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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中自七尺（年二十）以及六十，野自六尺（年十五）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等具体的赋役制度还不能够完全证实。但要区分不同人口情况就需要对人口的各种属性有更加详细的记录，而且即使仅为避免错漏也需要有一定的核查机制，因此完全可能不仅要“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而且要“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登其各乡之众寡”，作为一个宗族也要由“族师……以邦比之法，帅四闾之吏，以时属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众寡”[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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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方仲对分封过程中的金文的研究表明[124]，封赏中的人口除以“人”、“夫”、“白”计算外，如“锡女邦司四白，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人鬲千又五十夫”[125]；开始出现以“家”来计算的，如“锡……臣二百家”[126]。封赏中还大量出现以“田”为单位计算的土地，如“易（锡）于敔五十田，于早五十田”[127]。又有“里”、“邑”等包括土地与人口的赏赐，如“王……赏毕土方五十里”，“侯氏锡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与*［素+命］之民人都鄙”[128]。还有更为复杂的赏赐，如“锡■鬯一卣、商瓒一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锡在宜王人（十）又七里。锡奠七伯，厥（庐千）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余锡汝……县三百，……造国徒四千为汝敌寮，……余锡汝车马戎兵，厘仆三百又五十家”[129]。这些金文还显示，这时总体上虽还维持着以族为单位对人口进行控制的方式，但“家”的出现也显示氏族力量的减弱与独立的家庭地位的上升；人与土地的分列，一定程度显示商代人口与田地直接对应关系的削弱；“里”、“邑”、“县”等的出现，也显示人口属地控制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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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的政策也引起了人口流动。太公因“齐地负海舃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溱”[130]，“人民多归齐”[131]。这些人口的性质、来源虽不得而知，但势必打破原有集团的控制。而人口逃亡或诱惑人口逃亡（包括奴隶）都是不被允许的，“臣妾逋逃，……越逐不复，……诱臣妾，汝则有常刑”[132]，这也需要有更细致的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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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的分封，周王实际控制的土地和人口越来越少，实力越来越弱；同时，贵族内部的分化也越来越严重，许多失势贵族和贫困的士阶层也与平民、百工、商贾一起成为“国人”的一部分，所以称昭王以后，“王道微缺”。到夷王时，出现了“诸侯或不朝，相伐”的情况，楚等一些诸侯已称王，噩侯更是联络南淮夷和东夷部落打到东都成周附近。厉王（金文称刺王，即烈王）继位后，发动包括攻噩和平定淮夷等一系列战争并取得胜利，楚王熊渠和很多诸侯一样“畏其伐楚，亦去其王”[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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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大规模战争，“厉始革典”。政治上改变周、召二公世为卿士惯例，起用了有经济、军事专长的荣夷公和虢公长父，经济上改变了“周公之藉”[134]，即周公确认的包括礼仪、赋役的籍田制度。在礼制上，革典抛弃了周族君民共耕、酒食同享的耕作方式和平等形式，“使反映宗公利益的王道遭受破坏”[135]。在赋役上，“‘革典’就是‘变籍’，也就是指的变革自古以来的只剥夺‘公田’上的收获物而‘私田’上的收获物归公社农民所有的传统习惯”[136]，而不仅是“把公田分给国人而采取征税的办法”[137]，但如何剥夺并没有得到说明。实际上，由于铁制工具出现，生产力和农作物产量提高，公社农民对“私田”的兴趣和家庭作用增大，出现“公田不治”[138]的情况。一些诸侯贵族已经放弃了“惟助为有公田”[139]的传统赋役形式，转而采用“彻”，即“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取之”[140]。这时“彻”成为一种不仅是田税从力役形态向实物形态转化的过渡方式[141]，而且是田税和军赋、力役的分离，所谓“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142]。厉王革典可能是把“彻”制推行到了王畿未封的土地甚至诸侯国，也是以个体家庭取代集团作为赋役单位的尝试，这样“彻”法才成为“天下通法”[143]。因此形成的所谓“专利”[144]，也不只是“独占山泽之利”[145]，或是改变了畿外“名山大泽不以封”、畿内“名山大泽不以盼”的传统[146]，所以芮良夫才说“天地百物，皆将取焉”，“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王而行之，其归鲜矣”[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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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典不仅遭到了贵族大宗的强烈反对[148]，连“国人”也“谤王”。但厉王采用简单、粗暴的手段“止谤”，“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149]。这又违背了国家大事要“谋及卿士，谋及庶人”[150]，即源于部落时代的贵族议事会和民众大会对首领制约的传统，剥夺了国人议政的权利。于是国人暴动，“王流于彘”。但厉王确认的土地赋役制度却得到了延续，到“宣王即位”时已“不籍千亩”。对人口、赋役控制不得不采取了新的方式，宣王晚年，“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151]。正如葛剑雄指出的，“料民”是在一个地区逐人登记的新的人口调查制度[152]。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籍田制度以及“百亩一夫”的人地对应关系破坏的结果，而且，由于以族为单位的公有产权制度和基层控制体系已被打破，而新的社会组织和控制制度还没有建立，“料民”也只能由王直接组织实施，实际上也是对基层，包括个体家庭实施直接控制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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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葛剑雄认为此前周的人口调查制度（或只是一种从未实施过的理想），是根据不同身份的对象，由不同的官员分别负责登记，并根据百工人数、库房的储存和粮食的消耗等数字综合推算大致获得全部“民数”，“而大部分奴隶是不直接列入人口调查的，而是根据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及消耗的粮食来作估计的”。这也许是西周的中央机构的情况，但并不表明在诸侯的封国或在一个氏族内部不对人口进行直接控制。即便是只从葛剑雄所举的《夨簋》和《大盂鼎》来看，不仅“分类是相当严格的”[153]，统计也是严格的。一次受封赏赐的严格分类统计，实际上显示了在更多范围内严格分类统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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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3.5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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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考察和讨论了以集团为单位的控制模式的产生及其在夏、商、西周的发展、变化和终结。这一时期，人类集团规模和分化的扩大，形成大集团（国家）及其从属集团，并采取了次级首领控制各自成员模式。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在国家不断向次级集团渗透的同时，家庭的私有产权逐渐取代公社的排他性公有产权，集团控制模式趋于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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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落（联盟）时期集团控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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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农业引发了人类集团规模和分化的扩大，在氏族之上形成部落、部落联盟等大（强势）集团，但由于生产力和制度成本的限制，大集团仍没有能力直接控制所有次级集团的成员，而是采取了委托次级首领控制各自成员模式。在部落、部落联盟形成以及其首领逐渐为一些家族把持后，大集团对次级集团、集团首领对集团成员的赋役要求逐渐转向强制，对首领家族甚至其家庭人口的记录也逐渐从普通集团成员中独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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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夏的集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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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形成了中央王朝，实现了“家天下”，出现为贵族把持的中央官僚系统，但部落方国仍是一般的基层控制、地域控制和赋役单位。在部落方国内部，首领通过“祖”、“社”登记族众、分配土地、落实赋役、赏罚族众。但族众对首领产生及其权利的行使仍然有较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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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商的集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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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维持了以集团为单位的控制模式，一些诸侯还要率全体或部分族属以“耤田”的方式完成赋役，中央控制也不断向诸侯封国内部渗透。在诸侯封国内部，分配给族属的土地与人口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公共开支仍通过族众共耕公田的收入来支付。需要集中人力时，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人口清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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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西周集团控制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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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分封制一定程度改变了部落控制与地域控制合一的状况，一些部落人口被分割。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形成国、野及不同权利、义务的区分。随着金属工具和耕作技术的发展，个体家庭的产权能力提高，对私田的投入增加，放弃公田收入支付公共开支，改为“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取之”，田税开始从力役形态向实物形态转化并与军赋、力役分离。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产权逐渐取代公社的排他性公有产权。厉王“革典”和宣王“料民”是中央政府尝试以个体家庭作为赋役和控制单位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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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49）采用了《风俗通·皇霸》引《礼纬含文嘉》的说法，到神农时代，相当于历史上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即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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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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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半坡、横阵、庙底沟等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一些有别于按一定规则葬入公共墓地而埋在规整袋形灰坑中的死者，可能是对氏族成员中凶死者或违犯氏族禁忌死者的一种处理方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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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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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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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Boserup，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6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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