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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元的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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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政治结构与权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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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宋对峙时期，蒙古各部互相征伐。金泰和六年，铁木真统一蒙古，称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沿袭部落酋长会议，由蒙古贵族参加的忽里台（大会）是推选大汗、发布法令等形式上的最高机构，汗位继承也是成吉思汗家族世选。从各级那颜（官人）质子和白身人（平民）中挑选组成的怯薛（亲卫军），既是“制轻重之势”的精锐部队[245]，又是大汗的内廷。怯薛歹（卫士）轮番入值，有多种职务分工，均可参决政事，怯薛执事官亦是大汗的侍从近臣。外庭则由处理民事和刑政的大札鲁忽赤（断事官）及其下若干断事官组成。宪宗时，大断事官（右丞相）之外设大必阇赤（左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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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是军政合一、各有人口和领地的千户，下置百户、十户。多数千户直属大汗，少部分作为诸子、诸弟兀鲁思（封国）的基本组织。诸王也有斡耳朵（宫帐）和怯薛，有推举大汗、派代表参与国务管理的权力以及纳贡、率本藩兵参战的义务。征金时，在汉地建立军事统治机构，汉人称行省；又沿用金的政区和职名任命了一些官员管辖军民，一些地区设达鲁花赤（镇守者）。为迅速扩大占领区，在纳质、从征、贡献和设置达鲁花赤条件下，授予一些地方武装及下属将校万户、千户、百户等，汉人称“世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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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时，以耶律楚材实行“汉法”，为改变“诸路长吏，兼领军民钱谷”，设十路课税所，以儒士任课税使，“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246]，并逐步恢复中原州县，“守令上皆置监”[247]。但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丙申分封”，“诏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由于认识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又改为遥领的投下食邑，规定各投下“止设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颁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248]。但投下“得自举人”，“不得通于他官”[249]，可“嗣承世爵”[250]。宪宗时，仍分封了新的投下食邑，但限制了诸王干预地方事务、擅招民户[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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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继汗位，即宣布“祖述变通”[252]，全面推行“汉法”。至元八年，定国号“大元”，以金制为蓝本形成制度体系。在中央，设中书省并以参议府协调六部，又设枢密院和监察官员的御史台；忽里台形式上得到保留，但增加了省院台主要官员；建立皇太子制度，但缺乏明确继承人时仍通过忽里台确定；诸王出镇地方，不再分封蒙古千户。在财政困难时期，多次设尚书省综理财用甚至统领六部和行省。元后期，中书宰辅不仅兼领卫军，还在各机构中安插族人亲信，“每罢朝，皆拥之而退，朝廷为之空矣”[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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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中统初设十路宣抚司管理民政，又改总管府统管军民，再令“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以解决地方军政、民政不分的问题。同时设秦蜀、中兴、北京等行中书省，但又设行枢密院和宣慰司。至元中，“设诸路宣慰司，以行省官为之并带相衔；其立行省者，不立宣慰司”[254]，以后宣慰司陆续并改行省。成宗时，罢行枢密院，各行省平章政事兼管军政，行省成为常设地方行政机构。但仍设出征行省，如安南、征缅、征东（日本）等行省及元末镇压红巾军的淮南江北、福建等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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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省以下大致设路、府、州、县，但层级并不规范。诸王投下得以保留，世侯投下则兼食邑和路州。但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户计”[255]，投下由有司征收后转支。宣政院直辖的吐蕃地区设路、府、司及万户、千户，蕃汉杂居区设路、府、州、县。岭北行省仍是千户制，但有个别路、司和州。成宗时，边远地区又设路级宣慰司，少数民族诸司参用土官。县下城市为隅、坊，农村为乡、都，以下“为里、为村、为坊、为保，皆据其土俗之所呼以书”[256]；农村每五十家还置互助性的“社”，后置社于乡、都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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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承金，分全国居民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蒙古人为国族；色目人包括唐兀（党项）、畏兀儿及以西诸族；汉人指原金朝境域内的汉、女真、契丹、渤海及四川、云南和高丽人等；南人又称蛮子，指原南宋域内的人口。四等人的划分反映在政治、法律等制度中，但无专门的法令[257]。如忽必烈设中书省时，左、右丞相有汉人，以后原则用蒙古，偶有色目人；平章政事参用蒙古、色目，偶有汉人；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多用汉，参用蒙古和色目人，南人不得任中书省宰辅。蒙古与色目人犯法由札鲁忽赤审断，泰定帝时才规定，除大都、上都的蒙古人、怯薛、军站的色目人与汉人间的案件由宗正府审理，其他归刑部。量刑一般是“杀人者死”，但蒙古诸王以私怨杀人仅判杖刑和流放，蒙古人因争斗或酒醉杀汉人仅征烧埋银、罚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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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时，千户之上按地域分左右翼置万户统军，军队“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258]，出征时由大汗亲征或授命宗王节制其他宗王和千户。南下时，从各部签发组成专司镇戍的探马赤军。窝阔台时，以蒙古军制整编灭金和对南宋作战初降蒙的金军、地方武装和南宋军队为“汉军”，又在中原民户中大规模签发汉军“新军”。忽必烈时，罢万户设枢密院，由太子兼领直接指挥蒙古军千户，诸王节制地方军队。灭南宋时，大批宋军降元成为南军（新附军）。为削弱南军，一些被抽调到中央侍卫亲军和地方镇戍部队，一些以蒙古、汉、南人军官相参组建新的军府。大量汉军和南军还用于屯田和工役造作，有战事也先调发各军中的南军，元后期南军已近消失。此外，边疆地区还有由少数民族集兵组成的镇戍军队，如辽东的高丽军和女真军，吐蕃的吐蕃军、云南的寸白（爨僰）军，湖广的土军、黎兵、洞兵、徭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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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薛出职和职官承袭是元代高级官员选拔的主要途径，“凡入官者，首以宿卫近侍”[259]。且出职后也不完全离开怯薛，“昼出治事，夜入番直”。世祖初，征调精锐汉军组成中央禁军和常备精锐的“武卫军”，但怯薛仍掌管宫城和皇帝大帐的防卫。怯薛歹仍可参政，不少臣僚通过怯薛隔越奏事。由于“除授赏罚皆无文记”，怯薛歹常在传旨中做手脚甚至滥发圣旨，成宗时才规定传旨“悉以文记付中书”。对汉地世侯平定李璮之乱后，世祖“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规定“诸侯总兵者，子弟勿复任兵事”[260]，实行覆盖所有官员的荫叙制度，但“职官荫，各止一名”，正一至从二品荫正七品，下至从五品荫从九品。统一江南时，定阵亡民官子降二、孙及兄弟降三等承袭[261]。成宗时，正一至从九品依次荫正五至从九品[262]，但“有根脚的蒙古人，子孙承荫父职、兄职”，“色目比汉儿人高一等定夺”[263]。至元初罢投下自辟达鲁花赤，因诸王反对改“依常调，任满，从本位下选”。仁宗初，“敕诸王分地仍以流官为达鲁花赤，各位所辟为副达鲁花赤”，“罢诸王断事官，其蒙古人犯盗诈者，命所隶千户鞫问”，即又增设“断事官四员”，“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264]。诸王投下仍派代表参议政事，中书省断事官也多为诸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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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地方官多为蒙古、色目和较早投元的汉人，到“郡县往往荷毡披毳之人”[265]，甚至“司县或三员或四员，而有俱不知字者。一县之政，求不出于胥吏之手亦难矣”。由于缺乏官吏，大量吏员出职补官，吏员“才离州府司县，即入省部；才入省部，不满一考，即为州府司县官”[266]，“由吏者省台院、中外庶司、郡县，十八有半焉”[267]。世祖以后，吏员入仕逐渐制度化，转升须一定年限，中央取补须经考选，且官阶“秩止四品”[268]，武宗时，定高级吏员一半以职官选充。但低级吏员从“本为后生习学吏业”的“贴书”、“写发”等见习吏员或直接在民间选拔，凡“性行循良、廉慎无过、儒通吏事、吏晓儒书者”，经“耆老、上户人等”推举便可充任，“民家子弟，多不攻书。……为父兄者多令废弃儒业，学习吏文，以求速进”[269]。为解决财政问题，奥都剌合蛮、乌马儿、桑哥、卢世荣等大商人得以入统政柄，中书省“规措所，经营钱谷”，“所用官吏以善贾为之，勿限白身人”[270]。平定江南后，还以“呈献”等公开卖官，以致“南方郡县官属，指缺愿去者，半为贩缯屠狗之流、贪污粮糟之辈”[271]。社会阶层地位和社会流动的变化，使得“生子侄幸而天禀俊秀，不入于工商必入于胥吏，不入于胥吏必入为奴隶”[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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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元代的科举“倡于草昧，条于至元，议于大德，沮泥百端，而始成于延祐”[273]。窝阔台时，诏中原诸路考试儒生，随后又诏试汰僧道，遂成“考试三教”的戊戌选试。世祖时，立国学，但只收蒙古、色目和汉人“卿大夫之子”。至元十年拟定科举程式，但立而不行，“具载于策书”[274]。皇庆二年，在北方停废八十年的科举才正式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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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制，举人须从本贯官司推举，资格限制宽于列朝[275]，但各级考试蒙古、色目为一组；汉人、南人为一组，且科目、场次重；录取时两组名额相等，发榜时又各为一榜；第一名均授从六品，“唯蒙古生得为状元，尊国人也”[276]。贡试蒙古、色目、汉人各贡二人，考试要求蒙古最宽，汉人最严，授官蒙古六品、色目正七品、汉人从七品。实行科举后，岁贡“增至备榜”。顺帝时，乡试也取备榜，授以州、县学职。由于科举取士极少，“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277]，多数“例不过七品官”，“不改官以没身者十八九”[278]。另外时有征召，或是为解决某些专门问题，如召“习水利”的郭守敬提举诸路河渠；或是为笼络士人，如平宋后忽必烈求贤江南，“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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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帝时，伯颜专权，禁止汉人、南人习蒙古、色目文，废科举，排斥、打击异己特别是中书省内的汉人、南人，脱脱接相位后才恢复“祖宗成宪”。但吏治腐败已积重难返，朝廷重臣“自藩王戚里，皆遗赂之”[280]，地方官吏横征暴敛，“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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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2 土地、户籍和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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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不同需要，人口按不同的民族、社会经济形态和赋役等划分为各有统属、不能擅自变更的户籍，称诸色户计。成吉思汗时，匠、站及僧、道户等诸色户计已出现，太宗乙未籍户中已作了正式划分，宪宗时基本定型。诸色户计有民、军、站、匠、灶、矿、儒、医、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答失蛮（回回文人）等二三十种。大致可归为承担特定徭役、多为强制签充的军、站、匠等，以及提供特定服务、多依考试或职业籍定并能减免一定赋役的儒、僧、道等[282]，但僧、道户是一处一户[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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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户制实际也是大蒙古国时期以及终元一代草原地区的户口制度。千户主要由本族及被征服的各部和掳掠的人口混编而成，一些忠诚的附庸部落及那可儿（家臣）也被允许收集本部、“统其国族”[284]。千户内的人口与千户长等各级那颜有严格的依附关系，不得随意离开编制单位，违者处死，收容者也要受惩罚[285]。诸王的份民是私产，未经宗亲商议即使大汗也不能剥夺[286]。各级那颜由贵族和那可儿世袭，是大汗的官吏；在诸王领地内的，又是诸王的家臣。各级那颜可占有更好的牧场，得到更多赏赐和战利品。富裕牧民可任什长或选为怯薛升入那颜阶层，贫民可能因赋役繁重或自然灾害倾家荡产甚至鬻妻子。大量人口在战争中被掠为奴隶和驱口，分给贵族和平民，用于生产、顶替差役及家内劳动，攻金时河北十余万家被“迁之漠北”[287]，西征时在玉龙杰赤城亦掠十万人[288]。但大致均有自己的家庭和个体经济，一些因战功等也可能改变身份，名将木华黎即是奴隶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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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以“青册”记录人口及“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作赋役依据[289]。草原地区“赋敛谓之差发”，“皆视民户畜牧之多寡而征”，“其民户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贵贱无有一人得免”[290]。太宗时，马牛羊及百各取一，牝畜及十亦取一[291]；定宗时规定“马、牛、羊群十取其一”[292]，后又定为及百、及三十取一[293]。诸王、那颜要纳贡，但贡纳及赴朝会、婚丧的人夫等均从各千户中征取，朝廷还会给予高于和市的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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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原初，蒙古军大量废耕为牧，以后元廷多次颁令还耕，“诸处牧马之地为民所垦”[294]，但仍以长江以北为主建立了大规模的官营牧场。同时要求“各县乡有宜畜牧去处，仰有力之家多养牸牛、母羊，随时牧放，如法栅圈”[295]。南下和留驻位下的宗王也置“牧马地，民不敢犯”[296]，“王公大臣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专放孳畜”[297]，驿站也有不得“侵冒”的“牧马草地”[298]。牧场以世袭哈赤（牧人）、牧奴或摊派民户饲养，马病死要赔偿，“其无马者以羊、驼、牛折纳”[299]。“遇征伐及边圉乏马”往往向诸王、官员、驿站、普通民户和市、拘刷马匹，但向诸王和市的价格更高[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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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户也是草原地区的兵役制度，“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必要时十五岁以下儿童也签为“怯困都”（渐丁军）。士兵装备、食物由当役者提供及在所属十、百、千户内摊派。忽必烈时，签军“每户二丁、三丁者一人，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签渐丁军“止存一人”。哈剌鲁、钦察、畏兀儿、回回等也有“隶蒙古军籍”[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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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以北，诸王、世侯占有大量土地，大肆侵占民田，大量俘掠驱奴、“占民为部曲户，……擅其赋役”[302]，世祖子忙哥刺占民田三十万顷[303]，世侯“断阡陌，占屋宇，跨州连郡，又各万焉”[304]，一些被签为军户的汉族富户也是“田亩连阡陌，家赀累巨万”[305]。灭宋时，“江南大州小邑，四民子弟，无少长悉为人所俘获”[306]，大量被贩卖到北方，以致北方城镇“处处有人市数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307]，整个北方“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308]。还通过接受投献荫占人口土地，以致元廷不得不规定“诸人亦不得将州县人户及办课处所系官田土、各人己业于诸投下处呈献”[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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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诸王世侯对人口赋役的分割，太宗在灭金前后两次括中州户，流民就地著籍，“敢隐实者诛，籍其家”[310]；分检驱口，“如是军前掳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311]，行北京七路兵马都元帅史天祥“纵其奴千余口，俾为民”，权真定五路万户王玉“出家奴二百余口为良民”[312]，窝阔台近侍萧君弼“遂以俘户献”[313]。“乙未籍户”后，汉地户籍制度初步形成。由于“政烦赋重”[314]，很快“逃亡者十四五”[315]。宪宗时，再籍汉地民户，登记了漏籍、析居、放良等户，削除了逃亡户，形成“壬子籍册”[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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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初，“括漏籍老幼等户，协济编户赋税”，又“诏核实逃户、输纳丝银租户，口实者赏之，隐者罪之”；至元七年在北方“括天下户”，颁行《户口条画》，限止抑良为奴，将投下附籍、漏籍、放良、还俗人户理为民籍，厘定诸色户计，形成“至元八年之籍”[317]。之后，定户籍科差条例，划分户类，包括已入籍的“元管户”，入籍后迁徙他乡著籍的“交参户”，无成丁、只能协助税户承担赋役的“协济户”及需要新入籍的“漏籍户”。又按太宗“诸差发验民户贫富科取”的规定，推行户等制。除军、匠外，“将人户验事产多寡，以三等九甲为差，品答高下，类攒鼠尾文簿”[318]，作为赋役依据。四类人户及同类不同等的人户赋役不同，因而又有丝银全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等。元廷虽将“增户口”作为管民官的考核标准，但没有定期核查户籍和调整户等的制度，“一籍之后，近则五、七年，远者三、四十年，略不再籍。孰富强，孰贫弱，孰丁口增加，孰丁口消亡，皆不能知”[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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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时，北方形成依民族和经济形态有别的赋役制度，从事汉地牧业输纳马、牛和羊；从事商业的“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从事农业的“河北汉民以户计”[320]，主要承担税粮和科差。汉地牧业开始是“税羊并重”，“既于每群内不计多少抽分讫羊，又行收毛收皮纳税，每遇造作，复于民间取要”，甚至“每活牛一头，摊钞五百文、一贯”[321]，成宗时抽取标准才大致与蒙古一致。税粮“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322]。地税向工匠、也里可温、答失蛮、僧、道、儒户等以及河西中兴路等三处人户征收，军户、站户占地四顷以下者免，“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323]。至元元年，简化为白地三升、水田五升；十七年，再简为每亩三升。丁税向大部分地区的民户、官吏和商贾征收。元管户中的全科户每丁粟二石，新收交参户第六年全科；驱丁仅纳主人的一半，也就刺激对驱丁的占有。虽规定丁、地税不重复缴纳，但由于土地在丁、地税户间的转移，常常是并纳丁、地税[324]。此外，丁、地税都有附加税，“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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