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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少数民族多有特殊赋役制度。如秦对廪君蛮，“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文，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镞”，汉“一依秦时故事”[275]；板楯蛮因“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276]。还吸收降汉的匈奴、羌等作为汉军辅助，“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武帝以后“胡骑”引入军队建制，对外战争几乎完全使用边地的“属国”兵[277]。王莽还以妻、子为质驱乌桓攻匈奴[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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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以后个体家庭成长、户籍和基层控制制度的推行，使家族控制减弱。但由于地域交通等限制，聚族而居仍很普遍。“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杰健者则雄张闾里”[279]。刘邦“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280]，于是“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资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徙者十余万口”[281]，形成“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的状况[282]。随着经济的发展，“富商大贾或贮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283]。大量占有土地人口，“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284]，“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285]。虽然“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远高于政府的三十税一，但由于可免除赋役，农民也“乐于”沦为“徒附”。“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286]，甚至“以资强暴，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287]，威胁到了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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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以“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288]，“出告缗令，豪强并兼之家”，“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同时令“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还以贾人、故有市籍、父母和大父母有市籍者为“七科谪”，罚充戍边[289]；还镇压了一些豪强之家，如义纵“族灭其豪穰氏之属”，王温舒“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直到哀帝时仍规定“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等[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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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还改变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通过一系列战争夺取了自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海的大片土地，迫使匈奴主力西徙，基本解除了北方农业区受到的袭扰。又大兴水利，把荒废的土地或不毛之地变成官田。为经营这些官田，在边郡“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的同时[291]，“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五千口”进行民屯。每人二十亩[292]，由官府供给种子、工具及家属的衣食住宅，每年纳租四斗，余粮由官府收购。在内郡实行“假民公田”制，把官有土地租佃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官佃农又迅速增加，“假税”大致“高于郡国田租的租谷”。武帝晚期又把官有土地正式赐予农民，实行了“赋民公田”制[293]，大量官佃农转为自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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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宗室、外戚、勋贵等又通过买卖、横赐、假贷、请射等兼并土地。土地买卖最普遍且多是强买贱买，如萧何“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294]。横赐即制外赏赐，如武帝以官田百顷赐其姨；哀帝赐董贤“公田二千余顷”[295]。假贷即租借，请射即请求使用，实际都是“公田转假”，即以“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296]，如武帝时，宁成“贳贷陂田千余顷”租佃给农民；成帝时，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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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朝廷的腐朽，“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法如雨”，豪族势力又趋扩大，聚族而居，拥有大量族众、宾客、徒附、奴婢的田庄进一步发展。族众仅仅在地位上虽略高于“徒附”，而宾客与主人的依附关系则逐渐加强，到昭帝时，“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入市”，奴客已并称。为解决豪强地主对土地人口的分割，王莽宣布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王田法受到大地主的强烈抵制，也没有真正得到各级官府贯彻，农民反而被剥夺了土地，只得宣布“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298]，王田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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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钩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出于“排富商大贾”的需要，刘邦“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299]，并逐步建立了大规模的官营工商业。官营手工业主要服务宫廷和官府需要，包括器物、军械、煮盐、矿冶、铸币等。工匠多是“更卒”和从民间征调的手工业者，如阳城延“以军匠”从刘邦起兵，王莽“博征天下工匠”作九庙；武帝时，“工阳光，以所作数可意，自致将作大匠”，列九卿。也使用刑徒和奴隶，主要用于矿冶和修建宫室、陵墓等，“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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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301]，惠帝、高后时，虽“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但“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302]；“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303]，由盐铁官征“山海池泽之税”[304]，民间手工业、商业逐步发展。民营手工业以家庭纺织业最为突出，如“河南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305]。一些小农家庭也兼营小手工，如“以手工所作以卖之”的大量“末作”、“诸作”。大手工业如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吴王刘濞“即山铸钱”[306]，“邓通专西山”以铸钱，以致“吴、邓钱布天下”[307]。民营商业中，行商“转谷以百数”，“贳贷行贾遍郡国”[308]；坐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309]，大商人刁间，“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富数千万”[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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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311]，还“初榷酒酤”，一定程度起到了增加收入、控制物价、抑制富商大贾的作用，但也出现“贱取于民，民甚患之”等情况。武帝以后，民营工商业又有发展，“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官营盐铁“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改变”。王莽时，“诸取众物……于山林、水泽”，“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昭帝时，“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改征酒税；成帝时，又复“卖酒醪”，恢复官府专卖。王莽时，官营工商业又进一步扩大，盐、酒、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铁币铜冶“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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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税在武帝时期也基本形成定制，主要是算訾、算缗钱、市租及关津、六畜、山海池泽税等，但算缗钱等仅存在于武帝时期。算訾是资产税，“以訾征赋”[313]，“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314]，包括土地、房产、奴婢、牛车等，如“候长觻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卅，小奴二人直三万，用马五匹直二万，宅一区万，大婢一人二万，牛车二两直四千，田五顷五万，轺车二乘直万，服牛二六千，凡訾直十五万”[315]。算缗钱是对工商业主“储钱”的课税，“一贯千钱，出算二十”[316]。占租是“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317]。成帝时，六畜税按“牛马羊头数出税算，千输二十也”[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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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颁布了一些赦奴、改善奴隶地位的诏令，如文帝时“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王莽令奴婢“不得卖买”。但奴隶仍被广泛使用，官府手工业中，如王莽时“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私营工商业中，如张汤子安世“夫人自纺绩，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319]。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奴隶，如刁间以“桀黠奴……逐渔盐商贾之利”，“豪奴自饶而尽其力”[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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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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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4.2 东汉到南北朝：分割状态下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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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170320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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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东汉到南朝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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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东汉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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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1 政治结构与权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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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表面维持了三公九卿体制，但刘秀“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成为统管军政、吏治、司法等的决策机构，但尚书台官员品秩低，因此称“以吏士责三公”。而皇帝高度集权又为外戚、宦官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章帝以后，窦氏、邓氏、阎氏、梁氏等外戚集团先后掌权，桓帝时，梁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抄家后“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东汉起，“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和帝借中常侍郑众控制的禁军诛除外戚，郑众封侯，“由是常与议事，中官用权，自众始焉”[321]。随后出现宦官专权，酿成“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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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罢郡国常备兵，“令还复民伍”，重要地方要由中央军驻防，起到了强干弱枝的作用。宗室王国保留了卫士，但“皆北军胡骑”[322]，已不由王国居民担任。但首都禁卫人数下降，士兵又多来自洛阳及附近地区，安帝以后还吸收了商贾惰游子弟，实力更加削弱。在地方，州由监察区域渐变为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组织。随着中央控制的削弱，州刺史（牧）掌控了驻防各地的军队，控制民政、军事、司法、人事和财政大权。以后州牧父子相袭，地方军队变成私人武装，形成军阀割据，地方长吏与属吏也普遍以君臣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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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时，建太学，“内外讲堂，诸生横巷”。和帝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一定程度纠正了机会不均。顺帝时，太学增加公卿子弟及明经下第者，太学生增加了官禄。东汉中期，又创立“先试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门”的复试制度[323]。质帝初，梁太后为争取支持，太学扩大到六百石以上官吏子弟，太学生达到三万余名，但很多只挂名。东汉还创立了招收外戚子弟的“四姓小侯学”及招收宫人的学校。桓灵间，宦官集团为对抗太学生，创建了专门教授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的鸿都门学，学生多为平民子弟，学成多授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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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后期，“选士而论族姓、阀阅”[324]，保任对象从子、弟、孙扩大到门、族、宗等，数量从一人扩大到二至三人，察举征辟成为世家大族和各级官吏分割做官权利的手段。由于私人讲学盛行，高官也以传经标榜门第，“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不过“求志属托，规图仕进”[325]。大小官吏之间既是授业经师与门生又是荐主与故吏，形成累世公卿的家族和官吏集团，成为“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326]。沛郡桓氏，桓荣以后五世，“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汝南袁氏，袁良以后四世中有五人居三公，“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弘农杨氏，“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卖官也趋扩大，桓帝时，“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堤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灵帝时，“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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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2 户籍、土地和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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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末农民起义中，豪族地主势力进一步扩大，“豪右往往屯聚”，“起坞壁，缮甲兵”，田庄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单位。宗族、宾客成为豪强地主私人武装的重要力量，南阳豪族岑彭“将宾客战斗甚力”，邓晨“将宾客会棘阳”[328]。统一过程中，刘秀铲除一批豪强，也采取安抚手段，“营保降者，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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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刘秀实施了检核土地人口的“度田”、“案比”制度，除为掌握名籍、田数和增加赋税收入外，更主要是检核和解散豪族武装。但州郡畏于豪族，“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刘秀处死了一些州郡大吏，厉行度田，又引发豪族叛乱，“郡国大姓及兵长、髃盗处处并起”。在加强镇压的同时，又“徙其魁帅于他郡”，度田、案比才在形式上成为东汉的定制。同时，一些失去土地的自耕农、依附农民和奴隶在战争中也重新获得土地；朝廷也实行了招抚流亡、奖励生产等措施，也有“每至岁时，县当案比，（江）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的故事[330]，但难以逆转豪强势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