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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 户籍、土地和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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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入咸阳时，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233]。之后，《户律》“单独成章，成为封建国家根本法的重要篇章之一，并被后世法典所继承”[234]。特殊户籍在秦“宗族籍”、“宦籍”、“市籍”等上，增加了“后妃籍”、“侯籍”、“博士弟子籍”等。平民户籍第一次被称为“编户民”、“齐民”或“编户齐民”[235]，实际又按资财划分了户等，成为后世户等制度的先导。大致“赀不满千钱者”为贫民，可“赋贷种食”；“赀不满二万”、“民赀不满三万”[236]为“小家”，十万为“中家”和“大家”的界线[237]，百万以上为“高赀富人”[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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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登记一般为姓名、籍贯、爵级、住址、年龄等，但不同“名籍”又有差异。如计赀名籍登记财产及估价，低级官吏名籍记任职单位，官吏功劳名籍记劳赐等级、数量，戍卒家属名籍记人口和用谷量，逃犯名籍记体貌特征等，户籍迁移也有一定的程序[239]。还制定了“舍匿（首匿）”法[240]，打击范围从逃亡者扩大到藏匿者，不少王侯因此被削爵下狱。中央仍以上计检查地方的户口等，核实人口延续了“案比”，“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241]。武帝好大喜功、用法严酷，地方官吏隐瞒逃亡，丞相公卿明知“流民愈多，计文不改”。以后土地兼并扩大，隐漏也趋严重，“上计簿，具文而已，……以避其课”，宣帝令“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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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秦末“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243]，“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十二三”的情况[244]，汉初实施了鼓励和强制婚育政策，增添丁口者免二年徭役，“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但平帝时，提封田中“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245]，“出现这种情况有复杂原因，但主要原因之一，应是劳动力的不足”[246]。另外，封国人口及繁衍的人口均归封国，汉初，“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文景“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247]，“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248]。到西汉晚期，二十个王国仍控制全国1223万户、5959万民中的134万户、638万人，此外还有侯国241个[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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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分为官田和民田，官田主要来自秦的大量官有和无主土地，分官府直管和军民屯田，均不能买卖。民田主要来自封赐、继承、买卖和兼并。统一后，为迅速恢复社会稳定，刘邦令“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承认了秦民原有的爵位和土地、房屋；“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和功臣、军吏卒等一起授田[250]。刘邦晚年，因“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251]。景帝时“郡国或硗陿，无所农桑毄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252]，还一定程度改变了郡国对人口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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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刘邦将秦“收泰半之赋”的田租减到“什五而税一”，随后又有增加；惠帝元年“复什五税一”；“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形成定制。田赋附加税大致同秦一样，“已奉谷租，又出稿税”[253]，刘邦“令民得入田”上林，“毋收稿为禽兽食”[254]。人口税有算赋、口钱等，刘邦“初为算赋”，“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文帝时改为“民赋四十”。武帝以后，恢复“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元帝时改“年二十乃算”。口钱“三岁则出口钱”，元帝时改为“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民年七岁至十四岁出口赋钱，人二十三。……其三钱者，武帝加”。汉初还有诸侯和地方向朝廷贡献“人岁六十三钱”的“献费”，文帝“止岁贡”[255]，“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充输”[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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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包括徭役和兵役，服役时间汉初为“民年十五以上”，景帝时令“二十始傅”[257]，昭帝时改“二十三始傅”[258]，“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259]。徭役有每年一月在本地服役的“更役”，离开本地则为“外徭”[260]，还有被罚服役的“赀徭”及以劳役抵罚款、赎金、债务的“居役”[261]。服徭役者可为杂役，如“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都有“伍伯”、“辟车”、“铃下、侍合、门兰、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随所典领”；可用于生产，如“其郡有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者”，“均给本吏”[262]；也可从事工程，如惠帝两次“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城长安[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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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为一年“正卒”和每年“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264]。正卒在本地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习射御骑驰战阵”[265]，承担地方警备及劳役。期满归农，或返上京师作“卫士”，或赴边地作“戍卒”，二者互抵，均是“一岁一更”，虽期满“不候代者，法比亡军”[266]，但卫士也常“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边郡居民主要在本郡服兵役，一般只有“六郡良家子”才能赴京作卫士，且高爵者也不免役，役龄也超过内地。汉初诸侯国各自确定兵役，景武后大体与郡县一致，但王国士兵只能作王府卫士。由于每年一月和三日更役的个人成本极高，三日戍边可由一人以“一岁一更”代役，“诸不行者”可“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形成“更赋”（代役钱）；一月的役则可出二千“雇更钱”，雇“次直者”去“践更”[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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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由于战争规模扩大，南军增加了职业兵和贵族兵形成地位较高的期门军和羽林军；北军中也增加了职业兵。募兵成为重要的组军手段，“八校”已基本上是募兵，兵民合一的制度开始变化。王莽时也募天下丁男、吏民奴为“猪突豨勇”。汉初即有“赦死罪，令从军”[268]。武帝时，由于兵源不足，多次征发罪人、死罪、京师亡命、郡国恶少年以及谪民、七科谪从军[269]。另外，在官府和军队中服“吏”役，比更卒、戍卒地位略高、服役时间更长、廪给也更多，已具有职役和低级官吏的性质，但承担的工作并不固定[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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徭役与兵役表面“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也有丞相盖宽饶之“子常步行自戍北边”[271]的记载，但对宗室亲故、诸侯官吏、通经名儒、博士弟子、三老力田、节妇宫人、高年老人及其子弟及从军有功者的“赐复”，因爵级的“爵复”及入粟、奴婢、羊于官的“买赐”，使包括部分农民在内的人口获得一定免役[272]。由于影响到统治者的收益，对免役又有相当的控制。如文帝时，把免役和不免役的高低爵的界线，由刘邦时的“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调整为“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八级公乘以下的民爵完全成为空衔，但到元帝时，又出现“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的状况。而隐匿人口、冒充官吏弟子等非法免役及“身为豪杰而役使乡里人”[273]等，更扩大了徭役的不均。武帝在财政压力下恢复了“武功爵”，并以“级十七万”买卖武功爵，至千夫（五大夫）可免役。由于卖爵减少了调发之士，又调发千夫、五大夫为小吏，不去的出马一匹[274]，武功爵逐渐失去价值，不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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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少数民族多有特殊赋役制度。如秦对廪君蛮，“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文，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镞”，汉“一依秦时故事”[275]；板楯蛮因“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276]。还吸收降汉的匈奴、羌等作为汉军辅助，“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武帝以后“胡骑”引入军队建制，对外战争几乎完全使用边地的“属国”兵[277]。王莽还以妻、子为质驱乌桓攻匈奴[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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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以后个体家庭成长、户籍和基层控制制度的推行，使家族控制减弱。但由于地域交通等限制，聚族而居仍很普遍。“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杰健者则雄张闾里”[279]。刘邦“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280]，于是“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资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徙者十余万口”[281]，形成“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的状况[282]。随着经济的发展，“富商大贾或贮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283]。大量占有土地人口，“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284]，“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285]。虽然“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远高于政府的三十税一，但由于可免除赋役，农民也“乐于”沦为“徒附”。“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286]，甚至“以资强暴，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287]，威胁到了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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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以“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288]，“出告缗令，豪强并兼之家”，“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同时令“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还以贾人、故有市籍、父母和大父母有市籍者为“七科谪”，罚充戍边[289]；还镇压了一些豪强之家，如义纵“族灭其豪穰氏之属”，王温舒“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直到哀帝时仍规定“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等[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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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还改变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通过一系列战争夺取了自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海的大片土地，迫使匈奴主力西徙，基本解除了北方农业区受到的袭扰。又大兴水利，把荒废的土地或不毛之地变成官田。为经营这些官田，在边郡“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的同时[291]，“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五千口”进行民屯。每人二十亩[292]，由官府供给种子、工具及家属的衣食住宅，每年纳租四斗，余粮由官府收购。在内郡实行“假民公田”制，把官有土地租佃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官佃农又迅速增加，“假税”大致“高于郡国田租的租谷”。武帝晚期又把官有土地正式赐予农民，实行了“赋民公田”制[293]，大量官佃农转为自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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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宗室、外戚、勋贵等又通过买卖、横赐、假贷、请射等兼并土地。土地买卖最普遍且多是强买贱买，如萧何“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294]。横赐即制外赏赐，如武帝以官田百顷赐其姨；哀帝赐董贤“公田二千余顷”[295]。假贷即租借，请射即请求使用，实际都是“公田转假”，即以“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296]，如武帝时，宁成“贳贷陂田千余顷”租佃给农民；成帝时，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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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朝廷的腐朽，“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法如雨”，豪族势力又趋扩大，聚族而居，拥有大量族众、宾客、徒附、奴婢的田庄进一步发展。族众仅仅在地位上虽略高于“徒附”，而宾客与主人的依附关系则逐渐加强，到昭帝时，“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入市”，奴客已并称。为解决豪强地主对土地人口的分割，王莽宣布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王田法受到大地主的强烈抵制，也没有真正得到各级官府贯彻，农民反而被剥夺了土地，只得宣布“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298]，王田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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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钩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出于“排富商大贾”的需要，刘邦“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299]，并逐步建立了大规模的官营工商业。官营手工业主要服务宫廷和官府需要，包括器物、军械、煮盐、矿冶、铸币等。工匠多是“更卒”和从民间征调的手工业者，如阳城延“以军匠”从刘邦起兵，王莽“博征天下工匠”作九庙；武帝时，“工阳光，以所作数可意，自致将作大匠”，列九卿。也使用刑徒和奴隶，主要用于矿冶和修建宫室、陵墓等，“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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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301]，惠帝、高后时，虽“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但“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302]；“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303]，由盐铁官征“山海池泽之税”[304]，民间手工业、商业逐步发展。民营手工业以家庭纺织业最为突出，如“河南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305]。一些小农家庭也兼营小手工，如“以手工所作以卖之”的大量“末作”、“诸作”。大手工业如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吴王刘濞“即山铸钱”[306]，“邓通专西山”以铸钱，以致“吴、邓钱布天下”[307]。民营商业中，行商“转谷以百数”，“贳贷行贾遍郡国”[308]；坐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309]，大商人刁间，“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富数千万”[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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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311]，还“初榷酒酤”，一定程度起到了增加收入、控制物价、抑制富商大贾的作用，但也出现“贱取于民，民甚患之”等情况。武帝以后，民营工商业又有发展，“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官营盐铁“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改变”。王莽时，“诸取众物……于山林、水泽”，“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昭帝时，“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改征酒税；成帝时，又复“卖酒醪”，恢复官府专卖。王莽时，官营工商业又进一步扩大，盐、酒、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铁币铜冶“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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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税在武帝时期也基本形成定制，主要是算訾、算缗钱、市租及关津、六畜、山海池泽税等，但算缗钱等仅存在于武帝时期。算訾是资产税，“以訾征赋”[313]，“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314]，包括土地、房产、奴婢、牛车等，如“候长觻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卅，小奴二人直三万，用马五匹直二万，宅一区万，大婢一人二万，牛车二两直四千，田五顷五万，轺车二乘直万，服牛二六千，凡訾直十五万”[315]。算缗钱是对工商业主“储钱”的课税，“一贯千钱，出算二十”[316]。占租是“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317]。成帝时，六畜税按“牛马羊头数出税算，千输二十也”[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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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颁布了一些赦奴、改善奴隶地位的诏令，如文帝时“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王莽令奴婢“不得卖买”。但奴隶仍被广泛使用，官府手工业中，如王莽时“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私营工商业中，如张汤子安世“夫人自纺绩，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319]。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奴隶，如刁间以“桀黠奴……逐渔盐商贾之利”，“豪奴自饶而尽其力”[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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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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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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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4.2 东汉到南北朝：分割状态下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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