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02965
1703202966
除“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外[101]，燕昭王筑黄金台，“卑身厚币，以招贤者”[102]；魏文侯“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103]，用士参政，按功授职授爵；楚一度“废公族疏远者”[104]，“三世而收爵禄”[105]，但不久即恢复“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106]。齐设稷下学宫，宣王时学者“数百千人”，成为“百家争鸣”的中心，但学宫的原则是“不治而议论”[107]。客卿制始终是秦的国策，无论出身和职业高低贵贱，出类拔萃者赋予高官重权甚至拜为相将。自武王到始皇21位丞相中，除1人是秦人、6人未详外，就有14个“外国人”[108]。
1703202967
1703202968
社会的动荡改变了“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109]的状况，为制约代理人，玺、印、符、节等制度得到推行。为考核地方官吏，“上计”制度逐渐实行，“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110]。上计内容包括“竟（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槁之数”等。由于上计和“訾（量）粟而税”[111]等需要，度量衡在各国内部趋于统一。如商鞅变法时，“平斗桶权衡丈尺”[112]。但国家间可能也有某种协调机制，如孝公“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大良造鞅”造方升[113]。秦统一后，在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114]，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
1703202969
1703202970
在“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情况下，“壮者散而之四方”[115]，“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广泽林薮，扑击遏夺”[116]。李悝变法时“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又以“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限制代理人。其后“商君受之以相秦”[117]，并制定了《秦律》。虽然统治者声称“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18]，但仅是只要犯罪就要受到处罚，而不是同罪同罚，如秦规定“内公孙毋爵者当赎刑，得比公士赎耐”；“不当禀军中而禀者，皆赀二甲，法（废）；非吏也，戍二岁”。而且秦法名目繁多、用刑苛酷，如盗采桑叶，赃不到一钱，也要“赀徭三旬”[119]。但“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120]。
1703202971
1703202972
4.1.2.2 土地、户籍和赋役
1703202973
1703202974
随着铁犁、牛耕和“深耕易耨”[121]等农业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122]，农民垦荒范围扩大。而“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123]。为获取新垦土地的收益，各国逐渐承认了农民对新开垦的土地的实际占有权。李悝认为拥有土地使用权能使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否则“损亦如之”，百里之内“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就相差“粟百八十万石”[124]，因此要“尽地力为强君”。商鞅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125]，改“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为“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126]；“名田宅”[127]，允许个人占有田宅；“任其所耕，不限多少”[128]，而且“民得买卖”[129]。始皇三十一年还令“使黔首自实田”[130]，在全国范围内确认了农民对土地的实际占有权。但国家仍是土地的所有者，可以授予土地，如秦规定“从军当以劳论及赐”，如果“赐未受而死”或犯罪应“耐覂（迁）者”，“鼠（许）赐其后人”，“战死事不出，论其后”[131]。也可以收回土地，如楚有“禄臣再世而收地”，秦有“身死田收”[132]，齐有臣属离去“遂收其田里”[133]。因此仍不能说完成了“向私有产权的转变”[134]。同样，没有对产权的全面认识也必然会陷入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争论[135]。
1703202975
1703202976
为适应和鼓励小家庭生产，各国发展了户籍制度。楚的户籍登记了居住地和身份[136]。宋还有与户籍配合的版图，“泉阳令乃使吏案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庐，名为豫且”[137]。秦在商鞅变法后进一步严格了户籍制度，突出了与赋役的联系。《秦律》有《傅律》，“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138]。户籍登记总体上是“国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139]，但单独立户者必须是土地拥有者和官府授田对象，其他如“叚（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140]及三晋的“宾萌”[141]等不能单独立户。为扩大赋役，秦实行了强制分家政策[142]，“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在每户只“一男”、户均人口和受田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也就大致做到了“赋税平”。登记主要是户主的姓名、籍贯、身份、祖宗三代的出身和家内成员的年龄、健康状况和家庭财产、类别等。户籍根据不同权利义务分类管理，包括享有特殊权利的户籍类型，如王族有“宗室籍”，获爵职有“爵籍”，官吏有“宦籍”，官吏子弟有“弟子籍”。民籍中有“故秦民”和“新民”，商人有“市籍”。户籍申报时由户主自报，经典、老审查；不实则申报和审查者都要受惩处。户籍变更还包括迁移流动的“更籍”和惩罚性的“削籍”，不办理“更籍”手续即为“阑亡”，“捕阑亡者”有赏。帮助逃亡也要受惩处，如“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143]。但制度的执行也总有漏洞，商鞅逃亡虽不能“舍客舍”，但仍得以“去之魏”；即使是秦统一后，刑徒英布“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张良刺杀秦始皇，在“大索天下”的情况下，“乃更名姓，亡匿下邳”[144]。
1703202977
1703202978
在竞争压力下，统治者既要“使天下士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又要“域民……以封疆之界”[145]，使“民无得擅徙”[146]。因此，户籍也执行了“国籍”的职能。但“游士”有“符”似乎就可以自由流动[147]，因此，孔子可以率门徒数十人历聘列国[148]，孟子“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149]。而“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150]，“且举大事者，孰不逃”[151]。
1703202979
1703202980
另外，姚秀兰称春秋战国和秦的户籍制度是“什伍户籍制”[152]。实际上，什伍是保留着原始共同体“对犯罪的集体负责制”的“最基层的社会组织”[153]。其效率不仅是“彼此熟知”、“相互制衡和相互防范”、“便于实行控制”[154]，而且“令民为什伍”的核心是“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155]。而秦的连坐制度也不局限于什伍，还有亲属、上下级等[156]，且“大夫”以上不与一般平民同伍[157]。如果什伍和户籍可以连称为什伍户籍制度，那么我们也可以将郡县、赋役、等级制度与户籍制度连称。
1703202981
1703202982
与土地、户籍制度相适应，各国也调整了赋役制度，“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以其常役，修其城郭”[158]。常征的税赋“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159]及“刀布之敛”、“关市之征”[160]。秦有“什一之税”的田赋[161]及“刍槀”的田赋附加[162]。由于户籍的实施，秦开始“头会箕赋”[163]，有“口赋”[164]，似乎也有“户赋”并禁止“匿户”。秦制男子十五岁服役[165]，役有兵役和徭役，“月为更卒，……一岁屯戍，一岁力役”[166]，但“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167]。徭役主要是官府杂役和工程，服兵役的农民是军队的主体，“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168]，但军队中又有“招延募选”[169]的常备军。
1703202983
1703202984
由于对人口的直接控制和财力的集中，国家行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魏有“武力二十余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秦有“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170]，攻楚一次动用军队六十万[171]。秦统一后，对劳力使用的规模更加巨大，戍边塞、筑长城，开灵渠，修驰道、直道及修阿房宫、骊山墓，地方还有建官府公舍及“公马牛苑”[172]等，全国两千万人口中每年征发不下二百万[173]，以致男丁不足而大量使用“丁女转输”[174]，成为秦灭亡的重要原因。
1703202985
1703202986
长期战乱和土地兼并使“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175]。虽然各国也实行了一些扶助性政策，如魏的“平籴法”[176]，梁“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等措施[177]。但仍有大量农民破产，有“卖庸（佣）而播耕者”、“买庸而决窦（渎）”[178]，也有“建缮”的“庸民”[179]。“上家累巨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土”，“下户踦岖，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180]。沉重的赋役还使农民“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因而“公民少而私人众”，一些遇“天饥岁荒”就不得不“嫁妻卖子”[181]。秦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182]；主人杀死、刑伤奴婢，奴婢“告主”治“告者罪”。官府也参与奴隶买卖，如“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买公，斩以为城旦，受贾钱”[183]，并“置奴婢之市”[184]。大官僚、大工商和官府都占有大量奴隶。吕不韦“家僮万人”，嫪毐“家僮数千人”，蜀卓氏“富至僮千人”[185]。
1703202987
1703202988
社会的动荡也改变了“工商食官”的状况，大规模战争促进了军事需求和商品交换，个体农业的发展为私营手工业提供了原料，大量手工业奴隶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形成官私手工业、商业并存的局面。官府手工业主要是盐铁和器物、军需等，使用奴隶、刑徒及征发的工匠和“更卒”。秦规定“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但只赎免奴隶身份，“皆令为工”；“针为缗绣他物”的“隶妾”除“边县者”，许“复数其县”，其他不得赎免；刑徒在劳作时还必须戴刑具。产品要刻、书名字，以便追究责任；工匠学习技艺、从事生产规定有任务，“工师善教工，故工一岁而成，新工二岁而成”，“新工初工事，一岁半功，其后岁赋功与故等”[186]。“工匠”与“工师”名义上是自由人，但实际已接近于奴隶和刑徒，已为向隶属关系严格的“匠户”转化准备了条件[187]。商鞅“一山泽”[188]，除官府手工业外，很大程度是“收山泽之税”[189]，秦惠王时“置盐铁市官”[190]。民间手工业如鲁人猗顿“用监盐起家”；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也”；梁人孔氏“用铁冶为业”，秦灭魏后迁宛仍“大鼓铸”，“家致富数千金”[191]。
1703202989
1703202990
秦有“官府市”[192]，是官府商业。但“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均待“商而通之”[193]，才能使“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断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194]。城市功能从殖民营国转为商业贸易[195]，“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196]。富商巨贾“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以至“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197]。
1703202991
1703202992
但各国仍倾向重农抑商，如魏禁“技巧之民”[198]；秦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199]，“叚门逆吕，勿令为户，勿予田宇。三世之后，欲仕仕之，仍署其籍”，商人入秦必“请簿传于吏”[200]。秦始皇时，“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充“谪戍”[201]；还实施了一系列强制迁徙措施以强化控制，如灭魏，徙魏都大梁于丰；灭赵，迁赵王于房陵；灭齐，迁齐王于共；灭六国后，迁齐、鲁、梁、赵等大工商于巴蜀、南阳，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202]。
1703202993
1703202994
各国的改革、统治者与代理人之间的争斗、“合从（纵）”“连衡（横）”中的倾轧和兼并，使各国实力此消彼长，一场大战“十年之田，而不偿也”[203]。“非攻”、“兼爱”[204]、“天下归”[205]的呼声日益强烈。昭襄王五十一年和庄襄王元年，秦先后灭周天子及西、东周君，周室灭亡；始皇十五年到二十六年，制度体系更富激励性、严密性，也使制度效率更高的秦仅用十三年就消灭了六国，完成了统一。但由于统一“过于”迅速，秦对如何在和平时期建设一个大国的制度准备显然不足。从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到汉元年十月秦子婴向刘邦投降，前后仅两年四个月时间。
1703202995
1703202997
4.1.3 西汉的户籍制度
1703202998
1703202999
4.1.3.1 政治结构与权利分配
1703203000
1703203001
“汉承秦制”不仅包括制度框架，也包括大量制度安排，但刘邦集团成员多出身微贱，了解社会下层，较多地吸取秦朝和项羽的教训，对很多制度又做出与秦朝和项羽完全相反的选择。如与“政苛刑峻”的秦朝和“为人僄悍”、“诸所过无不残灭”的项羽相反，刘邦要求军队“所过毋得掠卤”，对所遇秦军大部采取了“约降”的办法；入关后即废秦苛法，颁布“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的约法三章[206]。而“制度，要富有效率，就必须易于理解”[207]，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刘邦集团平民化的语言反而使制度信号得以清楚表达。之后，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也远比秦律宽缓、简明。随着统治的“成熟”，特别是“尚法”的武帝“条定法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208]。郡国一级既可引用免死也可引用重判的条款。莽新时期数次改变币制和地名，造成了社会生活和管理的混乱，人为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
1703203002
1703203003
在中央，大体维持三公九卿制，但汉初是丞相制。武帝为削弱相权，由加尚书衔的大将军为主官，侍中、尚书等亲信组成参与机密的“中朝”，与丞相及诸卿的“外朝”相对。成帝将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三公制度正式形成，相权一分为三，之上还有仅为虚衔的太师、太傅、太保。王莽还设四辅，又加少傅。地方主要是郡县制，县辖乡里；什伍仍是最基层社会控制单位，“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209]，但文帝“除收孥诸相坐律令”[210]。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211]。在少数民族地区，一些为归附的民族设置了王侯国，一些同时设置了郡县。
1703203004
1703203005
反秦战争中的分封制是政治现实，也是传统意识形态赋予项羽的政治理想，成为诸侯中的“霸王”已达到项羽的预期收益。秦亡后，项羽名义上以楚怀王为“义帝”，但徙诸故王于原据地的边缘，分封亲信于各王国的“善地”；违背怀王与诸将“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212]，改封率先占领关中的刘邦为汉王；三分关中，封秦降将堵死刘邦。由于不存在共同的血缘基础，也不存在一个强大的共主，田荣、彭越、陈余很快起兵，项羽的分封制瓦解。
1703203006
1703203007
汉初，对宗室、外戚和功臣进行了分封，“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213]，但异姓封国的存在也有韩信等势力的强制。为防止觊觎帝位，虽对诸侯设有大量限制性规定[214]，但王国“地既广大，且至千里”[215]，侯国相当于县或乡，仅七个异姓王国就占据一半疆域[216]，指挥不灵的事实，让刘邦寝食不安。无论真反、假反或被逼而反，异姓王先后被消灭，只留下长沙王与南越缓冲。刘邦听到吕后处死韩信时，亦“且喜且怜之”[217]。鉴于亡秦孤立之败，刘邦又封九个同姓王国，与长沙国共据地三十五郡，大大超过朝廷直辖十五郡[218]。
1703203008
1703203009
惠帝和吕后时期，吕后废除和分割了一些刘姓王国，又分八个吕姓王国。文帝初又恢复了一些同姓王国，诸侯国力量随即膨胀。济北、淮南谋反事件后，文帝分割齐和淮南。诸侯则加紧了与朝廷的竞争，如吴王刘濞“则招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他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公共禁弗许”[219]。景帝用晁错削藩策引发“七国之乱”，平乱后朝廷乘势“令诸侯不得复治国”。武帝为进一步削弱封国，行“推恩令”，使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从此“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220]。
1703203010
1703203011
此外，对宗室、外戚、宦官任官也有限制，如“宗室不宜典三河”[221]；“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222]，“不为三公”、“不宜备九卿”[223]；“中宫子弟不得为牧人职”[224]，但吕氏之后，霍氏、上官氏、王氏等又先后形成外戚集团，成帝时王太后家，“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225]。汉初“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及高后称制，乃以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受宣诏命”，“至于孝武，亦爱李延年”，元帝时“张恭、石显以佞险自进，卒有萧、周之祸”[226]。
1703203012
1703203013
皇帝是军队的最高统帅，调动军队必须有皇帝的玺、符、节等。太尉虽位列三公级，但只是高级军事顾问。战时由皇帝任命将军统军，将军统帅的军队称部，部以下设为曲、屯、队，基层是什伍。平时军队分中央和地方两部分，中央为皇帝禁卫军，分南、北军，分别负责宫廷和首都安全，互不隶属，且北军士兵多为三辅正卒，南军士兵多征自其他郡县，以相互牵制。地方有郡（国）县兵，由郡守、县令（长）指挥，但仅负责地方治安、训练和向中央输送兵源。边郡还设置了边郡兵、屯田兵，边郡太守有较大的指挥权。
1703203014
[
上一页 ]
[ :1.70320296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