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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建设的本质，即通过外在的思想政治教育促成个体内在思想意识乃至习气风格之深刻转化，通过思想改造形成新的自我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共同体之“类本质”。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极完整忠实地保持了列宁主义式政党的优秀品质，又实现了对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苏俄列宁主义式政党的超越：它既是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和整合能力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对各个社会阶层保持开放、对其优秀分子具有巨大的道义感召力与归属成就感的中华民族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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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双重先锋队身份及其思想建设在其党建过程中的优先地位，使其拥有相较于其他各种政党所极罕见的对于学习的持久热情和兴趣。通过向人民学习与向经典学习的有效实践，作为学习主体的党得以始终保持对现实问题的高度敏感和自我完善的勃勃生机。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学习风格、实践与机制，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的体现，更是中国政教文明传统的延续与发扬，是以传统儒家士大夫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先进性团队在现代境遇中的自我改造与新生。在此基础上的党建，既是作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领导核心的政治主体建设，也是作为中华道统之承继者的文明主体建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革命建国实践，既是中华政治共同体的重构，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重建。引领指导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伟大实践并赋予其鲜活灵魂的毛泽东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传统折中损益、与时偕行之真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时代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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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立，突破了主要建立在欧洲经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即不是由某一具体的种族学意义上的民族，而是由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和合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民族。维系中华民族之自我认同的，一方面是56个民族互相依存、交流、学习、融合的长达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及其记忆与经验，另一方面则是56个民族在通过中国革命摆脱内外压迫获得独立自主地位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认同。这两个维度的交织融汇，本质上是以儒释道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明与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暨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明在文明论意义上的创造性综合，它们共同塑造了作为56个民族统一体之中华民族的集体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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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既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卓绝奋斗的结果，也从根本上确认和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既是古老历史的延续展开，又是全新历史的开端与起点；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同时又是对民族国家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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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意味着对自鸦片战争以来其他强势民族国家加之于中国的各种奴役性、屈辱性关系与意识的决裂，对自我长达数千年的前现代道统和政统的扬弃。与此同时，新中国的建立又是对历史的接续，它赋予了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旧邦”以“新命”，让中华文明在现代性境遇中重新获得现实性。它让中国既成为具有极强大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的现代民族国家，又仍是保留着天下关怀与视野的“华夏”，从而现实地超越了将历史僵硬地理解为延续或断裂的“常见”与“断见”，循着不常不断、折中损益的独特轨迹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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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当代中国始终是民族国家、政党国家和文明国家的有机整体。民族，不是欧洲意义上人口占据绝对多数之特定族群，而是融通政治认同与文明认同、合56个具体民族为一体之中华民族。政党，不是代表特定利益集团参与利益交换的“理性”博弈者，而是以整体国家—民族利益为旨归、不带有任何自利动机的革命与执政之先锋队。文明，不是对具体因缘下生成之典章制度、风物礼俗的抱残守缺，也不是供人以博物—考古之心态加以鉴赏评玩、发思古之幽情的固化对象，而是传统在与外来者的交流、冲突、融汇、转化中不断扬弃和超越自我而生生不息的涌流。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三者均深刻地内在于当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之核心，呈现“三位一体”的形态。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系统中，不但对应于核心政党的角色，同时也是文明传承的核心代表和维系中华民族之为统一体的核心纽带。这是任何其他现代国家的政党、政党领导的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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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三、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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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一个名词会像社会主义一样，被如此广泛而持久地使用，又在使用过程中形成如此重大而深刻的差异。几乎所有以社会主义为名的思想流派都会承认，社会主义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相关制度的生成与确立，体现为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反思与批判；就其核心价值而言，有别于资本主义对原子式个体与绝对个人主义的主张，均重视作为共同体的社会参与整体资源的分配、管理、整合，正如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的拉丁词根(socius：共同，关联）所指向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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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与命运，如何与之相处并自处，则构成不同派别所主张之社会主义的核心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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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感受和控诉资本主义必然会对工人阶级形成的剥削、压迫与异化，而无力解释其成因与现实，因而也无力真正改变这种生产方式与制度，只能设想某一尽可能完美的社会制度会自然产生而取代资本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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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不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以资本为核心的整体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有限国有化、国家高福利等渐进改良的方式，缓和劳资及整体社会矛盾，达到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长出社会主义或以社会主义要素融入资本主义的效果，是民主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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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为超越阶级的存在，通过国家主导社会生产与资源配置大力发展国有资本，实现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的赶超，进而实现在资本主导的全球格局中占据支配地位，是国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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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上述三者之根本差别在于，它清晰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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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往的全部人类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都是特定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等）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在于资产阶级通过无偿占有无产阶级所创造的超过其劳动力价值之外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增值。因而，资本主义全部经济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必须以唯物历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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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性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占有之矛盾构成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单体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体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对立，其根本解决之道在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获取国家政权，将资产阶级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将社会性生产从其资本属性中全面解放出来。在充分承认资本主义于特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同时，也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适应社会性生产兴起的制度创新（如股份制、产业托拉斯与国有化）的同时，也指出社会性生产及财富的社会性占有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矛盾具有不可调和的特征，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实现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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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产阶级的总体代表，生产资料有限国有化、社会化本身不可能实质性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冲突，而只能视作为上述矛盾和冲突的解决提供了与现代社会性生产更为相应的手段与线索。社会主义的政治观，决不支持任何一种带有侵略、压迫特征的由特定国家主导的世界格局与统治秩序，而指向对于一切压迫关系的消除与扬弃，进而指向国家本身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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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伴随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生成与发展，社会主义上升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运动，通过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创立了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高潮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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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因其前无古人的特征与极复杂险恶的国际国内形势，始终在曲折反复中摸索前行。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的低谷。迄今为止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遭遇的现实与理论困境，可以归结为如下三个核心问题，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直面这三个关涉到社会主义国家根本的问题：1. 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应在苏俄、中国这样欠发达的乃至落后的东方国家发生？2. 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中，一国能否建设—建成社会主义？3. 如何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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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1. 有关后发国家是否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通常因马克思在回应俄国革命党人查苏利奇信件时使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之表述而被称作卡夫丁峡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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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引发学界重视与讨论之背景，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及对于改革前途的思考。问题的实质在于，是否将经典作家曾提出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成就基础之上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绝对化，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后发国家的“先天不足”，从而否认后发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历史合理性与正当性，甚而根本否认后发国家拥有反抗资本主义创立新兴社会制度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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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伟大思想者未成熟阶段的构想否定其成熟阶段的理论，用处于抽象思辨状态的理论否定由亿万人参与的真切鲜活的实践及其成就的现实，用没有经历过现实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国家建设实践的思想家否定现实地缔造了社会主义政党与国家的革命领袖、政治领袖，这正是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深刻批判的形而上学思维的典型体现。形而上学意味着，把一切的事物与过程孤立起来，将其不是看作运动的、变化的、鲜活的东西，而是想象为静止的、固化的、僵死的存在；它将世界只理解为由无数既有事实构成的客观对象，而不能认识到，所有在其视野中只作为客体存在的要素，本身便包含着改变自我从而改变其所属之整体关系的可能，这种富于革命性的变化可能便是其主体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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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重要也最可宝贵的经验，即在于通过组建具有高度政治主体性和组织纪律性的革命政党，以革命政党为政治主体领导、团结、组织革命人民夺取国家政权，缔造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将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各种错误与问题归结为实践主体的“先天不足”，以此否定以往实践的意义与未来继续实践的可能，进而否定通过实践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本质是以治疗疾病之名行消灭生命之实。认为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实现超越式发展战略的国家，需要通过补资本主义的课、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以证成其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资格，是典型的于历史之不息川流中刻舟求剑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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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权利，根本上源于亿万人民作为行动主体参与的实践，这一实践具有相对于任何先验性质的理论、预想、论断更伟大深刻的优先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成其伟大，恰在于它能充分尊重与体认伟大之实践的历史意义，做出如其所是的解释并总结其经验得失，进而将此具体经验升华而昭示其具有普遍性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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