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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豪强支持下建立的孙吴，不得不实行了向豪强妥协的“大族将领世袭领兵制”[363]，将领“死，兵当分给”。但“边屯守将皆质其妻子，名曰保质”，且随军屯垦，“诸将出部伍，……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屯兵“不给他役，使春唯知农，秋唯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364]。这种办法既省去了魏、蜀吏士之家的“分休”[365]、“更下”[366]和运输军粮的负担，也有利于兵户人口增殖。为保持军事力量，又以“强者为兵，羸者补户”，不断将大量民户、屯田户划为大族将领支配，偶尔“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同时，还实行使大族将领合法占有免除赋役人口土地的“复客制”，对“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对吕蒙“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死后又“与守冢三百家，复田五十抨”。但孙皓时，不仅“一家父子异役”，“调赋相仍”，兵家也“供给众役，廪赐不赡”。吏户服役外，还要进行生产，“有五人，三人为役，……为留一人，除其限米，军出不从”[367]，成为后世“三五占丁”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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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曹操把附汉的南匈奴三万余落分成五部，以汉人为司马（都尉）进行控制，以匈奴贵族为帅[368]，还将官员和军人家属数万口迁于邺，于是“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而散居各郡氐和羌，“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369]，保存了一定的部落组织。类似的，诸葛亮平服南中后，“皆即其渠帅而用之”[370]，但“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371]。而孙吴则把山越人中强壮者收编为士兵，羸弱者划归郡县；诸葛恪征山越，一次得兵四万；陆胤征蛮夷，招纳“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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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称帝后，虽实行了分封制，但“空名而无其实”，“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373]。由于限制王族，曹丕也不得不转向世家大族的支持。在政治上，否定了“唯才是举”的政策，把汉末选拔官员以社会舆论为主的“月旦评”制度，改为由官家设置的“中正”评定的“九品官人之法”，使形成中的门阀世族特权进一步制度化，陈群、司马懿等世家高门因此获得了与魏宗室曹真一样的地位。在经济上，既一定程度认可世家高门利益，又试图进行限制，“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374]。但一般士族仍不能免役，明帝时百役繁兴，“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太学生“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同时，否定了曹操的社会平衡原则，把“分田之术”用于吏士之家，“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大小，并勤稼穑，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375]，士家成为“出战入耕”的“田兵”，赋税也进一步加重为“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376]；而且吏士之家皆给官役，出征之士鼓吹宋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吏遭大丧者，百日后皆给役”[377]，吏士之家的地位迅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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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后期，北方各族中不少人已沦为大地主的田客，“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378]，甚至被卖为奴隶，陈泰任并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时，不少“京邑贵人多寄宝货”让他购买匈奴人为奴婢[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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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2 西晋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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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吴后，司马炎令“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380]，限制地方势力。西晋代魏后，置门下省，除出纳诏命、弹劾纠察外还掌禁中，总理皇帝事务，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与三公九卿制并行并向三省制过渡。鉴于曹魏“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亲之助”[381]，司马炎恢复两汉王侯两级的封国，又以周制度设“五等爵”。诸侯王“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382]，民户“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斗，计所减以增诸侯。绢户一匹，以其绢为诸侯秩；又分民租户二斛以为侯奉”[383]。诸王还任一方都督和刺史，既理民事又握重兵，但对皇权的分割最终演成“八王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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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户籍、土地和赋役方面，司马昭执政时，“罢屯田官，以均政役”[384]，西晋代魏后又“罢农官为郡县”，废除了民屯制；军屯的赋税也恢复到曹操时代的水平，“削百姓不至于七八”[385]。灭吴后，司马炎废止了士家屯田，又以五百家设乡、百户置里，恢复基层组织。同时，颁布了占田法、课田法和户调式，“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386]；还以“家有五女者给复”，鼓励多养女孩解决兵士婚娶问题。役法保留了曹魏的错役；赋役恢复由郡县编户和吏士之家负担，十六至六十的正丁全役；十三至十五六，十一至六十五为次丁，“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387]，徭役有所减轻。这些政策吸引了大量流民和荫户，伴随着检括户口、整理户籍，西晋人口从太康元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388]至“二百六十余万”[389]间，陡增至三年的“户有三百七十七万”[390]。土地与农民的直接结合，也使“人成安其业而乐其事”[391]。民籍通称“黄籍”，规定“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392]，登载内容大致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在家庭中的地位，死、叛、逃、病、在役，官职、婚姻、门第等级及合法的荫户状况[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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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还承袭和发展了官员按品占田、荫人的制度[394]，“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九品十顷；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但世家大族并未因此减少对人口、土地的占有，王戎“广收入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石崇“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亲人，其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限制“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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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魏恢复太学招收一般官员及庶民子弟基础上，司马炎建国子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也曾“诏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还有卖官“钱入私门”。但更主要的是在“制九品官人之法”的基础上实行了“二品系资”，即在“德”、“才”二品之上增加了功劳和资历，后扩大到门资、世资，造成二品与较高官位之间的循环，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的状况。但惠帝时也“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出身“兵家子”的刘卞、祖父为“苍头”的熊远、“出自寒素”的陈頵、“门寒微”的李含、“早孤贫”被轻为“小人”的陶侃等因此进入五品以上甚至一品高官[396]。这时仍是官位而不完全是血统决定士庶的区别，士庶之间也可通婚，司徒王浑子驸马、待中王济，见一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济母、曹魏三公钟繇之孙钟琰也认为“诚是才者，其地可遗”[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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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东晋和南朝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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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1 东晋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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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王之乱”起，“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关中十余万人流入汉川，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流入颍川、汝南、南阳、河南，益州流入荆湘的也有数万家[398]。永嘉之乱后，五胡十六国相互征伐，中原地区大批流民逃往江南，部分涌至辽东半岛、河西走廊。在混乱情况下，侨州郡县成为管理流民的地方行政机构。如前燕在辽河流域为冀州、豫州、渤海和吴人设置的冀阳郡、成周郡和兴集县、吴县等。西晋都城洛阳陷落后，凉州刺史张轨也在河西走廊设武兴郡、晋兴郡安置秦雍流民。北方的战乱也使北魏在江淮，东魏、北齐在晋北，西魏、北周在渭水上游先后侨置州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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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睿称帝后，在建康侨立怀德县安置琅邪侨民，成帝在江乘县内立琅邪侨郡（称南琅邪郡）并有侨县临沂。后又将南下流民集中到沿长江中下游和汉水两岸一些军事要地周围，大致侨置十一州、七十七郡、一百九十八县[399]。同时，为南迁侨民设置了临时性“白籍”[400]。户籍本“无黄、白之别”，“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不以黄籍籍之，而以白籍，以别于江左旧来土著者也”，由于侨居人口没有土地，也“不修闾伍之法，不在考课之科”[401]。但侨置郡县的增加，造成了郡县和户籍制度的混乱，所谓“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版籍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计”。不承担赋役的侨人的增多和长期化，还加重了南方土著居民的负担，减少了统治者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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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和江南势族扶持下建立的东晋，对势族作出更多让步。政治上，门阀制与任子制结合，形成完全以血统区别门阀的“门地二品”，使高门甲族长期把持高级官职，所谓“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402]。但门阀地位也会因形成时间、功绩而不同，如第一流高门中太原王述不愿与稍晚的桓氏联姻，更晚的谢氏被讥为“新出门户”[403]。经济上，因“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404]，元帝恢复曹魏的“给客制度”，由大姓“条名上有司”[405]确认，“客皆注家籍”[406]，并通过“检户”限制大姓荫庇人口。因此“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成了解决“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的为政之先。山遐为余姚令，“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庾冰辅政时，“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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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乱”中，长沙王为弥补军力在京城“发奴助兵”；东晋在丧失了军队和旧有兵户后，还将“威令不能及”的亡户“皆以补兵”，“料出无名万人以充军”。奴客、兵户成为国家与士庶地主争夺人口的对象，元帝“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康帝初，“庾翼北征石季龙，大发僮客以充戎役，敕有司特蠲（翟）汤所调。汤悉推仆使委之乡吏，吏奉旨一无所受。汤依所调限，放免其仆，使令编户为百姓”；司马元显“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以充兵役”。另外，“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杖以为送故，……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形成“送故之格”。国家兵户变为私家奴隶后成为主人的资产并记入资簿，如“有司簿阅崇水碓三十余区，苍头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国家仅有名义上控制权，如华“表有赐客在鬲，使（华）廙因县令袁毅录名三客，各代以奴”。东晋还恢复谪兵制度，但本“不相袭代”谪兵，往往“辱及累世”[408]，或“举户从役”[409]，或“移其家以实都邑”[410]，东汉以来依附于将帅的部曲私兵的地位和构成进一步卑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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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咸和二年，在政权基本稳固后东晋进行了第一次“土断”[411]，取消了白籍，安置了大量“不乐州县编户者”和“无贯之人”[412]，改变了“客寓流离，名籍不立”的状况[413]，形成了“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户籍，“以至于宋”仍之“谓之‘晋籍’”[414]。咸康七年，再次“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以后几次土断的主要目的已成核查隐户。哀帝时，桓温“大阅人户，严法禁，称为庚戌制”，规定“不得藏户”，司马“玄匿五户，……收付廷尉”；简文帝时，会稽内史王彪之“居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415]。但由于南北政权和权臣藩镇间的相互征伐，脱籍流民不断，南朝土断仍不时进行。萧齐初，吕安国“土断郢、司二境上杂民”[416]；天嘉元年，陈文帝令“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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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的赋役年龄为“男女年十六岁已上至六十为丁”，“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较西晋略轻，“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的规定成为北朝及隋役期开端，此外“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418]。成帝取消白籍的同时，统一实行了一亩三升的度田收租和“结评百姓家赀”、九品相通输入于官的户调；废除了王公贵族免税及荫亲特权，但仍得免役。孝武帝时改行口税，“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已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419]，在减税的同时免除服役者的口税，农村与军队得到进一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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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淝水之战后，北方压力减轻，东晋反而“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420]；恢复了西晋的丁税，“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421]；取消了服役者免调，“举召役调，皆相资须”，因此“百姓单贫，役调深刻”[422]。高门甲族也进一步腐朽，但鄙薄武事、吏事，反而使次门、役门甚至兵户、吏家获得一些政治发展的机会。由于“官分清浊之制”，清官只能从士族铨选，浊官威胁不到高门甲族的核心利益。“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423]，第一流高门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424]；庶人也可凭才干得官，但在户籍上无法升为士人；役门入仕至九品以上，在职可荫三族，但去职后不能再免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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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2 南朝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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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刘裕当政时，“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对户口荫附打击成为南朝门阀世族由升转降的转折。宋齐以后，王朝更替使原为低级士族的彭城刘氏、兰陵萧氏上升为统治者。出于限制门阀大族的需要，又多以“寒人掌机要”，寒门庶族以“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孝武帝时，“少卖葛于山阴市”的戴法兴为中书通事舍人，参与“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凡诏敕施为……，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被称为“真天子”[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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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426]。典签职位虽低，但“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启闻。……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己莫由”[427]，甚至诸王“取一挺藕，一杯浆，皆谘签帅；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428]。典签制度由宋延续至齐，但并未终止朝廷与地方的矛盾和皇室内部对皇位的争夺，以至宋、齐两代均以皇室相残而使萧道成、萧衍得利。为限制地方官吏，宋文帝规定郡守、县令任期六年，但有的刺史在任达十余年。孝武帝时，三年一任的制度得到较严格的执行，但地方官又失去了长期打算，“宋之善政于是乎衰”。此后皇帝括钱心切，规定刺史任满要缴纳“献奉”钱[429]，任期越短，皇帝得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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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恢复了基层控制制度，“修闾伍之法”，“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五有什，什长主之”[430]。对结聚山泽的流民，或“率千人讨之”，悉出“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或“招其魁帅，厚加抚接，谕以祸福，旬月之间，襁负而至”[431]。文帝还把役龄从“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改为“十五至十六，宜为半丁，十七为全丁”并延续到齐，以三五发丁的方式征发“三五门（役门）”，即“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432]。提供其他劳役的还有一些世袭职业化人口，如承袭魏晋吏户的“吏姓寒人”[433]，“贫者但供吏”[434]；在多山泽的地区，“县旧订滂民，以供杂使”[435]，服役者“坐违期不至”，罪当死[436]。还要求巨民“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把劝农效果与官吏升迁联系起来，“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形成“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的元嘉之治[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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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武帝时，改东晋后期租调九品相通为以户为单位的赀税，“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438]，以“调粟、调帛与杂调”三调形式[439]，“一年三输公调”；对官吏使用力役也有一定限制，“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440]，社会下层负担减轻；权利也得到一定保障，张融鞭杖“干钱敬道五十”被免官[441]；谪兵也“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染连”[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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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制度很难得到完整执行，益宁二州刺史萧惠开由水路回建康，舟力达二三百人[443]；“山湖之禁，虽有旧科”，但“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会稽太守孔灵符“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一些大族也未受到王朝更迭的影响，东晋“世宰相，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的谢家，刘宋时仍“田畴垦辟，有加于旧……太傅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而且“士庶之际，实自天隔”[444]，刘宋时士族与杂户通婚“皆补将吏”[445]。宋文帝“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第一高门琅邪王氏吏部尚书王球“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446]。南齐时，士族王源与寒族满氏联姻，遭免“所居官，禁锢终身”[447]；公孙表之孙堂兄弟邃、叡，因各自母亲“地望县隔”，“便有士庶之异”。因此，姻亲的选择事关重大，“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448]，“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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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寒人、役门靠吏事、军功升至较高官位可依法将户籍改为士族，如连续几代保持高官也可升为次门或高门，如刘宋时宗越，东晋时由“南阳次门”改定为“役门”，虽以军功升为“扬武将军，领台队”，也只能启文帝“求复次门”[450]。文帝功臣到彦之“初以担粪自足”，因军功封侯至护军将军，虽连续几代高官升为高门，其曾孙到溉为吏部尚书仍遭鄙夷“尚有余臭”[451]。能够免赋、“百役不及”[452]的仍只是包括无官爵、“无奴之室”的所有士族，庶族即使是官吏也不能免赋役。但个别免税规定也扩大到了在职官吏和士兵，如整个南朝均规定“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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