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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我们，理应比前人更加聪明、更加理性。解决党的官僚化与正当性两大危机，核心是要解决党作为先锋队组织和国家机构二元属性冲突的问题，实现两者的适度剥离，各行其道，并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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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要实现两大目标：一是作为国家机构的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成为依法、透明、规范的现代国家治理机构，并成为我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二是将中国共产党重新打造成一个充满理想精神的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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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进一步确立并规范党的领导地位，将党的领导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建议在《宪法》正文中对于党的领导做出规定，以进一步确立并规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使得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名实相符，使得执政党的领导权完全纳入宪法轨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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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国家核心领导机构，要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加快制定规范党的各级委员会运行的规章制度，实现党的领导权力运行的制度化、程序化与透明化，接受人民群众、社会团体、媒体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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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进一步推进党的领导的民主化，实现人民主权与党的领导有机统一。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进一步落实普通党员的选举、协商、监督的民主权利。保证党的权力系统的开放性，使得所有人民群众只要具备一定的觉悟和素质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这一体系。创新民主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各个层面、各个环节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加强群众路线建设、协商民主建设、评议式民主建设（详见卷二），使得党的领导始终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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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激活党组织自下而上的活力，强化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党的活力下降和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弱化，根本原因在于党按照官僚制自上而下的方式运行。党的基层组织需要重新发挥工作队、宣传队、斗争队的功能。鼓励普通党员按照自组织原则，在党的新时期方针指导下，根据新时期的斗争任务，组织各种类型的行动委员会，例如马克思主义研究社、新媒体行动社、弱势群体维权组织等。对于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各级党委主要进行思想领导和经费支持，不具体干预，最大程度激发普通党员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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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有逐步丧失社会组织与动员这一看家本领的危险。作为国家机构的各级党委确实要避免过多干预社会事务，作为先锋队的党的基层组织却需要积极介入，从而成为社会与基层再组织的核心力量，发挥对社会中碎片化的利益与观念的整合功能，推进中国建成包容并高于公民社会的人民社会。积极把握互联网场域的文化领导权，鼓励将基层支部和基层行动委员会建立到微信、微博等信息互联网媒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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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基于当代中国实践，创新中国话语体系。文以载道，非文无以弘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同样在于其能够提供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国的实践已经对西方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全方位的挑战，然而却由于尚未构建起足以和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相称、与西方理论相媲美的话语体系，从而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沦为舶来话语的奴隶，同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又脱离了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这就需要我们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推进新的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以当代中国的实践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西方理论这“三统”为用，推动“一体三用”的中国学派形成。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实现黑格尔说的那样使得我们的理论真正属于我们的民族，也才能真正完成精神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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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重建党的“礼乐”体系。价值信念是通过无所不在的仪式体系的潜移默化作用而内化于心，并外化于行的。价值虚无首先是党的“礼崩乐坏”，这需要浩大的“礼乐”重建工程；需要有中共的“论语”与“圣经”，使之成为广为诵读的经典体系，以及政治教育和公务员考试的依据。建设国家荣典体系，明确荣耻导向。强化国家纪念日、国家庆典、国家礼仪的价值观塑造功能。价值体系融入党员的日常生活。以名正实，在党内，特别是党组织生活中恢复同志的平等称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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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让党重新成为理想信念先锋队。党作为以改造自我而改造世界的先锋队组织，必然要求其党员是具有不断自我修炼、自我完善的意愿和能力，并达致自我奉献精神的群体（详见卷一）。需要在普通党员中对照党员的标准，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解决思想上入党和党员提高党性修养的问题。同时，解决退党渠道不畅通的问题，允许不认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理念的党员自由退党。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党的建设的“吐故纳新论”并未过时，“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12】。兵在精而不必在多，中国共产党需要新一轮的“吐故纳新”，才能保持其蓬勃之朝气，提升其纯洁性与战斗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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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说：“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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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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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治理方式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善治模式，是中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作为始终保持其先进性的中国人民先锋队，就是新时代的愚公，它的生命力在于始终为人民服务而挖山不止的伟大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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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社会虽然存在基于社会成员异质性和相互依赖的社会连接纽带，但是这种涂尔干所指的“有机团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团结，仍然是亿万人民不团结，它并不能完全替代集体意识的有意识协调。更高意义上的团结应该是综合了集体意识与社会分工的“智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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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9月4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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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台湾地区虽然仍然是“五权分工”架构，但是考试权与监察权一定程度上已经虚化，接近三权分立体制，有分工无协作，有制衡无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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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鄢一龙：《目标治理能力：基于五年规划的中国国家执行力研究》，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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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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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柳宗元：《敌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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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此观点受与国家行政学院孔新峰副教授讨论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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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转引自［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3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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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汉书·贾谊传》，171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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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具体可参见鄢一龙：《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根本在于进一步确立并规范党的宪法地位》，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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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鄢一龙：《中国话语的“一体三用”》，观察者网，2014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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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6卷，13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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