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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是“当一个群体把某一地区的动植物消耗完后，他们就得迁移”[110]，迁移流动也是当时调整资源禀赋的主要方式，但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毕竟是稀缺的，集团与集团直接争夺资源就不可避免，占有良好资源禀赋的集团也就意味着可以支撑较大规模的集团并能在资源争夺中取得优势。奥尔森认为集团“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的观念“是不正确的”。但在稀缺和竞争条件下，集团中哪怕是任何一个个体从外部占有的资源的扩大，也是集团资源总量的扩大。因为此时扩大的资源在集团内部是共享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帕累托改进”。在向集团外部争取资源的意义上，“不去增进其成员利益的组织往往会消亡”[111]。为争夺生存资源，“人们采取一切可能用的手段来取得他们所想要的东西”[112]，他们可能互相争斗甚至互相杀戮。也许“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丛林”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但集团与集团之间这种“近乎野蛮状态”[113]一定程度却是史实。霍布斯的说法就是“也许会有人认为这种时代和这种战争状态从未存在过，我也相信决不会整个世界普遍出现这种状况，但有许多地方的人现在却是这样生活的”[114]。此外，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在不同集团之间也可能存在各种形式的流动。当然这里的条件分别来自加入方和接收方的需要以及包括资源甚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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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于集团之间身份识别和集团内部资源分配的需要，人类早期集团实际上存在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制度，或者说，身份识别和收入（食物）分配的需求是后世的户籍制度产生的直接源头。遗憾的是，在户籍制度起源研究中，只有梁方仲注意到“人口调查的起源，最初只是计算人数”[115]，但他也未注意集团之间身份识别的问题。还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集团之间存在差异，集团成员之间也存在自然的分工，但这时的制度则是由集团及集团成员之间相互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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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2.5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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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从“一人世界”出发，讨论了制度、合作的起源，对人的控制的根源以及人类早期集团对人的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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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人世界”的交易、产权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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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一般认为“一人世界”没有交易、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实际是放弃了理性经济人和稀缺等理论假设，放弃了内部逻辑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实际上，只要我们坚持理性经济人和稀缺的基本假设，“今天”的鲁宾孙和“明天”的鲁宾孙之间就会产生利益分歧、交易、交易费用、产权（权利）和制度，理性经济人和制度研究可以推进到“一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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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多人世界中的竞争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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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稀缺、竞争条件下，不致“返回一人经济”是最基本的合作剩余。因此，在不改变人性的假设或博弈规则的前提下，人类也可以跳出“霍布斯状态”。这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代替了“今天”的鲁宾孙和“明天”的鲁宾孙之间的关系，利益分歧、交易、交易费用、产权（权利）的意义发生了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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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人的控制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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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制度的“非中性”、人的差异和偏好，即使是双方完全平等的合作或交易也会产生不平等的结果。占据优势的一方有着进一步控制弱势方及其资源的激励，优势的一方将进一步扩大优势和资源的实际占有。因此，这种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需求，实际上是包括后世的户籍制度在内的所有控制产生的根源。但控制的底线仍然是不致“返回一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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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人类早期集团对人的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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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早期集团成员之间存在自然差异甚至“搭便车”的情况，集团之间也存在竞争。在稀缺、竞争条件以及技术和人口规模的限制下，由于集团之间身份识别和集团内部资源分配的需要，人类早期集团实际存在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制度，这是后世的户籍制度产生的直接源头。但是，这时的制度是非正式的，也是由集团成员或集团之间相互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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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讨论可参阅：林岗、刘元春：《制度整体主义与制度个体主义：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丁以升、张玉堂：《法律经济学中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视角的解读与反思》，《法学研究》，2003.6；刘骥：《找到微观基础》，《开放时代》，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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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骥：《找到微观基础》，《开放时代》，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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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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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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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A.萨缪尔森、W.D.诺得豪斯：《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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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C.诺思：《历时经济绩效》，《经济译文》，1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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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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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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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抽象还可参考：左亚文：《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定义与人的本质的多维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7.10；赵志浩：《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研究的方法论意义》，《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3；张树杰：《重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再理解》，《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陈曙光：《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逻辑生成》，《攀登》，2006.1；余乃忠：《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范畴演变与辩证路线：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湖北社会科学》，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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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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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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