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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汉书·食货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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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孟子·滕文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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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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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洪钢：《“彻”法厄言》，吴才麟、文明：《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夏、商、西周时期），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48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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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汉书·食货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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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论语·颜渊》郑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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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国语·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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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许卓云：《西周史》，三联书店，20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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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礼记·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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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国语·周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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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诗经·大雅》中《荡》、《板》、《桑柔》等反映了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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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国语·周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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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周书·洪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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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国语·周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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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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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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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4 户籍制度（以田制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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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春秋到西汉：户籍制度的出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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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春秋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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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王被骊山之戎所杀后，由于无力驱逐犬戎，平王将河西、岐西分赠晋文侯和秦伯，迁都成周，中国进入春秋时期。东迁后，周室大为削弱，“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1]。诸侯已不向周室述职纳贡，甚至出现“周郑交质”和天子向诸侯国“不私求财”[2]的情况。但周室仍保持名义上“君之宗之”[3]的地位，“宋公不王”、“蔡人、卫人、郕人不会王命”、楚人“王祭不共”[4]，都成为诸侯征伐的口实。周室无力为诸侯提供制度和产权保护，也无法限制诸侯的制度创新。各国为求得生存或争夺霸主地位，纷纷在“尊王攘夷”的名义下，实施了富国强兵的变法，涌现了齐桓、晋文等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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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末特别是春秋以后，铁器和牛耕逐渐使用，为深耕和兴修农田水利等创造了条件。垦荒成本下降，使公社农民在荒地拓置私田更加有利可图，劳动力需求扩大，收入的提高又使人口增长成为可能。但首先不是“人口增长改变了土地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迫使农民改变耕作技术”[5]，而是耕作技术的进步改变了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保证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所以直到春秋末还是“四竞（境）之田，旷芜而不可胜辟”[6]，中原的宋、郑之间还有“隙地”六邑[7]；战国初，三晋才出现“土狭而民众”[8]，而楚等仍有很多地方“地胜其民”[9]。在吴越争霸中，越国还出台了激励婚育的政策，“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六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生育时还“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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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社农民开垦“私田”积极性提高，“公田不治”进一步严重。为从农民拓置私田中获取收益，各国统治者逐渐变“三年一换主（土）易居”[11]的公田为“自爰其处”[12]的私田。同时无论公田、私田还是垦荒，都逐渐实行了“履亩而税”[13]，并由此引发广泛的社会变革。变革始于桓公用管仲治齐，在“井田畴均”即国家授田的基础上，齐实行了“相地而衰征”[14]，按土地多少、土质好坏而征收赋税，以后发展为“相壤定籍”。这样，农民“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15]，统治者的收益也得到增加。同时“叁其国而伍其鄙”，打破国野和公社组织界线；又“作内政而寄军令”[16]，以个体家庭为起点，“十家为什，五家为伍”，把“轨”、“里”、“连”、“乡”的社会组织形式与“伍”、“小戎”、“卒”、“旅”的军事组织形式统一起来，使残留的血缘宗族变成国家直接控制的地域性社会、军事组织。在个体家庭变为授田和赋役单位后，国家通过基层组织体系控制人口和家庭成为必然，齐国“正人籍”、“正户籍”[17]，“这也就是中国编户齐民的开始”[18]。之后，齐将兵役和军赋合一按区域实行的“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辆”的“乘马”制度[19]，转变为“邦布之籍，终岁，十钱”的户籍税和“月人三十钱之籍”的人口税。但葛剑雄认为“我们还无法肯定户籍制度是否已成为当时的现实，或者还只是《管子》的作者所追求的理想”[20]，但随后户籍制度在各国出现的记载可以互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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