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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职役可以在州（府）、县乡从事吏役与杂役。由于地方官不多，日常事务转由吏处理，以致“官之贪者不敢问吏，且相与为市；官之庸者不能制吏，皆受成其手”[131]。州府吏中的高层“职级”年满出职为官或任摄官，以子侄替补，长期把持吏职。吏役无俸禄，主要靠接受贿赂获益。王安石变法时，一度支付了较丰厚的吏禄，严禁受贿。后吏禄支停，任其受贿，所谓“吏人自食而办公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无良心、无公心，亦势使之然”[132]。乡役以“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133]，“耆长差第一、第二等户”等[134]。一些充当役首、役主的富户把负担转嫁给不服役的下户，也有一些富户因服职役而破产；还有“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宋初沿袭五代吏人可带勋官等“宪衔”制度，因常有以此冒充官户，神宗时废除。另外，僧道可免身丁钱和劳役，因此“民避役者，或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135]。南宋初，“令僧、道随等级高下出免丁钱，庶得与官民户事体均一”，孝宗时定“僧道年六十以上，并笃疾、残疾之人，并比附民丁放纳丁钱”[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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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宋代“天下郡县所定版籍，随其风俗”[137]，不同的需要形成了涉及户口的丁账、五等丁产簿、税账、保甲簿及一些地方性的户口账簿[138]。乾德元年，太祖“诏诸州版簿、户帖、户钞，委本州判官、录事掌之，旧无者创造。始令诸州岁所奏户账，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须通勘”[139]，又令“逐县每年造形势门内户夏、秋税数文账”，其“顽滑逋欠者须于限内半月前了足”[140]，进行宋代第一次大范围的户口和财产调查。由于只统计“丁口”，所谓“户账”就是“丁账”，用于差调丁口，所以每年只登记男丁。“版籍”也就是后来的“五等丁产簿”，“凡均敷数、顾钱、科差、徭役及非泛抛降，合行均买者，皆以簿为据”。主户发给“户帖”，列有应纳税租及田地、房屋等，兼有户籍和地契性质，纳税后发给“户钞”。而“形势户”主要是官户及州县的公吏和乡村政权头目中的上户；“官户”则是免除大部分差役、科配特权的品官之家。税账包括户口和税租，以乡为单位，分“元管户”、“新收（户）”和“开合减免”三类，各记“正税”、“增收钱物”和“租课”。主、客户转换及主户等第升降以“升降账”反映[141]，每逢“闰年造”，“录户、产、丁”[142]。另外，以“桑功账”记“课民种树”[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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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户口税赋账籍皆不整举”，“赋税则重轻不等，差役则劳逸不均，所申户口逃移皆不件析，田亩税数无由检括”，太宗至道元年，又下诏为全体税户编制“税物文账”[144]，即“二税版籍”[145]（税租等第产业簿或产业簿），“形势门内户夏秋税数文账”合并进账，“朱书‘形势’字以别之”[146]。实行保甲法和免役法后，由主户按五等丁产簿分摊的职役改为“诸户等第输钱，免其身役，官以所输钱立直，募人充役”[147]，保甲簿取代了五等丁产簿。南宋后，重新丈量土地、确定税额，编制砧基簿，以图画田形丘段，标明四至、祖产或典卖，主户“随产认税”[148]。后物力簿又代替砧基簿，“过割用物力簿，起催用二税簿，二者所当相关”。孝宗时，荆湖、广南等路出现类似五等丁产簿的“集议账”，“其物业之高下，人丁之众寡，歇役之久近，咸具于账”[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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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由于大量不受赋役制约人口的进入和各割据政权的需要，工商业仍十分活跃。各国为增加收入，对盐、铜、酒、醋、矾、香料等实行“禁榷制”，并形成名目繁多的工商税，如后蜀有鱼膏、米面、嫁娶资妆税等，“十国”甚至盐、米出城门也收税。一些政权也采取了鼓励工商业的政策，后梁“坊市”还定时“开坊、市门”[150]，后唐已允许“临街堪盖店”[151]，楚国更是“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凑”，“国以富饶”[152]。贵族、官僚、僧人多经营工商业，后唐庄宗刘皇后“好聚敛，分遣人为商贾，至于市肆之间，薪刍果茹，皆称中宫所卖”[153]；后唐、后晋节度使赵在礼“历十余镇，善治生殖货，积财钜万，两京及所莅藩镇皆邸店罗列”[154]；吴国润州团练使徐知谔甚至“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155]；北汉五台山僧继颐，“善商财利，自旻世颇以赖之”[156]。后晋灵州节度使冯晖“作舟车百数，代民转输”进行“蕃汉贸易”[157]；闽国泉州刺史王延彬“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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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建立了庞大的官府手工业、商业体系，仅少府监掌舆辇、册宝、法物及“器服之用”的“文思院”就有四十二“作”，而内侍省“掌造禁中及皇属婚娶名物”的“后苑造作所”有八十一“作”[159]。禁榷制在五代的基础上扩大到茶、铅等。家庭手工业生产了赋税中绝大部分的绢、麻、丝，大量人口进入城市手工作坊和商铺。北宋的开封有果、肉、米、炭等一百六十行[160]；“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谓之脚店”；“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金钱彩帛“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甚至“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161]。二十三路首府中杭州商税达八万多贯，楚州和成都也有六万多贯[162]。南宋的临安小手工业作坊甚至有修破扇、起鱼鳞、洗衣服、卖朝报等四百十四行[163]。各处“食物店铺，人烟浩穰”，“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164]。北宋时，川蜀地区还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适应了贸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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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设“榷务”管理与辽、金等的互市，但榷场因战争时开时停，宋方供交易的货物主要有粮食、茶叶、丝帛、各种手工业品及外贸而来的香料药材等，“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165]。北宋末，“议者谓祖宗虽徇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166]。还在主要沿海港口设“市舶司”及下属“市舶务”管理海上贸易，其他城市“如有蕃商愿将舶货投卖入官，即令税务监官依市舶法博买”[167]。到南宋绍兴末，外贸收入达二百多万贯，比北宋最高年份多一倍，“然金、银、铜钱，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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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的繁荣也带来了名目繁杂的工商税，宋初的“商税则例”，“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豕，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驼，及商人贩茶、盐，皆算”，“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逃税的没收其货物的三分之一[169]。“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从地宜而不一焉”[170]，而竹、木等大致是十抽一，榷场贸易是十抽二。此外还有“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的杂税[171]，因此“财用赋入之利，莫大杂税、茶、盐出纳之间”[172]。官府需要的物品及工役还向行会索取，“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173]，“行首”亦兼管理行会的“吏胥”性质。王安石变法中实行“免行法”，以“免行钱”由“官为雇人代役”[174]，后来几经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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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5.2 辽、金、元：依民族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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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辽、金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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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辽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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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1 依民族等级设定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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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契丹族日益强盛，唐哀帝时，八部酋长推选“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离堇”（军事首领）的耶律阿保机为可汗[175]。后梁时，阿保机废每三年推选可汗称帝，国号契丹。太宗灭后晋，改国号为辽。但大汗（皇帝）死后太后摄政甚至临朝称制，并主持兴汗（帝）在家族成员中“世选”的传统，为皇位争夺提供了空间，景宗后确立皇位传子，但太后与皇帝的矛盾始终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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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后梁、后唐及室韦、女真战争中俘掠大量各族人口为奴，契丹从原始游牧转向奴隶制；同时幽州地区大量汉人为避战乱而逃入，契丹迅速转向封建制，并开始以“国制”统治契丹及其他少数民族，以汉制统治汉人。灭渤海国后，以汉制（参用唐制的渤海制）治渤海。石敬瑭割幽蓟十六州后，汉人区域扩大。世宗时，基本形成“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体系[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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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虽设五京，但与部民“随阳迁徙，岁无宁居”一样，皇帝四季巡幸于不同地区，政治中心随之行动，“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在皇帝御帐南北面设两套行政机构，“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多用契丹官制；“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大致是三省六部制，但“南衙不主兵”[177]。北枢密院是北面最高决策和军、政机关，枢密使由契丹贵族担任，直学士多用汉族士人和契丹文学之士。南、北二相府总理各部族军、政。圣宗以后，两府宰相者也以契丹别部和汉人、渤海人担任。南枢密院为南面最高机构，兼尚书省职，下设吏、户、兵、刑、厅（工）五房；中书省负责六品以下汉官除授，兼礼部。南院枢密使、中书令等为南面宰相，但“汉宰相必兼枢密使事乃得予闻机事”[178]。地方以五京为行政中心，设道、州、县。官俸“止是任职者薄有俸给”[179]，“在廷之官有俸禄、典州县则有利润庄”[180]，可能是职分田，而不是“靠自己经营农庄以求温饱”[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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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契丹传统，部族官也在一些家族中“世选”。太祖时，“以后兄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又“以皇弟苏为南府宰相”，后族、宗室为北、南府宰相“自此始”。道宗时，仍诏“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乙辛同母兄大奴、同母弟阿思世预北、南院枢密之选，其异母诸弟世预夷离堇之选”[182]。辽初，特别是得到幽蓟十六州后，为笼络和选拔汉、渤海士人，寻找新附地区的代理人，设置了国子监，实施了科举，但只准汉人、渤海人应试。圣宗时，五京州县设学校，收“蕃汉官子孙有秀茂者”[183]。道宗时，契丹、奚、霫等已可入学和参加科举。兴宗时，除“医卜、屠贩、奴隶及倍父母或犯事逃亡者”外[184]，由于担心习文弃武，契丹人仍不得应科举。圣宗统和六年前考试也无定期，之后袭唐制，考试每年一次；兴宗重熙元年后，按宋制考试每三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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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2 依民族和社会经济形态设定的户籍赋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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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遥辇阻午可汗时，确定各部游牧范围，“分地而居，合族而处”[185]，部落公有土地开始转化为分封给领主占有的国有土地。建国后，阿保机重编部落和游牧范围，大致上辽内四部族居中，其余诸部在四周，各自占有和使用游牧地。唐末，在大量俘掠的人口成为奴隶的同时，幽州地区民众的迁入增加了契丹的农业因素。一些贵族拥有了汉族定居的“汉城”并开始封建化，阿保机在自己的汉城中“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186]。阿保机任可汗后，“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初建契丹“赋税之制”。得到幽蓟十六州后，农业人口增加。太宗时，“阅遥辇氏户籍”，又“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但实际把人口分作宫账、部族“国制”和汉制人口分别治理。到圣宗时，赋役制度基本定型，并进行了几次较大的“通括户口”、“通括宫分人户”和“通括南院部民”[187]。辽后期，政局混乱，已很少检括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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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鲁朵是皇帝和后妃、亲王等的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实体性质的行宫部落，也是包括人口、农田、牧场的庄园。建国后，各斡鲁朵也开始“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并辖有宫分户、著账户和州县民。“著账户”主要是犯罪的宗室、外戚和大臣家属，承担仆役、侍从、警卫等非生产性“祗从”之役，由于“释宥没入，随时增损，无常额”。“宫分人”中有汉、渤海、契丹和其他部族，主要是战俘，也有由州县、部族中抽调陪嫁后妃的媵臣及其他附籍者。一些是拥有财产和家庭、享有自由民身份的农牧民，从事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狩猎业；一些占有一定数量的奴婢、部曲甚至本身就是领主、地主，并可出任高官。但对主人仍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只有经朝廷核准才能摆脱宫籍取得正式户籍。韩德让原为宫分人，在圣宗时任大丞相后仍隶宫籍，直至承天太后后期奉诏“出宫籍，属于（皇族）横账”；道宗时期的姚景行也是做了北府宰相后“始出宫籍，贯兴中县”[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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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斡鲁朵抽调宿卫皇帝的“皮室军”，最初是部落联盟首长的亲兵群，称“腹心部”。建国后，太宗在诸部和州县汉军中遴选扩编皮室军，“益选天下精甲，置诸爪牙”[189]。中期以后，皮室军屯驻于军事要地，逐渐单独成部。行宫宿卫转由宫分军承担，“其兵皆取于南、北王府，十宫院人充之”[190]，实行轮番宿卫，“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191]，偶尔也出征和屯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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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前期，诸王、公主、驸马及“各部大臣从上征伐，俘掠人户，自置郛郭，为头下军州”，属民是领主的私奴和部曲。由于“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国家力量逐渐进入头下州县，“市井之赋，各归头下，惟酒税赋纳上京”[192]，头下户开始既“输税于官，且纳课给其主”[193]，称“二税户”，已不完全属于领主。之后一些头下军州被收归国有，头下户转化为州县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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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诸部也设为相当于州县的“部落”和“石烈”，部落领主（太祖时改诸部夷离堇为令稳，萧太后时又改为节度使）又是地方官员。部民是部落和国家赋役的主要负担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脱离本部，一些拥有较好牧场和较多牲畜的富户也可转化为贵族。诸部实行部族兵制，“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部民“胜兵甲者即著军籍”，“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诸宫、贵族和各部占有大量的奴隶，以战俘为主，也有拐卖为奴的宋人，主要供家内驱使和手工业生产。稍瓦、曷术二部原是战争俘虏和部落制末期沦为私人奴隶的部民，被编入石烈后转为官奴婢；圣宗时，二石烈改编为部落后，又转为部民[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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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诸部仿州县编制户籍、户等，赋役以贫富为等差，“且诸部皆有补役之法，……苟无上户，则以中户当之”，因此要“攒户丁，推户力”，但贵族、官僚均免赋役。部民岁输羊为常赋，以牲畜多少为等第，特殊情况下还另有贡献。力役主要是修桥、筑路、治河、搬运官物等。部族兵制也改为适用于辽境各族民户的征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戍边的部族一般将人口分为戍守户和留后户，“居者、行者……易为更代”。由于“徭役日增，生业日殚”，一些部族“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195]。此外，一些边远的属国、属部则随部所出，缴纳贡赋，遇有战事须出兵从征，一些也时叛时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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