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麻国庆的《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江庆柏的《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王替军的《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吴仁安的《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滋贺秀三的《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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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27 在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中，一些涉及了传统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户籍制度问题，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施坚雅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和《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1），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从翰香的《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其中一些研究了传统社会“士绅”阶层及其流动，如吴晗的《皇权与绅权》（观察社，1948），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周荣德的《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和《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人民出版社，2009）等。一些研究了科举制度及对社会分层流动的影响，如宋元强的《清朝的状元》（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何怀宏的《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李承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价值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刘海峰的《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王日根的《中国科举考试与社会影响》（岳麓书社，2007），吴铮强的《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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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29 一些涉及了当代社会分层流动中户籍制度问题，如Jean C.Oi的“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Berkeley：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1989），李强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朱光磊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陈婴婴的《职业结构与流动》（东方出版社，1994），胡克（Brain Hook）的“The Individual and State in China”（Oxford：Claredon Press.1996），许欣欣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段若鹏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李春玲的《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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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31 一些涉及了当代人口迁移流动中户籍制度问题，如杨云彦的《中国人口迁移与发展的长期战略》（武汉出版社，1994），王建民的《中国流动人口》（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阎蓓的《新时期中国人口迁移》（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Delia Davin的“Internal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Macmillan，1999），李玲的《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与劳动市场》（科学出版社，2005），蔡昉的《中国流动人口问题》和李若建的《走向有序：地方性外来人口管理法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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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33 一些还特别关注了二元户籍制度对当代社会分层流动的影响，特别是农民、农民工的社会分层流动问题。如郭书田的《失衡的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第1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辜胜阻的《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马侠的《中国城镇人口迁移》（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王春光的《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布赖彻和许慧文（M.Blecher，V.Shue）“Tethered Deer：Government and Economy in Chinese Country”（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贾德裕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Dorothy J.Solinger的“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peasant migrants，the state，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吕世辰的《农民流动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新华出版社，1999），柯兰君的《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温锐的《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吴要武的《制度障碍下的乡城迁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李强的《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曾绍阳的《社会变迁中的农民流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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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35 1.3.2.3 对文献的简短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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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37 无论从历史的延续性、内容的复杂性、功能的多样性，还是从作用的特殊性、影响的广泛性来讲，户籍制度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其中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此，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学科，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就某个或某些问题做了较深入的研究。但也存在一些空白和问题，没有从更宏观的层次讨论户籍制度的变迁，对户籍制度起源的解释模糊而混乱，对户籍制度未来的走势的讨论仅仅停留在现行户籍制度目前的改革上，也就不可能完整反映和解释户籍制度的起源和变迁；没有完整反映和解释户籍制度变迁与制度环境，特别是与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级制度的各自演进和交互作用及其趋势，以及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制度执行、制度成本及制度竞争问题，特别是个人及由不尽相同的个人组成的集团的行动对户籍制度变迁的影响，也就不可能真正反映户籍制度作为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节点，作为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制度的属性；受制度经济学影响，一些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制度经济学观点，一些研究大量使用了“制度”“制度演进”“制度变迁”等制度经济学的“流行”词汇，但在方法上多数实际不是制度经济学的，对理论本身的检验、修正、补充也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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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42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372]

1703201743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4 研究思路、框架、创新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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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45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373]

1703201746 1.4.1 研究思路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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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748 本书尝试以制度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工具，把马克思制度理论作为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以户籍制度变迁为主线，从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的角度，把稀缺、权利（人权）及社会控制和社会流动问题纳入解释框架，从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制度执行、制度成本及制度竞争等方面，着重考察制度框架中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特别是土地、赋役、等级制度等与户籍制度的各自演进和交互作用及其对个人权利（资源能力）的影响，考察个人及由不尽相同的个人结成的团体的行动及其对制度框架特别是户籍制度的影响，以期为未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取向及个人、团体、国家行动的选择和调整提供一定的参考。同时，通过对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解释，检验、修正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本书的逻辑关系和结构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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