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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领导力量，全社会才会形成合力，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与公共利益的达成。党、政双重体制安排是领导权与执行权的分工，有利于推动目标实现。国家掌握了重要的战略性经济资源，才使得作为经济动物的企业也不得不符合整个国家的目标理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才避免了公民社会兴起带来的碎片化、分利化问题，从而使党、政、社会共同指向国家目标的实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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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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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智慧还是愚蠢，无疑是政治体制的最大正当性问题。然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这个命题【5】，似乎已经被现代的大部分政治学者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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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智慧与否最根本的标准有两条：一是能够维护整体利益，而不是以局部伤害整体；二是有长远眼光,而不是鼠目寸光,走一步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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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式政党乃私党、分立之党、派系之党、轮流坐庄之党。一如当年美国总统华盛顿等政治家所预见的，党派政治造成的国内政治对立与分裂，已然成为代议制政体的致命伤。极端形式就是乌克兰等国家的状况，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温和形式就是美国等国政党之间的相互拆台，使得政府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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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乃公党、合一之党、团结之党、长期执政之党。党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就如同党章规定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中国“政党—国家”的根本制度安排，使得国家除了传统角色之外，有了中共这样一个“国家战略者”，一个“集体人”的替身，不断谋划长远、谋划全局，从而有可能将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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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使得党的决策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并通过一届接着一届的接续奋斗，推动国家长远目标的不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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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不断制定并实施国家发展的路线与规划。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基本路线，一中、二中全会确定中央机构的人员组成，三中全会进行体制改革设计，四中全会进行党的建设、依法治国等重大设计，五中全会设计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六中全会进行其他重大战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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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选举体制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体制，不需要什么长远打算。哪里有什么长远利益，有的不过是如何赢取下一次大选的选票精算。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要抱怨：“当中国为了下一代而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我们（指美国）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选举。” 同时,由于政党轮替，不断“翻烧饼”，造成巨大的“沉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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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能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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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善治之本就是要把最能干的人选上来治理国家。治理中国的政治团队正是中华民族最优秀、最实干的群体，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通过亲身观察发现：正是十几亿中国人中最杰出的分子在掌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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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专政”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中共权力体系是个开放的体系，并没有哪个个人、家族、团体垄断权力。党章规定，年满十八岁的各阶层先进分子都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领导层的成员是通过实干才晋升到现在地位，同时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出身平民，并无特殊的资源。这与我国传统贤能政治试图从平民中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治理国家的做法，并无不同。从来就没人说过中国古代是文官集团专政。当然，如同进入文官集团需要认同儒家基本价值规范一样，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于进入当代国家治理集团也是必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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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句谚语：选举是诗歌，治理是散文。竞争性选举体制，确实能够产生充满煽动力的政治诗人，但是否就是治理国家的最佳人选就要打个大问号了。中国讲究的是“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与奥巴马从来没有治理地方的经验不同，习近平是先治村（6年）、治县（3年）、治市（11年，3个市）、治省（11年，3个省）而后再治国，即便到了中央，也经历了5年的最高领导人“见习期”，才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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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治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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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中国共产党仍需直面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包围圈中，仍须回答“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历史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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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正在跨越一个转守为攻的历史瓶颈。党中央认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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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本身可能蜕变，党的领导作为核心制度安排面临两大危机：官僚化带来的代表性危机与主体性销蚀带来的正当性危机。如果能够成功穿越历史的峡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成为长期稳定、定型化的制度安排，并对日益衰败的西方政治制度构成根本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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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存灭祸，敌去召过。”【6】中国共产党处于整个经济社会的核心，由于缺乏竞争对手，很容易蜕化成官僚集团，从而割裂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这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指出的党的执政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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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化危机集中表现为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和特权集团的形成。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口上念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正经，实际想的和行的却是“当官做老爷”的歪经。当下中国，反腐和腐败之间的斗争已经形成两军对垒、如火如荼的胶着态势。殷鉴不远，苏共从一个充满理想的革命党蜕变成腐朽的官僚集团正是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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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党变成高高在上的官僚机器，党与政府机构变成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党的领导干部变成一入衙门深似海的官员，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鱼水之情就蜕变为官民之间的一堵厚墙和巨大的鸿沟，甚至有时变得水火难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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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永远面临着一个代表性悖论。这是由中国贤能政治的基本差序格局“13亿（人民）——8 600万（党员）——700万（干部）——3 000多（高级干部）——205（中央委员）——25（政治局委员）——7（政治局常委）”所决定的。【7】如何执其一而御众有？如何保证少数领导众多？根本上要保证这一序列始终保持其自下而上递进的先进性与代表性。官僚化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使得上下隔绝，无德无能之辈窃据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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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牢记：中国共产党再人数众多，再强大无匹，再劳苦功高，一旦失去了人民，也必将成为虚弱无力的泥足巨人。只有始终与人民鱼水交融、休戚相关，始终代表和维护人民，才是党的命脉所在、根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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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化危机还表现为党的网络结构逐步失去活力，成为附着在自上而下科层结构的蝉蜕。党的网络治理功能弱化，使得党的领导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日益多元化、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现代治理要求。这是一个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轮信息革命深刻重塑政治形态的大时代。党的领导如果不能对互联网时代的潮流作出调整和适应，重新激活其固有的网络治理功能，则党很容易蜕变成僵化的官僚机器，最终将为时代大潮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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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面临着另外一个深刻的危机，就是正当性危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已证明中共治理国家的绩效强于许多西方大国，但是只从实效来证明统治的正当性是远不够充分的。即便成百上千个事实摆在那里，如果没法说明这些事实的合理性、进步性，这些事实仍然会被看成随时可以抛弃的“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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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能够屹立数百年而不倒，除了由于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之外，还由于提供了一套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体系，构建了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当性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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