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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以北，诸王、世侯占有大量土地，大肆侵占民田，大量俘掠驱奴、“占民为部曲户，……擅其赋役”[302]，世祖子忙哥刺占民田三十万顷[303]，世侯“断阡陌，占屋宇，跨州连郡，又各万焉”[304]，一些被签为军户的汉族富户也是“田亩连阡陌，家赀累巨万”[305]。灭宋时，“江南大州小邑，四民子弟，无少长悉为人所俘获”[306]，大量被贩卖到北方，以致北方城镇“处处有人市数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307]，整个北方“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308]。还通过接受投献荫占人口土地，以致元廷不得不规定“诸人亦不得将州县人户及办课处所系官田土、各人己业于诸投下处呈献”[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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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诸王世侯对人口赋役的分割，太宗在灭金前后两次括中州户，流民就地著籍，“敢隐实者诛，籍其家”[310]；分检驱口，“如是军前掳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311]，行北京七路兵马都元帅史天祥“纵其奴千余口，俾为民”，权真定五路万户王玉“出家奴二百余口为良民”[312]，窝阔台近侍萧君弼“遂以俘户献”[313]。“乙未籍户”后，汉地户籍制度初步形成。由于“政烦赋重”[314]，很快“逃亡者十四五”[315]。宪宗时，再籍汉地民户，登记了漏籍、析居、放良等户，削除了逃亡户，形成“壬子籍册”[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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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初，“括漏籍老幼等户，协济编户赋税”，又“诏核实逃户、输纳丝银租户，口实者赏之，隐者罪之”；至元七年在北方“括天下户”，颁行《户口条画》，限止抑良为奴，将投下附籍、漏籍、放良、还俗人户理为民籍，厘定诸色户计，形成“至元八年之籍”[317]。之后，定户籍科差条例，划分户类，包括已入籍的“元管户”，入籍后迁徙他乡著籍的“交参户”，无成丁、只能协助税户承担赋役的“协济户”及需要新入籍的“漏籍户”。又按太宗“诸差发验民户贫富科取”的规定，推行户等制。除军、匠外，“将人户验事产多寡，以三等九甲为差，品答高下，类攒鼠尾文簿”[318]，作为赋役依据。四类人户及同类不同等的人户赋役不同，因而又有丝银全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等。元廷虽将“增户口”作为管民官的考核标准，但没有定期核查户籍和调整户等的制度，“一籍之后，近则五、七年，远者三、四十年，略不再籍。孰富强，孰贫弱，孰丁口增加，孰丁口消亡，皆不能知”[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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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时，北方形成依民族和经济形态有别的赋役制度，从事汉地牧业输纳马、牛和羊；从事商业的“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从事农业的“河北汉民以户计”[320]，主要承担税粮和科差。汉地牧业开始是“税羊并重”，“既于每群内不计多少抽分讫羊，又行收毛收皮纳税，每遇造作，复于民间取要”，甚至“每活牛一头，摊钞五百文、一贯”[321]，成宗时抽取标准才大致与蒙古一致。税粮“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322]。地税向工匠、也里可温、答失蛮、僧、道、儒户等以及河西中兴路等三处人户征收，军户、站户占地四顷以下者免，“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323]。至元元年，简化为白地三升、水田五升；十七年，再简为每亩三升。丁税向大部分地区的民户、官吏和商贾征收。元管户中的全科户每丁粟二石，新收交参户第六年全科；驱丁仅纳主人的一半，也就刺激对驱丁的占有。虽规定丁、地税不重复缴纳，但由于土地在丁、地税户间的转移，常常是并纳丁、地税[324]。此外，丁、地税都有附加税，“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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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差包括丝料和包银。太宗八年，分封给诸王投下的“系官五户丝户”，“每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赐之家”[326]，减半科户、交参户有减免；宪宗时五户丝提高了一倍。“系官户”出丝全部供官，数额同封户；其他户有减免，但摊丝户等出细丝六十四两[327]。太宗时，真定守臣为减少杂科的烦琐，“会其岁费”[328]，按户征银，形成包银。宪宗初推广到各路，每户四两；稍后改为二两输银、二两折丝绢等。中统时以钞输纳，全科户四两钞，减少了一半；至元初又增纳一两作俸钞[329]。成宗时，加科“止纳丝户”俸钞一两，包银减为二钱五分。丝料和包银虽有定额，但征收时又“验贫富品答均科”[330]，因此有的上户包银至一百五十两[331]，逃亡人户的科差也由现户分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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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宋初，南方“地著务农者，日减月削，先畴畎亩，抛弃荒芜”[332]，忽必烈先令各地按原籍申报户口[333]，至元十八年“括江南户口税课”，二十六年又“籍江南及四川户口”，规定“凡北方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并将诸色户计和户等制推及南方。为恢复生产，设劝农机构，推广“锄社”互助，置“义仓”备荒；荒闲之地“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每户限五顷，三年后征租[334]；“逃户复业者”准收回原产，第一年免差税、次年减半，三年“依例验等”科征；弃田过期“不拣什么人，自愿种的教种者”；豪强势要不得强占户计田产，已占者必须放还或转拨无地百姓；对“勤务农桑、增置家业”的农户“不得添加差役”。遇灾荒“官税、私租俱有减免之则例”，大漠南北因战乱和灾害出现大量流民和饥民时，则从内地调粮食钞帛赈济，对贫乏军人和站户也常有赈济。至元中叶，连年用兵海外，赋役繁重，南方频发农民起义。元廷被迫定至元二十年租税“十分中减免二分”[335]，二十二年又定“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课，减免一分”，成宗时也罢除了一些“妨农之役”[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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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廷还取得了宋、金的官田及贵族、官僚和军阀的土地，形成大规模“系官田”，主要有国家直接经营的官田、屯田及职田、学田和赐田。元廷在官田集中的江南地区设置了江淮、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府及各种提举司经营官田，“岁集楮泉三百余万缗、米百余万石”[337]。屯田有军屯和民屯，太祖时已“令士兵屯田，且耕且战”，太宗至宪宗时期屯田逐渐推广，世祖时达于极盛，“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统一后，大量汉军和新附军被抽调屯田。民屯也带有军事性，人户另立户籍，主要是强制签充、招募或迁徙内地无田农民形成“屯田户”。屯田的生产资料主要由政府供给，但一些由屯军民以“己业”屯田。到武宗初，“天下屯田百二十余所，所用多非其人，以致废弛”[338]。承辽制，职田只给京外文官员，依品秩和路府州级别而定，收入归任官，离职转交。其他官员支俸钞和禄米，但江南官员只给北方的一半，但官员违制多取职田、职田给付不足甚至完全未给付的情况也存在。元初，学田多被寺观、豪强侵夺，随着对学校的重视，学田逐渐恢复和扩大，“名都大邑，学廪以千石计；偏方小县，亦不下数百石”[339]。中期以后，元廷在通过经理、籍没、接受呈献、行“助役田”和购买民田等扩大官田的同时，又将大量土地赐给贵族、官僚和寺院，成宗赐陈益稷五百顷，赐万安寺六百顷；泰定帝赐伯颜五千顷，赐大天源延圣寺一千顷；文宗、顺帝赐大承天护圣寺十六万顷。而“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庄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饩廪，折辱州县”，致使“官司交岔，农民窘窜”[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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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方大量投下和世侯的封地不同，南方民田集中在各种地主手中。元朝新贵强占、强买土地，主持海运的朱清、张瑄“势倾朝野，江淮之间，田园屋宅鬻者必售于二家”[341]，以致“田园宅馆遍天下”；一些南方大族入元后仍“家富饶，田连阡陌”[342]；寺观和学校也有部分捐赠、购买的民田，如两浙盐运副使瞿霆发割田二百余顷建大觉正等禅寺[343]，甘露寺一次购买“丹阳吕城膏腴田二十顷”[344]。不胜赋役的农民也投入寺观，仁宗时“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诳诱愚俗十万人”[345]，江南冒入僧籍者一度达五十余万户[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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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方大量使用农奴不同，江南主要是“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大地主的佃户“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347]。佃户依附性也转强，一些地区“主户将佃户看同奴隶役使、典卖”甚至打死“不伏使唤”的佃客。官田和学田延续宋的“包佃”制，官田突破转租限制，“许立私约兑佃”[348]。权贵大规模包佃，瞿霆发“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349]；一些“身为学官而自诡佃民，一庄之田连亘阡陌，各岁入租，学得其一，己取其九”[350]，以致影响到学校收入，在成宗大德十年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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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以定额实物租为主，也有货币地租，如惠安县“公田之入，每斛收钱百缗”[351]。官田则租赋合一，部分包佃的官田定额很低，如淀山湖围田初为每亩一斗四升五合，燕铁木儿包佃时也不过二斗[352]，但分佃到农民时“亦十五以上”[353]。职田地租较重，有的甚至要输米三石[354]，但往往“出给执照，不令当杂泛差役，却令供给一家所用之费”[355]。学田一般略低于民田和官田，但庆元路贸山书院每亩收谷达两石六斗[356]。由于江南私租太重，元廷多次干预，大德八年规定“以十分为率减二分，永为定例”[357]。但泰定时，一般仍纳米五至八斗[358]；至正时，有的租米达一石[359]。秋租外一些还有夏租，“东阳多宋贵臣，族民艺其田者，既入粟半，复亩征其丝”[360]，一些还有劳役地租，“一切差役皆出佃户之家”。正租外还有附加地租。官田租税每正米一石，加“鼠耗粮”三升五合[361]；而徽州路学田“每正米一石，带耗七升，正耗一石，带脚一斗”[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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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赋役也不同，“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平宋初“除江东、浙西，其余独征秋税而已”[363]，大体依宋制；而湖广则仿北方税制，每亩三升[364]。仁宗末，秋税增加二成。元贞二年，“始定征江南夏税之制”，大致以秋粮为基准，以棉、布、绢、丝等为本色，征收又以钞折纳，“凡官田，夏税皆不科”[365]，江西因秋税已较宋为重而免征。正税外“依例每石带收鼠耗、分例七升”的附加税[366]；广州路等个别地区还有丁税，清远县每丁税米五斗九升[367]。江南科差主要对分封给诸王的“准中原五户丝数”，每户征中统钞五钱，称“江南户钞”。成宗时，户钞增为二两，但增额由元廷承担[368]。英宗初，对无地的商业运输户征收包银二两[369]，因遭广泛反对，第二年停征[370]。但对散居各地的回回、也里可温、答失蛮户一直征收“回回包银”[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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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期，专业性役使由军、站、匠户等完成，民户主要承当“杂泛差役”。由于投充其他户计避役增多，成宗时规定，除边远出征军人、大都至上都自备使臣饮食的站户及僧道前朝旧有和皇帝赏赐土地外，其余“不以是何户计，都交随产一体均当”。杂泛主要是征发人夫及车、牛从事营造、治河、运送等力役；差役除里正、主首、仓官、库子等职役外，社长初由“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372]，后改职役。派役以资产为宗，“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373]，有些只以上、中户充役，也有义役、雇役等。尽管有富户借职役把持乡里、渔利自肥，但由于税赋催征不齐、看守官物损失都要赔偿，富户多投充免役户计、诡名析户或勾结官吏“赋役常不及己，而中、下户反代之供输”[374]，“止令贫难下户承当里正、主首”[375]。大规模夫役主要为应付战争等，成宗征八百媳妇国在“湖北、湖南大起丁夫，运送军粮”，“民死者亦数十万”[376]；顺帝时发十五万民夫修黄河，直接导致了红巾军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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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原、北方和江南形态的赋役制度外，承担其他赋役的诸色户计通行全国。军户“定入尺籍伍府，不可更易”[377]，服役者必须“正身”应役，军人逃亡则签兄弟子侄。但不同军队的户籍、赋役和签军方式又有区别。南下镇戍的探马赤军，由于家属随军，逐渐“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中统三年，规定“若壬寅、甲寅两次签定军”，“未尝为军及蒙古、汉人民户内作数者，悉签为军”，重归军队系统。汉军、新军之后又多次签定军籍，归地方行政管理。灭宋后，汉军多南下屯驻，并陆续建立万户府、元帅府统军，但万户府多是军人户籍地而不是屯驻地。至元二十年，“命各处行枢密院造新附军籍册”[378]，后形成新附军标准的至元二十七年军籍，由所在地军事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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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军户签发以财力和丁力为依据，但一般签中户。由于存在无丁或无成丁的状况，又实行正贴户制，由二至五户合出一军，出军户为正军户或“军头”，其他出钱资助称贴军户。正军户无成丁由贴军户代替，丁成则出军。一些探马赤军户的“驱口”释放为民后也成为贴户，但不能代役。汉军军需装备由政府发给，不足由正、贴户出“封椿（装）”钱补充。探马赤军军需装备自备，不足由政府补给。汉军和探马赤军户从事农耕者，免缴四顷地十二石税粮；探马赤军户从事牧业的，畜群不到百口免抽。新附军军需装备全由政府供给，家属人月支粮四斗；有地的按亩纳税。军户均免杂泛差役，探马赤军户不承担和雇和买，其他军户贫困者可免。军人战死，本户可“存恤”一年，病死者半年；战争结束后出征军人可放还一年或数年。平时主要是“番直”或“更戍”，世祖时侍卫亲军以“七人三人，分为二番”，番休三个月；文宗时汉军是八人二人制。镇戍军多“岁一更代”，但边远地区长至六年[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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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通达边情，布宣号令”[380]，成吉思汗仿中原建驿站，佥民为站户。窝阔台时，大致每千户承当一站，“各出差发为各地分站中之需”[381]，除交通工具外，马站出马夫，水站出船夫，部分还要提供首思（饮食）。统一后，形成以大都为中心、以陆为主、水（海）等为辅的站赤网络。大站有二三千站户，小站几十户。蒙古各部签畜产多者，汉地签中户，一旦入籍世代相承。使用站赤有严格规定，但达官贵人想方设法利用站赤系统，造成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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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物资的困乏使蒙古贵族形成注重商品交换甚至黩货好财的风气，庞大的消费品和军事需求、规模空前的统一、通畅的水陆交通、广泛使用的白银和纸币等刺激和促进了工商业发展。随着政权的扩张，覆盖中央和地方的官府手工业逐步建立。蒙古扩张中俘获、拘刷了大批工匠，西征时在撒麻耳干城掳获三万工艺者[382]，攻保州、广宁、河南等地也掠获了大批工匠。窝阔台时，将金朝军器局工匠整批俘虏，又从中原“括其民匠，得七十二万余户”。忽必烈时，多次招收漏籍、哈赤民匠和以析居、放良、还俗僧道习学织造等，从招收的三十多万户江南工匠中“选有艺业者”十余万；又“括江南诸路匠户”[383]，“籍人匠四十二万，立局院七十余所”[384]。中央行政、军事、宫廷系统下属局院控制着大量“系官”匠户，地方则以民间工匠“轮次应当”[385]。但一些局院“私下贱买不堪丝料，逼勒交收，高抬时估，取要厚利”[386]；一些“合著夫匠十名，乃科百名”[387]；杭州砂糖局则因糖价高出民间数十倍而停办[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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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时，系官匠户“给之食、复其户”[389]，大致“一丁入局，全家丝银尽行除免”[390]，但有的月支米四斗、盐半斤，有的仅二斗五升，和雇和买及杂泛差役不免。至元时，正身月支米三斗、盐半斤，家属十五岁以上大口二斗五升、五至十四岁小口和驱大口减一斗、驱小口再减半，工匠或“常川入局”，或“轮次应当”[391]，入局造作“皆须视其时月，计其工程，日验月考”[392]。局院罢归地方，匠户转民籍，“无既禀之给”，一些工匠因此也愿“世为邑民奉公”[393]。类似的还有盐、茶、冶、窑、矿户等，但生产上，一些勒派役户包办，一些由上户或民户认办；运销上，一些官运官销，一些以“卖引法”商运商销；税收上，一些在运销过程中征税，一些按户派物或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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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由于棉花种植的推广和织布技术的改进，成本更低的棉纺在很多地区取代桑蚕，成为家庭手工业和国家税收的重要内容，至元十九年规定税粮可“折输绵绢杂物”；元贞二年新定江南夏税，又定“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394]。手工作坊分为各种行业，杭州有十二种，每种有一万二千户，每户少至10人多至40人，“非尽主人，亦有不少为供主人指使之人”[395]。大手工作坊已有相当数量的雇工，如“尤善生殖”的刘宗海开铁炉于金牛，“煽役者常千人”[396]；鼓铁煮矾的李玉在“所居城市，凡能佣力而无恒产者”，“相率来归”[397]；“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织工“日佣为钱二百缗”，“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艺固过于人”，“倍其直不吝也”[398]。投下属民户的“匠人、打捕户、鹰房子、金银铁冶户”[399]，可“自备物料”或在投下“支取物料”[400]，在“公事”之余进行“私业”[401]，入局的工匠大致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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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原“重农抑商”不同，蒙元时期只要输税，即使贵族官僚经营工商也不受限制。贵族、官僚、西域商人、上层僧侣组成了“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的特权商人，西域商人“免杂泛差役”[402]，上层僧侣“豁免商税”[403]。文宗时，权臣倒剌沙贷钞四万锭“买盐营利于京师”；顺帝时，右丞相马札儿台开酒馆糟坊于通州，耗粮日至万石[404]，还“广贩长芦淮南盐”[405]。顺帝宠妃龙瑞娇以赏赐的锦缎立市货卖，“京师官族富民及四方商贾争相来买”，“岁得银数万”[406]。元廷还设立专门机构、制定一系列条例保护经营商业和高利贷的“斡脱”，如斡脱“失盗不获”，“令民代偿”或“以官物偿之”。斡脱还向地方政府放债，“岁加倍，名羊羔息”，太宗十年诸路官民欠斡脱银三百八十万两，为中原三年半的课税，十二年“命凡假贷岁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为令”[407]。但宪宗时，磁州以斡脱钱“代输”包银，“阖郡委积，数盈百万，令长逃债，多委印去”[408]。太宗时，回回豪商奥都剌合蛮以一百一十万两的倍额扑买中原课税，后又有扑买天下差发，扑买天下系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鸡课，扑买燕京酒课和葡萄酒课，乃至天下河泊、桥梁、渡口[409]，使元廷收入剧增。但最终仍转嫁到人民头上，“科、榷并行，民无所措手足”[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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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还有发达的海外贸易。平宋前，世祖向“蕃舶诸人宣布”，“往来互市，各从所欲”。不久又以“官本船”大规模参与海外贸易，“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顺帝时中书省甚至“请发两艘船下番，为皇后营利”[411]。舶商、梢水不准“差占”，家小“除免杂役”[412]。海外贸易动辄“赢亿万数”[413]，所以“商者益众”[414]。世祖、成宗时主持海运的朱清、张瑄“以巨艘大舶交诸番中”，“富过封君，珠宝番货，以巨万万计”[415]；“南蕃回回”佛莲有海舶八十艘，死后抄家时“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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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的繁荣还带动了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移和市镇的发展。南宋濮凤后人在嘉兴永乐市“立四大牙行，收织机产”，“取绢者曰绢主，售绢者曰机户”，后发展为濮院镇[417]；王店镇因北宋王逵“构屋于梅溪，聚货贸易”得名，后“日见殷庶，遂成巨镇”[418]。为鼓励工商，工商抽分一般三十抽一，在大都及蒙古本土以“重利诱商贾”[419]，四十或六十抽一[420]，甚至“置而不税”[421]，但一些地区也有历日、契本、河泊、山场、窑冶等“额外课”[422]。海外贸易分细、粗货，细货十、粗货十五抽一；贩往内地的二十五、三十加抽一。实行《市舶法则》后，抽分之外另征三十抽一的市舶税；仁宗时，抽分提高一倍[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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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些商品受到严格管制，国家榷货如酒类禁私造、私贩，“江南铁货”一度“不得于淮、汉以北贩卖”，人口、军器、铜钱及丝绵锦缎等均“不得私贩下海”，“市井点灯买卖”只能在禁钟前进行，“诸经商或因事外出，必从有司会问邻保，出给文引”。元末，钞币“轻重相去至数十倍”，引起财政危机，脱脱“变钞”，但新币发行过大，引发恶性通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424]，加重了社会危机，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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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5.3 明到清前期：户籍制度与赋役的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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