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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林甘泉：《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的具体途径》，编辑部：《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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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汉书·食货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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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孟子·滕文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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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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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洪钢：《“彻”法厄言》，吴才麟、文明：《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夏、商、西周时期），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48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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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汉书·食货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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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论语·颜渊》郑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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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国语·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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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许卓云：《西周史》，三联书店，20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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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礼记·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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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国语·周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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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诗经·大雅》中《荡》、《板》、《桑柔》等反映了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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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国语·周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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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周书·洪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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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国语·周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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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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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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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4 户籍制度（以田制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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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春秋到西汉：户籍制度的出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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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春秋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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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王被骊山之戎所杀后，由于无力驱逐犬戎，平王将河西、岐西分赠晋文侯和秦伯，迁都成周，中国进入春秋时期。东迁后，周室大为削弱，“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1]。诸侯已不向周室述职纳贡，甚至出现“周郑交质”和天子向诸侯国“不私求财”[2]的情况。但周室仍保持名义上“君之宗之”[3]的地位，“宋公不王”、“蔡人、卫人、郕人不会王命”、楚人“王祭不共”[4]，都成为诸侯征伐的口实。周室无力为诸侯提供制度和产权保护，也无法限制诸侯的制度创新。各国为求得生存或争夺霸主地位，纷纷在“尊王攘夷”的名义下，实施了富国强兵的变法，涌现了齐桓、晋文等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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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末特别是春秋以后，铁器和牛耕逐渐使用，为深耕和兴修农田水利等创造了条件。垦荒成本下降，使公社农民在荒地拓置私田更加有利可图，劳动力需求扩大，收入的提高又使人口增长成为可能。但首先不是“人口增长改变了土地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迫使农民改变耕作技术”[5]，而是耕作技术的进步改变了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保证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所以直到春秋末还是“四竞（境）之田，旷芜而不可胜辟”[6]，中原的宋、郑之间还有“隙地”六邑[7]；战国初，三晋才出现“土狭而民众”[8]，而楚等仍有很多地方“地胜其民”[9]。在吴越争霸中，越国还出台了激励婚育的政策，“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六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生育时还“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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