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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基层“一票否决”项泛滥。在基层考核中，“一票否决”项属于基层党委政府的政治任务，一般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中央或省市党委政府重视的事情，如过去的计划生育；另一个是县级层面的重要治理事务。这些政治任务被县级党委政府确定为中心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该机制对于基层压实责任、落实任务、确保实效具有强激励效用，逐渐成为基层推动工作的重要机制。不仅县级党委政府会将一些重要事务上升为政治任务，以使乡镇领导干部重视起来；各职能部门对于下达给乡镇的业务工作，也千方百计地将其变成对乡镇考核的“一票否决”项。这样，乡镇面对的“一票否决”项越来越多，所有的任务都是“重要”的任务，给乡镇干部的压力越来越大，使他们疲于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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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基层“问责机制”被滥用。问责的目的不在于问责本身，而在于压实基层责任，更好地推动工作。但是，当前基层“问责机制”中存在的一个悖论现象是，上级领导为了保障自己不出事、不被问责，而对下级领导干部频繁滥用“问责机制”、加大问责处罚程度。在以下两种情况下，“问责机制”会被滥用：其一，乡镇出的问题被省市发现或知晓，在上级领导追责之前，县级领导会及时果断地加重问责乡镇领导干部，以表明自己对问题的重视；其二，乡镇出的问题被媒体曝光，县级领导会以牺牲乡镇领导干部为代价来平息舆论。出现这两种情况，普遍的问责措施是给予乡镇主要领导免职处分。这种处分过重，意味着直接中断乡镇领导的仕途。乡镇主要领导生怕这种事情发生，但又防不胜防，倍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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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基层“容错机制”不健全。尽管中央提出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出现的失误、错误，强调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但是到了基层，基层领导干部担心对下级问责追责不到位，背负纵容下级的罪名而被上级问责，因此，基层不仅难以落实容错纠错的工作机制，反而在问责追责上层层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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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基层“顶格落实”任务不现实。在强调顶层设计的今天，基层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越来越弱。上级对下级进行顶格管理，其下达的任务要求下级“顶格落实”，讲究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快速度。但是，要求基层“顶格落实”任务，既忽视了基层之间的差异性，也忽视了基层资源的稀缺性，使得没有条件给予“顶格落实”的任务也要“顶格落实”。因为不“顶格落实”就可能会被问责，所以必然会给基层领导干部带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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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高压给基层领导干部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一些缓解压力的策略行为。比如，以形式主义来应付顶格管理、属地管理和过多的政治任务；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信奉少干事创业少出错、不干事创业不出错的法则；自我保护和避责意识加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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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上面问责多，担任基层领导干部的风险大。在基层（尤其是乡镇）领导岗位上待的时间越长，风险就越大。这会使得一些有前途的年轻干部不愿意在基层长待，他们一旦有了基层任职经历，就可能转到权力大、风险小的上级单位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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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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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 年轻干部职场外那点事：拮据的经济与健康的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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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年轻干部的生活状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经济状况，二是社会交往状况，三是知识学习状况。普遍情况是，基层年轻干部的家庭经济状况相对拮据，社会交往较为健康，对知识学习则近乎渴求。总体上，基层年轻干部的生活状况较为积极健康向上，家庭经济状况亟待改善，工资待遇需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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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活相对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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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年轻干部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指他们正常薪资收入支撑下的家庭生活水平。基层年轻干部的薪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岗位补贴和福利奖金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在日常生活中又主要以三种形式体现出来：一种是打卡工资，可以直接用于购置生活和消费物品；一种是物质福利，主要是基层工会发放的节日福利；一种是“五险一金”之类的非打卡工资，这类工资无法用于日常生活，其中住房公积金对基层年轻干部购房有显性助益。影响基层年轻干部家庭经济生活的主要是打卡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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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职人员的工资主要是由县市财政统筹，那么，决定基层年轻干部工资水平的因素就主要是所在县市的财力。东部地区和一二线城市经济发达，地方财政收入雄厚，基层年轻干部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区，乡镇刚入职公务员年收入（打卡工资，下同）普遍达到了12万元左右，事业编人员也在8万~10万元间，副科级干部的年收入在15万~20万元间，而正科级干部的年收入则可以达到25万元左右。在县市内的公务员要比乡镇公务员少一项“乡镇补贴”——每年1万~2万元。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县市主要是“吃饭财政”，一个受访的县委书记说，他“每天凌晨起来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县两万多公职人员吃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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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县市普遍的情况是，刚入职的公务员打卡工资（含车补，下同）是2800~3200元，加上年底绩效和奖金大概在5万元，刚入职的事业编人员月工资（没有车补）为2600~2800元，年收入在4万元左右；刚晋升的副科级干部的工资在3500元左右，年收入在5.5万~6万元；工作上十年的副科级实职干部每月打卡工资可以达到4500~4700元，年收入在7万元左右。一些中西部地区县市常因财政紧张而拖欠公务人员工资，时间在半年到一两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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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来看，党的十八大以后，基层年轻干部的薪资收入有以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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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收入来源从多元到单一。在十八大之前，基层对干部和财政的管理不太严格，干部除工资收入外，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包括在工矿企业投资入股、入干股、收受红包礼物、单位小金库发年终奖励、各种补贴津贴、项目结余、单位食堂免费就餐、私人请客单位签单、过节费、各类工作经费等。多元化收入远高于工资性收入，有的基层干部形容“工资基本不用”。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到，鉴于乡镇公务人员有多元化的收入，许多中小学老师通过各种形式（考公务员、事业编、借调）进入乡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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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后，基层公务人员多元化的收入被砍掉，工资性收入成为统一的单一性收入来源。例如，在乡镇，过去副科级以上干部及主要的站办所主任、所长等，都可以在本地工矿企业入干股，每年有固定的收入。十八大之后，基层干部不敢再入干股了。再如，单位发放的各种补贴、津贴、过节费、生活日用品等，都被规范起来，许多名目都不准发、不敢发了。又如，过去私人请客单位签单或在单位食堂请客吃饭是基层干部的一项重要福利。“八项规定”出台后，基层基本上实现了“零招待”，或者是以“工作餐”招待客人，私人请客单位买单的福利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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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收入性质从灰色到阳光。十八大之前，基层干部的收入来源多元化，除工资之外的许多收入都可以纳入灰色收入范畴，处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但被普遍认可。典型的如单位小金库。财政收入好的乡镇或单位，小金库的收入就高，给职员发放的各类福利就多，从而造成单位之间的不平衡，福利好、油水多的单位大家都想方设法往里挤，在福利差、没有油水的单位上班则被人看不起。又如领导干部入干股，一直被认为是领导干部的福利，在单位内部是公开的秘密，为所有人认可。在乡镇，干部争任副科级实职，很多看重的不是政治前途，而是有入干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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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之后，无论是工资性收入还是福利待遇都阳光化，干部和单位的灰色收入空间被极大压缩，收入越来越“干净”。当然，单位之间的福利待遇仍有差别，如在中西部地区，县职能部门的福利待遇普遍高于乡镇。同样是下乡扶贫，县直部门每人每天有100~200元的补贴，乡镇则拿不出这项经费。但对于主要领导来说，由于都没了灰色收入空间，在哪一个单位任职差别不大，很多领导干部更喜欢到过去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单位任职。在这些单位任职，待遇有保障，工作清闲且工作压力和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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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收入数量从充裕到拮据。十八大之前，由于收入多元化及灰色空间较大，基层干部的收入较为充裕，即便是刚入职的基层干部也能够通过其收入在当地过体面的生活，具有副科级以上实职领导干部的收入就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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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的生活表现在几个方面。比如，在县市购置商品房较其他群体压力小，或者有单位的福利分房。又如，单位发放的生活日用品及收受的红包、礼物、购物卡等能够支撑日常开支。多地基层干部声称，过去单位发放的食用油、大米、洗衣粉、餐巾纸、购物卡等可以满足一年的生活所需，无须动用工资收入。单位的这些福利往往是一个“单位人”被其他人羡慕的地方。签单请客吃饭也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体面象征。有些乡镇有这样的规定：在乡镇签单的饭店或是单位食堂，本乡镇工作人员都有签单请客的福利，不同级别的干部签单的次数不同。比如，在某乡镇，普通工作人员一年有五次签单的权利，他们可以在招待亲朋好友时签单请客。这无形中提高了乡镇工作人员在亲朋好友中的地位，帮其争得了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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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之后，基层的许多灰色收入和单位福利被砍掉，基层干部收入大为降低。基层年轻干部由于职务、职级没有上去，工资性收入及福利少，家庭经济生活较为拮据。在中西部地区，一个刚晋升乡镇副科级实职的年轻干部算了一笔账，其每月打卡工资是3200元，其个人支出包括：伙食费300元、汽车燃油费500元、电话费100元、抽烟费用300元、人情支出600元、每月给父母费用300元，总共2100元。家庭其他支出：老婆电话费50元、儿子上幼儿园费用500元、买菜费用300元、水电费50元，总共900元。总收入减去支出：3200元-（2100+900）元=200元，即正常开支后，其到手工资只剩下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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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有收入，那么其家庭成员就不可以发展任何兴趣爱好，无法支付购置衣物、旅游、走亲戚、买化妆品、买零食、买玩具、小孩兴趣班和辅导班、生病医治等费用，更无法支付在餐馆请客吃饭及其他社交活动的费用。该副科级年轻干部的情况在中西部基层具有代表性，基层年轻干部的经济生活总体上较为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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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刚入职的公务人员工资收入仅够生活开支，在购房、还房贷方面有长期的压力，许多人“望房兴叹”。对于住在县城但工作在偏远乡镇的公务人员而言，购车和支付燃油费也是一笔较大的开支。许多每月2000多元、没有车补的事业编工作人员为了节省燃油费，只能长住乡镇，周末才开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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