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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匠籍改为征银，官府手工业减少，朝廷和买增加，不少铺商“一挂商籍，其家立罄”[650]。商人大量逃避入籍，如衡阳“酒户万家，籍于官者四千七百”[651]。为此又以行户轮流“当行”，但官府出银或“官牌”往往压低价格甚至“其价但半给”。为便利对口买物，甚至将铺行置于各衙门之下。嘉靖四十五年，改征银代役、招商买办，大兴、宛平上上则征白银九钱，递减至下下则为一钱[652]。因有利可图，应招者多为富商大贾。但官吏营私，“铺垫一入，则验收从宽；铺垫若无，则多方勒啃”[653]，造成“有素称数万之家而至于卖子女者，……有计无所出自缢投井而死者”[654]。万历时，对“身拥雄赀，列肆连衢”的大铺商强制实施“佥商买办”[655]。为避免逃役，“薄夜拘之，如缉巨盗”[656]。但被佥商人“脱逃相继，甚至薙发断颈，市子割女”[657]，甚至佥商“旨意一出，富者各投势要百方避匿，止余下人家力不能营求者抵数代死”[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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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弥补宁夏、播州之役和援朝抗倭“三大征”的巨大耗费，万历向各省及通衢大邑派出矿使、税监。但一些矿使纠集无赖，遇“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一些税监任意设卡，重叠征收，“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还以包矿、包税法向民间摊派或令富户、商户包赔包税，以致“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很多地方官员因得罪矿使税监而被贬官、削籍、下狱，“至士民幽系死亡者，尤不可胜纪也”[659]。但“入于内帑者一，尅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反而使工商户大量破产，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失业成为全国性问题。“吴中之转贩日稀，机户之机张日减”；临清“往年夥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独存两人”，“段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660]。云南、两广、陕西、辽东等地先后发生民众、士绅甚至中下层军官参与的“民变”和“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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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付与后金的战争，万历四十六年全国除贵州外亩加征“辽饷”三厘五毫，随后增至九厘并成为常赋。天启七年，陕北灾荒严重，澄城知县仍“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661]，激发饥民起义，并迅速蔓延。崇祯十年，为应付农民军，每亩加粮六合，以每石折银八钱加征“剿饷”，开始准备“暂累吾民一年”[662]，但第二年仍征收了一半。崇祯十二年，为练边兵，又亩加征一分“练饷”[663]。十七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随后攻夺北京，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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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清前期：户籍制度与赋役脱钩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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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 政治结构与权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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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创立军政一体的八旗制度取代部落组织。牛录为基层和区域控制单位，之上为甲喇和固山（旗），分别设额真（主）管辖。子侄封诸王贝勒分主一、二旗或若干牛录。各级额真和属众与汗和旗主均是君臣、君民关系。军国大事、汗位继承由汗召集诸王贝勒以部落联盟首领会议性质的议政王会议商决。皇太极继汗位初，实行了汗与诸贝勒共治制度。为抑制其他贝勒，皇太极吸收汉制，设文馆和六部，并把议政王会议扩大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天聪六年，废汗与贝勒共治制度，又改世袭官为爵职。十年，废汗制称帝，设国史、秘书、弘文“内三院”，增编蒙古和汉军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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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后事务纷繁，议政王大臣会议职权扩大，地位也高于内三院。顺治中，改内三院为内阁，参与议政宗室王公也逐渐减少。鳌拜主政时，复内阁为内三院，压缩了议政大臣数量，并规定王公均建藩于京，“亲王无故出京师六十里，罪与百官同”[664]。康熙亲政后，恢复内阁；但为避开内阁牵制，实行密折制；又设南书房，承旨出诏，“非崇班贵胄、上所亲信者不得入”[665]，内阁实际成为承旨出政的中央办事机构。康熙末，派诸皇子接管各旗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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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初，仍以议政王大臣会议打击政敌。之后革除了下五旗旗主的权力；又设军机处，初仅统领用兵和少数民族事务，随后“军国大计，罔不总揽”[666]。南书房虽因入值仍被视为亲信，但地位也有所降低；内阁、六部职权更为缩小；议政大臣会议因“无应办之事”于乾隆后期废止[667]。雍正还总结了祖、父和历代立嗣经验教训，建立了秘密立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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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初，降清的汉族将领也封为世袭官，拥有一定的牛录和兵权，但汉民必须按女真制统一发式服装。天命六年，以汉民“欲图叛逃”屠复州、杀汉人、罢汉官，将未逃汉民尽数降为包衣（奴隶）。皇太极为缓和矛盾，将“欲逃之罪”改为“已逃在外追获者，杀无赦”；重新起用汉官，废除汉族“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释放部分奴隶，“择可为奴者”，“余各入堡为民”。入关时，仍令剃发易服，由于立足未稳，即改“天下臣民照旧束发”。为迅速稳定统治，又令归顺的“地方官各升一级”、在京“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同满官一体办事”。顺治五年，在中央实行满汉复职制度，形成满官制约下的相互制约。为形成“天下一家”，还允许“满汉官民”互通婚姻。但在消灭李自成和南明福王政权后，再次下令“限旬日，尽令剃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668]，致使一些已降的地区重新反清。之后，又以“奏销案”打击南方不满清朝统治、隐混和拖欠钱粮的汉族士绅。统一后，又大兴文字狱，仅“明史案”即牵连数千人，官民七十余人被杀[669]，各犯妻女子侄没官为奴或徙边。雍乾时期文字狱进一步升级，还借编纂《四库全书》大量收缴、改易或销毁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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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后，形成驻防八旗，并将投降的明军设为绿营，也驻防各省。绿营由汉人或汉八旗军人担任将领，以满人监督，并以兵皆土著、将皆升转、回避原籍等进行限制。但即使是满洲总兵也只负责日常操练、防戍，并受文职督抚和武职提督双重节制。全国基本统一后，封王的吴三桂等三藩身拥重兵，节制地方，形成割据，促使康熙“决意撤回”[670]，引发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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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沿袭了明朝的两京制和分省建制。北京为首都，盛京为“留都”，设吏部以外的五部和内务府，但仅管宫殿陵寝和所在旗民旗地。地方主要是省、府（厅、州）、县三级。为制约地方，有时一省既设总督又置巡抚，其下又设布政使和按察使分管行政和司法。县以下农村为里甲、城中为坊、近城为厢，但各地称谓、级次均不完全统一。顺治初，推行以治安为主的保甲法，实施连保、互保和连坐。为适应赋役制度，顺治五年又重建里甲体系。中央设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蒙古、青海蒙古和新疆回部（维吾尔族）实行盟旗制，旗是由原来的部落分并而成的地方军政实体，盟旗之上有派驻地方的将军。顺治时，以和硕特蒙古汗王统治西藏地方，达赖为宗教领袖。乾隆时，建立“政教合一”、“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的体制[671]。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府、州、县，以当地民族作各级世袭土官，归各地方统辖。雍正时，大规模进行改土归流，一些地区甚至采取了武力进剿，但并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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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吸引汉族士人，顺治元年即宣布实行科举。循明制，入仕以科举为主、科举必由学校。府州县设官学，京师设国子监及附属八旗官学等，官生有定额，免差徭。国子监初“仿明初制，广收生徒，官生除恩荫外，七品以上官子弟勤敏好学者，民生除贡生外，廪、增、附生员文义优长者”及前朝公侯“初袭授者”均许送监[672]。后地方廪生及捐、荫入监成定制，监生修业满可选教职。雍正时，难荫重军功，八旗官校立功身故可荫七或八品监生一人；乾隆时，改按立功等第定监生品级。顺治间令“每乡置社学一区”，“土司子弟有向化愿学者，令立学一所”，但“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673]，以限制有议政传统的书院。康雍以后，由于满人汉化和皇帝提倡，各地设官学化的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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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制籍贯无误、家身清白、非倡优皂隶之家、未遇父母之丧者及“军流人等子孙随配入籍者，准其考试”[674]。童生经童试取中可入地方官学，从附学生渐升为增广生、廪食生。生员优秀者、官学教官和国子监贡、监生可参加本省乡试。乡试取中数有增减，顺治初最多的顺天、江南取一百六十余名，最少的贵州取四十名，还取副榜作贡监生。会试取中者参加殿试，取三甲分授官职；康熙前还取副榜授官。常科外不时还有特科、恩科等。文科之外又有武科，但无童、乡试；殿试取三甲，但授职屡有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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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八旗驻地各建官学，另有景山学、世职官学及健锐营学等，八旗子弟亦可入各地官学，归顺天府考试。八年，首许八旗子弟应试，但时举时停。乡试取额满汉各五十名、蒙二十名，乾隆九年为满蒙二十七名、汉十二名；录取时满蒙为一榜、汉军为一榜，考试内容也不同。康熙二十六年，定八旗子弟与汉人一体应试，但要先试骑射。另有翻译科，限八旗子弟应试。乾隆时在理藩院设俄罗斯馆，选八旗官生学习俄语、拉丁语。顺治十年，八旗各设宗学，十岁以上未封的宗室子弟均入学，学成后与旗人一同应试或考用任官。康熙三十六年，准宗室子弟一体考试，但很快停止；五十二年，宗室亦给荫入监。雍正时，宗学按左右翼各设满、汉学，王公、将军及闲散宗室子弟均令入学，还设置了类似的觉罗学。嘉庆六年，宗室应试成定制；九年，又定宗室乡会试在一般乡会试后，复试取中者一体参加殿试、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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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崇科举，由举人、进士等“科甲出身”与国子监贡生、恩荫生及幕客等保举授官为“正途”，捐纳、荫袭、吏胥迁秩等为“异途”。乾隆时，定纳捐为贡者如志在正途，准辞贡衔，以原来的身份科举。正印官等限正途出身，汉内阁学士等限进士出身；翰林侍讲等限科甲出身。武生就文职和捐纳止授从九品或未入流官，医祝僧道授官爵有严格限制且“不准迁转他途”[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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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上，入关前牛录额真（佐领）有权审结一般民事案件，“事有大于此者，送部审理”[676]。入关后，满人间的诉讼归满人机构；满汉间的诉讼归地方，但由满人机构判决。宗室犯罪“止分别折罚圈禁”[677]，贵族官员可以“八议”等减缓免赎；一般满人可依例减等换刑，至亲阵亡或本人出征负重伤的可援天命时“免死牌”例免死罪一次[678]。随着汉化加深，满人优渥逐渐缩小。对宗室，雍正时谕八议“不可为训”[679]，以打击宗室政敌；道光时定宗室犯罪“先行革去宗室，照平人一律问”[680]。对汉军旗人，雍正时准“按其所犯，照例编发”[681]；乾隆时定“俱即斥令为民，照所犯定例发遣”[682]。但大小官员犯罪一律奏闻请旨，犯笞、杖罪均可以罚俸、降级、调职、革退等轻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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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17世纪北部边疆开始受到沙俄侵略。1632年沙俄建雅库次克，并侵入黑龙江、松花江流域，1654年占雅克萨。顺治九年，清军开始反击，到十七年，基本肃清黑龙江中下游的侵略者。之后沙俄逐步向贝加尔湖以南扩张。康熙二十四年，清军收复雅克萨。由于几乎没有领土概念和国际经验，沙俄通过《尼布楚议界条约》取得了西伯利亚，又通过《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取得了对贝加尔至色楞格斯克和安加拉河一带的控制权。历康雍乾三朝，清朝平定沙俄怂恿和支持下的准部叛乱，巩固了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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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开始，英国频繁在中国东南沿海活动，多次突破“一口通商”的规定；后提出通商、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等要求。但清廷只作突发性事件被动防御，固守闭关锁国政策，对日益增长的威胁缺乏本质认识和长远战略。继葡、西、荷之后，英国对华大量倾销鸦片，引起清廷的重视。从道光十七年开始，清廷在全国厉行禁烟。十八年，革除了一些吸食鸦片的宗室王公及京官，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主持广东禁烟。十九年，公布了严厉的《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走私船一时绝迹，但有些省份因官员观望塞责而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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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土地、户籍和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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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创立八旗时，定每三百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皇太极时，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每牛录改为二百丁。八旗兵民合一，“凡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683]，但满蒙多是三丁抽一，汉军多是五丁抽一。入关前，主要靠战争掠夺人口和财物，并以掠夺的人口耕地放牧。天命八年，开始按占有农奴数，计丁授田，一丁授田五晌（六亩）、年征赋三两；又设汗及贝勒之庄，每庄十三丁、牛七、地百晌，八十晌自用，余为正赋。打胜仗则按职论功免赋，总兵等免百丁，至驻城甲士等免二丁之赋[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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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时，以近京州县“无主田地甚多”，“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为由，开始圈地[685]；以“无主地与有主地犬牙相错，势必与汉民杂处”，“恐日后争端易生”为由，“兑换”满汉地房[686]。圈地、兑换的土地除作皇庄外，按爵秩和壮丁数分拨王公和八旗官兵。公侯伯给三百亩，至三等侍卫等给二十四亩，每壮丁仍给五晌[687]。顺天府驻军“每守兵予可耕田十亩”，家丁“人三十六亩”；其他因有北京旗地，“给田人各三亩”，“全眷挈赴者，前在京所得圈地撤还。旗员分畀园地，多则二百四十亩，少则六十亩”。顺治二年，又“定绅衿优免例，内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丁三十”，“其下以次递减；外任官减其半”[688]。以后制定了八旗官俸和兵饷制度，宗室亲王年俸银万两，一等公七百两，一品官一百八十两；银一两给禄米一斛；依次减给，在外文官无禄米[689]。兵饷比前代均多，京师前锋、亲军等月银四两、米二石，比翰林院编修、知县还略多。绿营马兵月饷二两、守兵一两，米三斗[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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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诚恐贫穷小民失其生理，困于饥寒，流为盗贼”，允许“投充满洲”为奴，但很多是被“逼勒投充”或“冒人地为投充”。带地投充的常被设为庄头，亩纳折银一钱一分，相当于直隶民田之赋；不带地投充的“各给绳地”，亩纳折银仅五分，均免其他赋役。投充者“始不过借旗名色希免征徭，其他仍系本人为业”，一些因此发家甚至置买了“庄头户下壮丁”[691]。但一些因“厥后所投之主竟为己业，或将其地另卖，或收其家口另派庄头”[692]，完全变成农奴。但贵族官僚大量超额占有土地，多尔衮有地三十余万亩[693]；大学士范文程仅沈阳、辽阳等处就有地三千七百晌、马厂地一千余晌[694]。而按壮丁数拨地也刺激了对农奴的占有。南下过程中，清军大肆烧杀抢掠，对扬州、嘉定等很多抵抗顽强的城镇进行了屠城，大量青壮年和妇女被掳掠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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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口土地的掠夺造成了社会混乱，“国课亦为亏减，上下交困”。顺治四年，令“投充一事，著永行停止”，但乾隆初仍有“禁止汉人带地投充旗下为奴”之令[695]。顺治五年，虽仍有包衣二十二万丁[696]，但“逃亡已十之七”[697]，于是定包衣三逃者斩；窝主处死，妻子家产籍没给主；邻居、甲长等鞭责和流徙。大批官员、富户因窝逃或被诬告家破人亡，造成“吏闭关，民扃户”，难民也不敢收留。但“法愈峻，逃愈多”，“强有力者”，“铤而走险”[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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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六年，王公庄田改为计爵秩不计壮丁，亲王领庄园四十二所、投充人、炭军等一千七百余丁、内务府三佐领下人五十户及旗下二十个佐领[699]。对逃亡处罚也逐渐减轻，康熙七年，逃三次绞监候；二十二年，改发宁古塔与穷兵为奴。乾隆八年，误行容留者六个月内免议，嘉庆六年，逃三次发黑龙江等处当差。由于畿辅圈占殆尽，遵化所剩纳税民地不到原额百分之一，东安县则“并无余剩”[700]，圈地转向口外，康熙二十四年才令“嗣后永不许圈”[701]。之后规定王庄、牧场等均由皇庄调拨，乾隆时还规定，“宗室禄田散在各省者，胥视民田起科”[702]。到乾嘉时仍有皇庄七百二十九个，一万三千余顷[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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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旗地很快就出现混乱。一些因“穷兵出征，必需随带之人，致失耕种之业”，顺治时就令将“壮丁四名以下地土，尽数退出”[704]。更多是由于旗地禁止买卖，旗人因不谙农事、经济拮据或土地较多，开始招汉人佃种，甚至“以五六十年乃至一百年为期”，“典与民人耕种”[705]。康熙九年又定“不许越旗交易，兵丁本身耕地不许全卖”[706]；“屯卫田亩可典与军户，不得私典与民”[707]。但“八旗地亩，坐落直属州县，为数浩繁，片段错落，非逐细勘丈无由知其确数。而该佐领下催领人等，贪图私取租银，勾连地户，将余出地亩及户绝田亩隐匿不报，亦有佃户因无业主取租，乘机隐漏，隐为己业者”[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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