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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1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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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卷一 世界文明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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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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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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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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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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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文明论的意义上讨论中国社会主义，需要对文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这四个核心概念进行定义与释读，并将之作为一个有机体结合起来，从而明确其在世界文明史上所处之阶段、所居之地位、所生之影响、所具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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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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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一词在现代汉语语境中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于现代西方语言中对应概念（英语：civilization, 法语：civilisation, 德语：Zivilisation）的翻译，其词源为拉丁语之civis（“城邦公民”）。罗马人在civis的基础上造出抽象名词civitas，即与城邦共同体相应的整体生存—生活状态，这恰好对应于希腊人的politeia［源于polis（“城邦”）］，而politeia一词以及柏拉图以此为名写就的名篇（汉语语境中常译作《理想国》）构成了后世西方政治哲学思考的开端。这划出了文明与文化在西方语境源头的根本差别：文明与政治性的城邦共同体相关，而文化则源于农民土地耕种收获的活动［拉丁语cultura从动词colere（“耕种”）演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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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文化对应着与所生长之土地相应的礼俗、风物、人情、教化；文明则意味着与城邦共同体相关的器物、制度、组织、精神，其精神的核心，即依城邦之现实明确敌友关系，从而确立共同体的自我意识、自我归属与自我认同。文化之要义在于自然、化育，而文明则必然意味着作为共同体之人类的造作、创设，并在此过程中成就作为个体之人的“本质”。正是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做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论断：作为个体的人，只有在城邦共同体中，才得以让自我的本质充分发展从而成为完整、圆满意义上的人。这种成就，相对于停留在孤立、片面、偏执状态的个体人而言，正意味着对于其原有属性的扬弃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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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上古文献中，文明一词有两处富于代表性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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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易·乾卦》之《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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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尚书·舜典》：“浚咨文明，温恭允塞”。 孔颖达疏：“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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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文明之意，在于某种如同阳光般平等周遍、无私无碍、明丽美好的光明状态。这与西方语境下标示敌友、内外、自他之分别差等而建立自我认同的文明含义，恰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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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而论，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明，既对应作为政治共同体（共同体的形式由传统的城邦发展为国家）的人类于物质、精神领域的创造性实践与成果，也包含着对于此种实践与成果呈现为无私美好光明情状的期待，可谓寓平等之义于差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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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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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整地理解文明史视野中的中国，必须将传统（前现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及当代中国）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把握，即如实地从二者之内在逻辑、特质、境遇出发，体认二者之间的深刻差异，并在此种差异性基础上发觉更深刻之贯通与关联。只见二者之异而不知其同，是为“断见”，它直接导致否定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相续，甚而质疑中国之为中国的可能；只见二者之同而不知其异，是为“常见”，则无法理解传统中国之现代转型中极艰难复杂的历史境遇，无法体会中国革命、建国实践的核心意义，从而无法有效理解当下之中国现实。对于历史的真正洞见，意味着超越“常”“断”而不“常”不“断”的中道智慧：差别不碍平等，故虽历经极重大之转变，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仍为一体之中国；平等不碍差别，故中国之文明传承虽不绝，而现代中国确实呈现出与传统中国极为不同的性质、情状、社会结构与集体意识。要达到这种高明之中道，要求我们从中国之实际而非任何一种既有之理论出发，梳理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逻辑和理路，解释其因缘，检视其问题，探究其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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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之中国社会，常被冠之以“封建专制”之名，这一叙事逻辑基于西方文明中心视野下有关政体—文明之讨论：中国被置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框架内，又将自殷周以来中国之封建制度视作欧洲中世纪以领主、封臣、采邑为根本特征之制度［较早现于法语féodalisme，源于中世纪拉丁语feudum（“采邑，领地”）］的直接对应，从而构成对传统中国的定性。然而细究则知，封建与专制实为两种具有不同性质、不同逻辑、不同诉求、不同力用之存在：封建意味着专制的弱化乃至瓦解，专制则意味着对封建之克服与驾驭。如果不加分辨将之强行合作一体，则会造成相互矛盾龃龉的历史理解困境。不过如果认识其差异并考察其于历史中既对立又共存的复杂情态，则恰可以照见传统中国之实际与内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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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殷周之变，一方面大行“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之封土建国方略，另一方面则以嫡长子继承制取代殷商之兄终弟及制，确立了君统之于宗统的绝对优先地位，从而形成以亲亲尊尊（天子于诸侯有亲亲之谊，诸侯于天子有尊尊之礼）为根本特质之封建制度，于其理想之境，则合宗法、亲情于一体，恩义相融通而各得其所（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王国维因此于《殷周制度论》中视之为中国历史之最重大事件。这也是孔子始终致力于恢复周礼的核心缘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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