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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被迫进入一个强制变迁的阶段。对列强的“赔款”使捐税加重，加上自然灾害，引起“太平天国”革命。战乱破坏了保甲和户籍控制，“领事裁判权”分割了人口的控制权。农民战争结束后，农业、手工业缓慢恢复，列强资本输入扩大，洋务运动兴起，促进了社会阶层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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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侵略的扩大，加剧了内外矛盾，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维新思潮演变为革命运动。为缓和矛盾，清廷先后推行“新政”和“预备仿行宪政”。以预备立宪为目的，中国进行了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制定了《户籍法》，取消了户籍中资产登记和对迁移流动的限制，户籍开始成为传递人口信息、保障个人私权的工具，开启了中国户籍控制从家庭向个人的转变。为解决华侨问题，颁布《国籍条例》，剥离了传统户籍中的“国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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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国时期分割状态下的户籍与个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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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按三权分立制衡设置了国家机构，但人民的权利受到财产、教育、身份等的限制。袁世凯颁布了户口调查和编查规则，但军阀割据混战制约了制度的执行。在失去束缚的中国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国外对华投资增加，产业工人迅速扩大，工人斗争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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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使一些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大革命高潮。“四一二”以后，蒋介石夺取政权，形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农村“二五减租”被废除，自耕农比例下降，贫雇农比例上升。在国家垄断资本和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迅速扩张的压力下，民族资本发展趋缓。在户籍制度上，延续了人事登记等内容，但强化了封建家长制。由于中共农村根据地的存在，重新把户籍与保甲联系起来。中共在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进行了户口登记，但根据地的不稳定限制了户口登记的实际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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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时期，在中国形成了国民党统治区、中共根据地、日伪区三种政治经济形态。国民政府利用战争将管制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虽在法律上分开了保甲和户政，在推行“新县制”中以封建家长制取代公民政治权利，强化保甲连坐以“防制异党之活动”。中共在根据地组成抗日民主政府，发展公营企业，奖励私人企业，调节劳资关系，开展大生产运动，在保障抗日人民享有居住、迁徙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的同时，也要求“严密户口”，“人人防奸”。日伪政权实行统制经济，扩大以战养战的投资，在户籍制度上要求“分民、匪为两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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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修改了《户籍法》，实行国民身份证制度，但内战的爆发使国民党强化了户籍的保甲和警察控制。在战场节节败退、军费激增、经济严重下降的同时，国民党却利用通货膨胀加紧搜刮，引起广泛的抗议。在中共方面，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在各地建立人民政权，在老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新解放区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生产。同时，在大中城市开始了以“发现问题，打击坏人”为重点的户籍制度的尝试，在东北还尝试实行了居民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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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新中国对传统户籍制度的回归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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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按照政治结构设定，对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进行了改造，社会阶层和社会差异被人为简化，但同一身份内的平等与平均掩盖了不同身份间的不平等。出于治安和社会管理的需要，首先在城市建立了户籍制度。以重工业为主的大规模建设，强化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引起了城镇人口扩张、城市供应和就业困难，在社会生产仍然低下的条件下，户籍制度被迫转向限制流动的传统，特别是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形成附着不同权利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在迅速改变国家面貌的强烈愿望和“左”的思想影响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相继开展，引起严重的经济危机，被迫形成“反城市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造成政治经济的全面混乱，“非革命阶级”受到错误打击，大量人口被动员或强制迁往农村。九大后，国民经济开始恢复，但为应对投资扩张引起的经济危机，再次形成“反城市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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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阶级、阶层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调整。在经济仍然困难的情况下，“农转非”、小城市进入大城市等受到严格控制。随着经济改革迅速推开，个人、企业、地区间的利益差异逐渐拉开，新社会阶层不断涌现。“自理口粮户口”、“蓝印户口”等满足了部分经济地位上升的人口改变户籍、身份以及城市人才引进、扩张经济等的需求。居民身份证、暂住证、寄住证的实施，使人们一定程度获得了自由流动和居住的权利。但由于城市经济、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户籍改革转向小城镇。小康目标总体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大、城市化率的提高，使人权保障、收入差、社会弱势群体、公共服务全覆盖和现代化成果共享等问题逐渐得到重视，并在很多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户籍改革逐步从小城镇向更大的城市推进，并朝着剥离黏附权利、消除迁徙限制的方向发展。但仍然受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水平的制约，全面的户籍制度改革尚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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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蓝皮书》，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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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咸丰《顺德县志》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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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文正公全集·杂着》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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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朝，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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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添裁机构及官制吏治》，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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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sataka Banno，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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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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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蔡宏俊（《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口损失研究述评》，《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7.2）对太平天国起义的人口影响的研究作了综述，但姜涛（《太平天国战争与晚清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12、14）强调“迄今对其只有很不确切的各种估计和估算，还不能说是有了较为严格意义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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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鸿章：《清查苏松漕粮积弊折》，《李文忠公奏稿》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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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251，252，176，1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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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三联书店，1957：60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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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刘长佑：《停贡饶绸片》，王廷熙等：《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27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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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附录》，统计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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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曾国藩：《钦奉谕旨复陈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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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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