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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3 集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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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部落（联盟）时期集团控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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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了户籍制度的起源，对应我们祖先的历史，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大致反映了远古先民从茹毛饮血到熟食，从逐食而居到半定居、定居，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的几次转变[1]。“这一过程大概开始于距今三、四万年前，结束于五、六千年前，历时数万年之久，大体上相当于传说中的天地人‘三皇’时期”[2]。最初，在由共同的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中，氏族成员都以平等的资格参加氏族的各种活动，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没有私有财产，土地、房屋等也共同占有，但存在按性别和年龄区别的简单的不稳定分工。青壮年男子外出狩猎、捕鱼，妇女从事采集、看守住所、养护老幼、管理内务。在氏族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习惯、禁忌等非正式制度也由氏族成员相互实施，违犯者将要受到氏族的惩罚或被逐出氏族[3]。由于采集的收益较狩猎更为稳定，使从事采集的妇女在氏族中的地位得到提升，特别是母系血统识别在当时具有绝对的低成本，使母系血统成为“身份识别”的主要标志，社会从原始群进入母系氏族阶段。这时，女性家长或族长也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权威，但母系家族仍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必须在氏族的组织下共同生产，领取生活资料进行消费”[4]。在自然分工条件下个别地、偶然地脱离直接的食物生产而从事其他活动的个体仍要参与分配，可以被看作是集团或其他个体对非直接生产者在其他方面的贡献（投资）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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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从狩猎采集到定居农业的变迁，诺思认为：狩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劳动力规模的扩大分别或共同地发挥作用，都会导致人类从一个单纯的狩猎者逐渐向农民转变[5]。需要补充的还有，一是诺思的理论与博赛洛普“人口增殖是农业技术进展的主要因素”一致[6]，但在生存条件没有突然改变的情况下，狩猎集团应该保持大致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如果没有农业相对丰富和稳定的食物保证，不会突然地发生人口增殖，因此人口增殖是从狩猎到定居农业的结果。二是从狩猎采集到游耕再到定居农业，一定区域的人口承载量逐渐提高，人类集团的活动范围则逐渐稳定。比起狩猎采集来说，维护定居农业产权排他性的成本要高得多，这反而说明定居农业的收益要比狩猎采集高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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