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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称吴王时，依元制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洪武十三年，以“擅权植党”诛丞相胡惟庸，废中书省和丞相制，分权于六部。为制约六部，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六部平级。又以“蓝玉案”、“郭桓案”、“空印案”、“南北榜案”等进一步打击勋贵、官僚。但事务繁杂，朱元璋不得不托古制置四辅官，选耆儒充任；又依宋制设殿阁大学士，以备咨询。成祖时，选翰林院文臣入文渊阁参预机务成为常例，但阁臣秩仅五品，权力远不及六部。后成祖“数疾不视朝”，阁臣权力增大，“扈从之臣，请托贿赂，公行无忌”[427]。仁宗时，提高了内阁地位，阁权高过部权，文官治国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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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废中书省和丞相制时，又以互不统辖的五军都督府取代大都督府，分别负责各都指挥使司及以下卫所的管理和训练。都司以下是朱元璋在起义时期创立的卫所。明初“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卫以下千户、百户、总旗所至小旗“大小联比以成军”[428]，但也只负责镇守和平时的操练。战时由皇帝任命统帅，兵部发布调令，都督府率卫所军出征。十五年，设直属皇帝的锦衣等十二卫轮值宿卫，并授锦衣卫侦察缉捕审判之权，开始了厂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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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开始也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但随后就命“中官奉使行事”[429]，“诣军，观兵阅胜”等[430]。永乐八年，成祖以“巡视”为名开宦官镇守之先，不久又派宦官到诸边协镇和镇守，正式委任宦官监军或统军。宣德时，内阁取得草票拟权；但内地省、府亦有内臣镇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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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时，内阁开始设官属，阁臣间形成主次，但司礼太监批红与阁臣票拟均为定制。以后，“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秉笔、随堂视众辅”，一些阁臣也奔走于权宦。天顺时，各地镇守太监、总兵官、都御史合称“三堂”。嘉靖时，政归内阁，阁臣“俱列六部之上”，首辅地位日隆。万历时，首辅张居正“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431]，内阁迅速衰落。天启时，旨从中下已不经过内阁。官僚集团内部形成党争，但不只是“一部分官僚为了保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希望一切不变；一部分官僚感到危机的存在，而希望通过清明政治来缓和危机”[432]，很多完全出于个人恩怨。在明与后金之战争及弘光时期，党争已完全不顾国家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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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地方沿袭元行中书省和两京制，以应天、开封为南北京，临濠为中都。成祖为“控四夷，制天下”[433]，升北平为北京。迁都北京后，南京为留都，仍置六部，品秩同北京，但北京官员提级到南京也多有贬义。洪武九年，以不相统属的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和都指挥使三司取代行省，分管民政、司法、军事。以下为府（或州）、县。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羁縻府州县及宣慰、宣抚等司，多以世袭土司统管军民。永乐中，西南一些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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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以下农村为里甲，城内分坊、附廊为厢。为解决“成千上万农民与官方鞭长莫及的难题”[434]，设“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之外“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道民善，平乡里争讼”[435]。规定“诉不出里”，“凡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者，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回里甲老人理断”[436]，并以乡约规范里甲职能和百姓日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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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称吴王后，开始文武二科取士，“使有司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改元朝集庆路学为国子学，并“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由于官吏严重缺乏，朱元璋“三途并用”即由科举、察举和吏员选派文官[437]，甚至“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如有逃者处死”[438]。吏员可来自三十以下身家无过的能书者，生员、监生、进士中之不肖者和官员有罪者也罚充吏，九年考满可任郡县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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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年，令全国府州县设儒学，“诏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又选大批“教官擢给事、御史，诸生岁贡者易得美官”。三年，正式实行科举，并“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连试三年，且以官多缺员，举人俱免会试，赴京听选”[439]。由于“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六年，令“各处科举宜暂停罢，别令有司察举贤才”[440]，有贤良方正、孝悌力田、聪明正直等科目。洪熙时，京官五品以上及给事、御史，外官布按两司正佐及府州县正官各举所知。后定制，布按两司、知府有缺，令三品以上京官保举，但保举不当要连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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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五年，诏复科举，改国子学为国子监，颁学校禁例。永乐时，北京也设国子监。以后“科举必由学校”，“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但未入学者“大比之年，间收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太学生“厚给廪饩”[441]，地方“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442]，但也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如生员月考、岁考和科举中试不达一定比例，各级教官及“生员有父兄者亦罪之”[443]。洪武十七年，颁《科举成式》，规范了科举。二十年，立武学，用武举，“武臣子弟于各直省应试”[444]。三十年，出现“南北榜案”，朱元璋从文化和政治平衡出发开始分南北取士。洪熙元年，定会试南人十之六，北人十之四。科举每三年一次，府州县童试中者为生员（秀才），省试中者为举人，会试中者为进士；廷试考中者分三甲，分级授官。除娼、优、隶、卒不准入考、捐监外，生员还须在户籍地参加科举等也限制了一部分人的流动。另外，私塾、家馆及半官方的义学、族学等是启蒙和学校的基础，一些读书人以此谋生，一些平民子弟也附读其中。明初还沿袭元朝的社学，洪武十八年，因“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令“一时住罢”[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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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以后，科举又分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地方儒学生员定额扩大，形成与初设食廪生员相区别的增广生及附学生。正统后“教官之黜降，生员之充发，皆废格不行”[446]。张居正改革中更定了《提督学校官敕谕》，核减生员，要求“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447]，一些地方曲意迎合甚至一州县仅录一人，造成新的矛盾。天顺时，武科应试改为由“天下文武官举通晓兵法、谋勇出众者”。成化中，设武乡、会试；嘉靖初，又分边方、腹里，边六腹四。万历末，设“将材武科”，其中有“试营阵、地雷、火药”等，遗憾的是“报可而未行”[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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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举的发展，“三途并用”逐渐只剩科举。生员以科举得官成为入仕正途，监生任官一途渐轻。随着政治腐败，保举只凭关系；无官保举的，又长期不得升迁。嘉靖八年，终止了州级的保举。景泰初，开始“纳粟纳马者入监”。成化时，“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止”[449]。正德初，仕宦子孙、生徒、军民、商人均可按纳银授官充吏，获得相应优免[450]。到万历时，“殿阁中书，无不以赀进者”[451]。吏员入士也日益减少，“有经十二三年未得除授者”[452]。吏员役满也不再到吏部候职，而是盘踞衙门或私相顶替。由于纳粟充吏最低只十五两银，援纳者甚众。但实缺还要交“顶首银”，一般三四十两，但盐院书吏要一万两[453]。为弥补损失，吏卒科敛勒索、挟诈长官、与盗贼相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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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朱元璋的设定，嫡长子袭皇位，其余诸子封藩王，“外卫边陲，内资夹辅”[454]，各置一定的卫士，可监督地方，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守边藩王可筑城屯田，节制军队，重大军情才需报告。为解决威胁，建文削藩，引发“靖难之役”。而朱棣上台即剥夺藩王军政权力，藩王“食禄而不治事”。但宣德时的朱高煦、正德时的朱寘鐇和朱宸濠仍先后起兵夺位。皇嫡子年幼即位，又出现王振、张居正、刘瑾、魏忠贤等权臣、权宦。虽然对宗藩在政治上保持着高度警惕，但在经济上给予了极优厚的待遇和宽松的环境。“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禄之终身”的优厚待遇[455]，使宗室人口迅速上升。洪武时宗室五十八人，万历二十三年仅见于《玉牒》的宗室就达十五万七千人[456]。但分化也不可避免，“贫乏者十居五六，甚有室如悬罄，突无烟而衣露胫者”[457]，“不得不杂为贱役或作为非僻”[458]。万历中“更定宗藩事例，始听无爵者得自便”[459]；随后“宗室得儒服应试”，但“辅国以上爵尊不得与”[460]。天启二年，正式开宗科，宗室下层获得了上升渠道，但也丧失了法定贵族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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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开始并不禁止皇室与勋臣联婚。洪武三年规定“天子亲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子女，进者勿受”[461]，禁后妃干政。以后，王妃驸马“率由儒族单门”[462]。嘉靖时定外戚“及今已封，姑与终身，子孙俱不准承袭”[463]，以至明代外戚素称“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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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在军事打击和怀柔政策下，蒙古威胁已大大降低。但从明兴元亡起，东南沿海就开始受到倭寇侵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来自海上的威胁。嘉靖初倭患又起，至嘉靖四十三年才得以肃清。万历二十年，日本大规模入侵朝鲜。两次援朝都取得了胜利，但“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465]。正德九年，中国首次面临了西方的挑战，葡萄牙人抵广州沿海，在请求通商和军事进攻失败后，以贿赂手段居留澳门。万历时，荷兰人也以贿赂手段居留澎湖。天启时，荷兰、西班牙人先后占领了台湾南北部。崇祯十五年，荷兰人占据了全台湾。直到清顺治十八年，才由永历政权下的郑成功收复。嘉靖以后，欧洲传教士来华增加，利玛窦、汤若望等也把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但除天文历法、兵器制造外，均未引起统治者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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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土地、户籍和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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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取民力，建国前朱元璋就多次在控制区“籍户口”[466]。称吴王时，“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洪武元年，命各地收集元代户册，实行“均工夫”制，“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数户凑足共当，“每岁农隙赴京，供役三十日”，并立“均工夫图册”。“均工夫”虽是役法，但又是验田出夫，重在土地，包含一定的地税，“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资其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亩资米二升五合”[467]。二年，规定“诸色人户，许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违者治罪”[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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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年，以宁国知府陈灌所创“户帖”，“颁行天下”[469]，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人口普查。户帖记载“一户：某府、州、县、乡、都、保附籍，户计家口：男口，成丁、不成丁，妇女口，大小；事产：基田瓦草屋”[470]，比只求夫役与田亩一致的“均工夫图册”更详细，并与之配合形成较完整的体系。但二者均未考虑人口、事产的变化，也“不载户丁等则及田地科则等”[471]，也就为逃避赋役留下了空间。江浙等地豪民多将田产“铁脚诡寄”于亲邻、佃仆[472]，乡里欺州县，州县欺府，“通天诡寄”[473]，造成赋役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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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三年，令核实天下土田，在一些地方“编置小黄册”基础上，按丁粮多寡，结合基层组织和户籍赋役“编赋役黄册”，在农村“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岁均役，十岁一更造”；“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474]。赋役黄册“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但徭役中包含部分地税，是人、地、财力的混合体，思路延续“均工夫”，但偏重户口。且编制过程中“丁粮之数，类多错误”，多田产者“诡名欺隐，以避差役。互相仿效，为弊益甚”。十九年，又编制称“鱼鳞图册”[475]的“田赋图籍”，才以“鱼鳞册为经”、“黄册为纬”[476]，形成较完整的土地、户籍和赋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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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鱼鳞图册和赋役黄册的基础上，沿袭元朝的配户当差制。“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着籍”，“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役户分类虽然较元有所减省，但“他如陵户、园户、海户、庙户、幡夫、库役，琐末不可胜计”[477]。男子十六岁成丁即须附籍供役，六十岁免役。军、匠户禁“脱免及变乱版籍”，禁分家析产、过继、入赘轻役户等“诈冒脱免避重就轻”[478]。配户当差以家庭、家族、原籍里甲为序，而不“是以家族为供丁单位、供役单位、责任单位”[479]，如民户“无军匠等项役占、规避、窒碍”，或父母亡，则可析户异籍[480]；卫所军士一家已全部死亡，勾取族人顶丁；成祖选富民充北京时，如有逃亡“辄选其本籍殷实户佥补”[481]，匠户逃亡由“原籍官司按名勾解”，户绝别选他人[482]，民户逃亡差粮由“里甲赔纳”。此外，又有良贱之分，娼、优、隶、卒为贱。朱元璋、朱棣把支持方国珍和建文帝的人户贬为贱民，仁宗即位，放免了“建文诸臣家属……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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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也分为官田和民田。明“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484]。官田除租授给无地农民外，还用于军、民、商屯田，以及皇帝和诸王庄田、官吏职田和学田等。官田和授予军、灶、匠等役户的役田均不许买卖，民田在不失赋役原额条件下，经推收过割可以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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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战争造成民众死伤逃亡，江淮间“百里无几家”；山东、河南等“多是无人之地”[485]。统一后，为使“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令各地审查逃户，“督令还本籍复业，赐复一年。老弱不能归及不愿归者，令在所著籍，授田输赋”[486]；“州郡人民因兵乱逃避他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其耕垦成熟者，听为己业。若还乡复业者，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与耕种。其余荒田，亦许民垦为己业，免徭役三年”[487]，“山东、河南额外荒地，任民尽力开垦，永不起科”[488]。靖难战争后，成祖规定“流民来归者复三年”[489]，禁逃亡农民租税由“里甲赔纳”[490]，又规定“逃民复业者，历年所欠粮料等物，悉与蠲免”[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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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土地人口的不平衡，明初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移民首先是无田者，“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尤其是“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对无田农民有一定吸引力。一些移民用于屯田，如“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余户屯田北平”；一些移民也被“籍为军者”或“充仓脚夫”，移民中也“有以罪徙者”。为加强“龙兴之地”和首都实力，朱元璋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徙苏州富民充实濠州；又命“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实京师；成祖“复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492]。直到永乐末年，大移民才基本结束。
170320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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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赐给诸王功臣作为禄田。洪武三年，封功臣时也分赐庄田，少者十余顷、多者百顷，但禁奏讨；二十五年，“给公侯岁禄，归赐田于官”[493]。五年，赐诸王庄田，一般为百顷，另加不等的渔课岁米；“郡王诸子年及十五，每位拨给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诸子所生之子，唯世守永业”。永乐末，为满足皇宫开支，开始设立皇庄；“正统间，以诸王未封，供用浩繁，不欲重征小民，又见彼时地广民稀，因其闲地立庄，以资公用。诸王之国，地仍归官”[494]，“其地广狭有定界，其入有定额”，也算“非以病于民”[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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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5112
为“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496]，朱元璋对江南富民采取了土地没官、徙富民实都等措施，对“富民”土地甚至有“一没”、“再没”、“三四没者”[497]，数年之中三吴巨姓“无一存者”[498]。洪武三年，苏州府47万余户、税粮220余万石，而田粮百石以上仅554户、税粮15万余石，且“无粮五百石及千石以上大户，止有小户”[499]。三十四年，全国“田盈七顷户”为14241户[500]，只占总数1065万户的0.14%[501]，形成了以自耕农、国家佃户和中小地主为主的社会结构。佃户地位较宋、元明显上升，地主与佃户在法律上都被看作平民，不再承认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仅在礼仪方面要求“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分主佃，则以亲属之礼行之”[502]。但农民的情况也有差异，在授田方面，徽州“各授田三十六亩”[503]，太仓“见丁授田十六亩”[504]，北方近城地“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军屯“每军授田五十亩为一分”[505]。在自然条件和生活状况方面，“闽田两收，北人诧以为异，至岭南则三收矣。斗米十余钱”，“单夹之衣，可过隆冬”；北方“动曰有地十余顷，计其所入，尚不足以完官租也”[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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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赋役不分，“有赋役者谓有田粮当差者也，无赋役谓无田粮止当本身杂泛差役”[507]，但赋以田为主以丁为辅，役以丁为主、以田为辅。田赋主要是两税，依面积、属性、类别定科则，“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有时可以丝绢、棉、钱钞等折纳。但对原张士诚控制区内的豪族富民，朱元璋“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正粮之外还有加耗，明初金陵民田每亩起科五升，已带七耗；后抄没官田科则各异，又征一斗七合。成祖时，江南税粮漕运北上，“加以杂耗，率三石致一石”[508]，甚至“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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