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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政治结构与权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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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以“奉命讨伐杨国忠”起兵，爆发“安史之乱”。肃宗靠朔方军和各地节度使取得皇位、平定了安史之乱，“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类”[1]，又改采访使为观察处置使由节度使兼，节度使辖区与道交织混同。吐蕃东犯，不得不以部分安史旧部为节度使。中央在藩镇设监军院，藩镇在京师设有进奏院，名义上奉行朝廷的法令，但实际上“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2]。以后“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朝廷不仅无力消灭藩镇，藩镇反叛、少数民族入侵、经济困难时，还得依赖藩镇支持。因此，“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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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史之乱中，禁军不断扩充。由于丧失对武官的信任，肃代以后，宦官执掌禁军，充任内枢密使。枢密使参与决策，“权倾于宰相”[4]；神策中尉拥兵挟制天子，以致唐后期大部分皇帝都由宦官废立甚至杀害。一些皇帝也试图依靠官僚集团的力量，德宗时，翰林学士陆贽也被称为“内相”[5]，但官僚集团内部又形成朋党之争。由于财源不足，掌财政的度支使和掌税收的盐铁使多以宰相兼任，与掌赋役的户部使合称三司使，昭宣帝以朱全忠“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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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土地、赋役和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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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中，人民死伤、逃亡日益严重，“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7]。由于国家已不能提供基本的保护，“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倍豪族”[8]。地主庄园重新成为主导经济形态。代宗时，“崔群为相，清名甚重”，也“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9]；陆龟蒙举进士不中，但“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万步，有牛不减四十蹄，有耕夫百余指”[10]；陕西大像寺有庄园七所[11]，山东醴泉寺有十五所[12]。藩镇为维系职业兵，将士“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浸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效尤主帅，凭借武力“变易主帅，如同儿戏”，“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13]。但由于战事频繁，兵士逃亡也较严重，刘仁恭、朱全忠等先后将“部内男子无贵贱，并黥其面”[14]，只有当上高官后才能以药除字，并为五代和宋所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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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乘虚而入，“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15]；南诏西连吐蕃抗唐，剑南诸州尽为所占。肃宗乾元三年，唐实际控制的州仅为天宝末的一半；不课户一百一十七万、课户七十五万，不课口一千四百六十一万、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代宗时，实际控制的人口只剩一百三十万户[16]。由于“王赋所入无几”，代宗提高了户税，上上户缴四千文，递减至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王公百官按品级列入户等缴纳，如在几处任官，各处分别纳税[17]。一些地方还尝试了按土地征收的“青苗钱”“地头钱”等新税，以资产为宗的户税和地税开始取代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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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即位，以杨炎为相，在总结各地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实施了“两税法”。“租庸杂徭悉省”，合并为地税和户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两税法扩大了税源，一定程度减轻社会下层的负担，简化了税收制度，“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18]。尤其是改变了战国以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19]，放松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使赋税制度朝着“舍人税地”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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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朝廷孱弱，“三年一定，以为常式”难以实施[20]，豪强之家“十分田地，才税二三”[21]。佃农“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足。有田之家，坐食租税”，“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22]，税赋完全转嫁给农民。由于支出无准，“量出以制入”的财政原则变成任意加税的理由，建中三年即下令“两税每贯增加二百”[23]，以后赋税越来越重。征收时，按户等纳钱、按田亩纳米粟的规定实际又“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24]，一定程度实行了货币征收，但由于实物估算和钱币发行中的弊病，又加重了人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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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两税法，德宗“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计得三百余万，客户三十万”而“就中浮寄，乃五分之二”[25]。由于两税的依据是户等，与“口”无关，户籍从此只有户数而无口数。宪宗初，朝廷控制的纳税户下降到二百四十四万，有近四分之一的州没有申报户口[26]。宪宗一定程度削弱了藩镇，进行了户籍检校。“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贫穷、死绝、老幼、单孤不支济等外，堪差科户八千二百五十七”的衡州，“次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检获隐户数约万余”[27]，朝廷控制的著籍户回升到三百五十五万[28]。但“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阒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此外仍有“九十七州不申户账”[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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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敬以后，朝廷著籍户不断回升，文宗时达到近五百万户[30]，并维持到武宗初年[31]。武宗还“敕并省天下佛寺”，“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堤、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32]。到宣宗中期，户数是宪宗初的一倍，但税收仅九百二十五万缗[33]，不到宪宗初的三分之一。实际上，由于中央孱弱，户口多是虚报。到懿宗时，藩镇“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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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业限制也趋减弱，一些市场发展到城外，莱“州城外西南置市”[35]；出现专业市场，如成都蚕市“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36]。一些交通要冲出现民间“草市”，“赤壁草市，在汉川县西八十里”[37]；一些还发展为城镇，沧州“置归化县于福寿草市”[38]。一些城市内的市场突破坊的限制，如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39]；交易时间延长，出现“夜市”，苏州“夜市卖菱藕”[40]，成都“锦江夜市连三鼓”[41]。但文宗时仍规定“京夜市，宜令禁断”，“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悉令闭塞”[42]。安史之乱开始，黄河中下游地区备受摧残，扬州和成都成为新经济都会，“时人称扬一益二”[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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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商业的带动下，大商业城市出现经营货币存取汇兑的“柜坊”，京师柜坊“多方镇钱”，“少者不下五十万贯”[44]；“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宪宗禁诸道进奏院及富豪经营飞钱，由三司专营飞钱，初定每贯收取汇费一百文，但无人汇兑，只好准平价汇兑，“敌贯而易之”。藩镇、官僚大肆介入工商业，德宗时再“禁百官置邸货鬻”[45]，但武宗时“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职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46]。藩镇还掳掠人口进行生产，德宗时，琼山郡守韦公干“贪而且酷，掠良家子为臧获，如驱犬豕。有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太半，……其家如市，日考月课，唯恐不程”。大工商大肆捐官，僖宗时，“楚城富民之首”的郭七郎，“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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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两京陷没，支出浩繁，财政分割，朝廷赋税收入主要仰仗集中产盐的江南和四川。肃宗以第五琦初变盐法，开始榷盐法，设“监院”管理。制盐户立为“亭户”，免其他杂徭，产盐官收、官运、官销，“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朝廷每年的盐税收入达四十万缗。代宗时，刘晏整顿盐法，改为官收、商运、商销；加强缉查私盐，设常平盐仓，防止垄断盐价。大历末，盐税增加到六百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以后，盐法渐乱，盐税日增，德宗时一斗盐加价二百钱[48]，盐商抬价，盐价猛增，走私漏税也更严重。盐商聚集了大量财富，“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49]。顺宗时，将江淮盐压到每斗二百五十钱、河中盐三百钱。宪宗时，李巽整顿盐法，“盐利皆归度支”[50]，盐税达到七百二十七万[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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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以后，首次开征茶税，茶、漆、竹、木为十税一。德宗贞元九年，在产茶州县设官抽税，年税四十万缗，大致是榷盐法初行时的盐税额。文宗时，为增加茶利，实行了茶树官种、茶叶官卖，因民怨极大，又改收茶税。武宗时，凡茶商经过的州县都征重税，对茶商加征住宿税，称为“塌地钱”。宣宗时，每年茶税已近百万贯，重要性仅次于盐税。代宗时，核定了卖酒户，按月征税。两税法实行后，开始榷酒，长安以外只许官酿，各地因粮价不同，每斛收钱二千或三千。贞元二年，改为京城和畿县官酿，其他设店卖酒，每斗酒三百文要缴一百五十文钱。同时，在淮南、河东等地实行榷酤。文宗时，榷酒钱有一百五十六万缗[52]；宣宗大中七年，有八十二万余缗[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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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改革户税时规定，私人经营矿冶按户等提高两等征税。德宗时，将山泽之利收归国有；文宗后期，改归州县；宣宗时，部分又收归中央。但矿税“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54]。德宗时，除陌钱增至每贯五十文，又收间架税，上屋二贯、中屋一贯、下屋五百钱，逃税重罚。由于“怨惸之声，嚣然满于天下”[55]，贞元时，除陌钱和间架税同时废除。唐朝有发达的对外贸易，陆路贸易在西北设置互市监[56]。海上贸易，在沿海通商口岸置市舶司，征收关税性质的“舶脚”[57]或“下旋税”[58]，即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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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上自宰辅以及方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贿取”[59]，地方则“将阙税课额，摊于见在人户，则转成逋债，重困黎元”[60]。在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裘甫、庞勋、王仙芝、黄巢起义先后爆发。天祐四年，降唐的黄巢起义军将领、宣武军节度使、梁王朱温废哀帝建梁，唐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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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五代、宋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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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政治结构与权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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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大致沿袭了唐代末的中央体制。从后唐开始，枢密院（后梁为崇政院）渐以军务为主，中书门下以行政事务为主，形成了军政并立的结构，但枢密使改由士人担任。藩镇仍为地方的主要形式，除了建国的五代十国之外，不少藩镇拥有相对独立的治权，各国统治者既要依赖又要限制他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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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宋后，赵匡胤对藩镇采取了安抚与镇压的手段，又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军将领的军职，以“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61]，从制度上达到以文制武、互相牵制、稳固皇权的目的。为改变唐末骄兵悍将的情况，太祖在军内设“阶级法”，“峻其等级相犯之刑，……以绝其犯上之心”[62]，以致宋朝“二百年军中不变乱”[63]。但使“士卒衣食无外慕，安辛苦而易使”的政策[64]，降低了士兵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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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原有军事体制瓦解，设集军政、统军于一体的御营使司。后罢御营使司，职权归枢密院，三衙成为皇帝的三支亲卫军。在地方又“假权宜以收群盗”，以义军、游寇抗金，岳飞等得任镇抚使。除茶盐外其他税收三年不上缴，朝廷也不拨钱粮；官员除知州（府）由镇抚使提名、朝廷任命外，其他均由镇抚使任命，军事可全权处置，“许以能捍御外寇显立大功，特与世袭”[65]。绍兴五年，改镇抚使军为行营护军，形成分驻要地的屯驻大军，但仍各归其将，以至有“岳家军”、“韩家军”之称。为消除潜在的威胁，高宗收张俊、韩世忠、岳飞兵权，取消其军号。但远离中央的川蜀、荆襄前线甚至江淮、闽广的军队则仍保有一定的独立性，皇帝对军权的控制有所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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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赵匡胤把三省合为“中书门下”，但分相权为二；与专掌军政的枢密院并称“二府”。沿袭五代“三司”合一执掌财政，完成了政、军、财权的分权制衡。为安定后周留下的大批官员，在保留唐代以来三省、六部官称的同时，使官（官位和俸禄标志）、职（馆阁中实际任职或荣誉衔）、差遣（实际任职）相互分离。还有效限制了宗室、后宫、外戚、宦官等的权力，除徽宗、理宗用蔡京、贾似道等权臣外，保证了皇权的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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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基本沿袭府州、县二级体制，府州之上设有监察及军区的“路”，但以文臣知军州事取代节度使，节度使则成为空衔。为限制地方官员，观察、防御、团练诸使、刺史甚至县令都为虚衔，实际任事的是知州、知县。但中央集权过分集中，事权过分分割，使地方权力太少，很难独立对突发事件做出反应，降低了行政效率，一定程度放松了对民间的控制。在少数民族地区，参照唐的“羁縻”制度，由“土官”治理，汉官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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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后梁时大致还保留着封闭的“坊市”制[66]。后唐时出现“厢”[67]。北宋实行城乡分治，城内是以厢统坊的“厢坊”制[68]。南宋中期，州府城陆续设置专司消防的“火隅”，以后“隅”兼起了治安和行政的职能，形成“隅坊制”。在乡村，北宋初实行乡（开宝七年改设“管”）、里制。神宗推行保甲法时，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保内连坐。哲宗初，保甲解散，但不少地区保留了保甲。南宋时仍是乡、都、保、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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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虽战乱不已，但科举仍得以维持，“自梁氏以降，皆奉而行之，纵或小有厘革，亦不出其轨辙”[69]，但“偏方小国，兵乱之际，往往废坠”[70]。宋初还有五代重武轻文之习，进士入仕的官职很低。太宗时提高了官差级别，规定“凡以资荫出身者，皆先使之监当场务，未得亲民”[71]，但科举的时间仍不稳定，直到英宗时“每三年一开科场”才成为定制[72]。理宗起，理学成为统治思想，但南宋日益腐败，科举“奸弊愈滋”[73]。科举之外，也有恩荫、摄官、吏人出职、军功、纳粟等，“在京百司，金谷浩瀚，权势子弟，长为占据”[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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