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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不再是清晰的方向，社会主义的名与实都受到了冲击和挑战，整个国家大大偏离了“人民政治”理念。真正认同、支持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人要么被挡在门外，要么进了门却被困在办公室里，“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变得不切实际，甚至备受嘲弄。不少党员干部的人民观、群众观出了问题，不再以人民为师为友，反倒对人民群众高墙阻隔、壁垒森严、四处设防。人民群众得不到尊重，也就谈不上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好的东西不是通过群众去发扬，不好的东西也不是通过群众来反对，而这些问题也难免会投射到官员干部的政绩评价体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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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的组织弱化现象是政党理念偏离“人民政治”这一“王道政治”的产物。在过去35年中，一些地方的基层党支部仿佛成了“地下党”，好像除了赚钱啥也不会，在很多社会生活领域悄无声息，人们感觉不到党的存在，重新激活基层党组织变得刻不容缓。同时，群众组织的政治功能被剥离、割裂开来，并逐步被行政系统所吸纳，越来越职能化、行政化、公务员化、封闭化，内部士气不高，也没有对外开放的竞争机会。但是，很多基层事务不是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能解决的，而是高度依赖群众信任的基层骨干来实现。对这些在基层发挥骨干作用的人，比如基层干部、退休干部、热衷公益的社区成员，可以给待遇、给荣誉、给位置，建立合理的制度，辅以有效的机制，放手由他们组织公共活动，调解家庭、邻里纠纷和其他基层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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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有个组织样，党员才有个党员样，群众才有个群众样。党的组织化不能只是自上而下的，还要在自下而上方面下功夫，把孤立的联系起来，把分散的整合起来，让沉寂的活泛起来，让地下的重见阳光，也就是说要建立政治渠道，主干旁支戮力合作，共同致力于把基层重建为“团结的基层”。因此，政治再组织的第一步是去官僚化，重中之重在于政党理念回归“人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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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层面，可以考虑的办法，包括：建立党员在单位和住地的双重管理制；疏通党的人才吸纳管道；重构基层群众组织，发掘基层中在与群众朝夕相处中脱颖而出、有威信、受尊重和信任的骨干；重建基层党组织与所在村庄、社区、工厂、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群众的利益一致性，这是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和巩固执政基础的关键所在。在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上，基层群众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可以互相竞争，谁更有一致性，谁获得更多支持，谁就可以做基层组织的领导者。把那些“群众的自然代表”吸收到党组织当中，可以增强党组织的仪式感和神圣性，党的代表性也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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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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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关系正在成为城乡之间和各自内部亟待重视的主要问题，劳动公平问题将长期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来源，尽管常常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当，矛盾的性质也会发生改变。如何驾驭逐利成性的资本再次成为政治智识与政治智慧的试金石，日韩的农协、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会因此备受关注。【1】为了把市场逻辑圈禁在经济领域，把资本关在笼子里，把正在脱嵌的市场、资本、金融重新嵌入社会生活，防止资本下乡瓦解农村的土地制度和生产经营制度、破坏传统伦理、动摇共产党的政治信念，有必要高度重视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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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土地的市场化指向的不是农业发展、主粮生产和农民的就业及市民化，不是城镇化，而是再封建化，因此，放任资本大搞圈地运动，把习惯于农耕文化并拥有伦理自主性的几亿农民逐出土地，必将导致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英国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这么做过，当时英国人口只有1 000万，却引发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不得不依赖国家暴力对内压制，依赖殖民主义对外释放压力，好不容易才稳住基层。事实上，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在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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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分散弱小、缺乏组织，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完全没有议价能力，很容易成为别人案板上的肉。共产党生命力的最大源泉正在于把农民组织起来，投身革命、建设与改革，新时期当然也毫不例外。有鉴于此，必须严格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同时可以考虑允许并鼓励国有资本下乡，从而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大前提下，发挥村社、农协、农会的组织、协调、调节和教育等政治功能，把资本下乡扭转到社会主义方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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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有识之士也已指出，作为问题，农民、农业、农村的旧三农正在消解。作为试验【2】，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变化，比如“公司+农户”、“公司+协会+农户”、公司化经营、专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社会企业、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作为替代，不少地方正在探索农户、村社、农协新三位一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户个体经营保证效率、“精耕细作”并“多种经营”；村社集体所有制保证“平均地权、涨价归公”，即合理配置“土地用途转变的处置权和增值归属权”、“确权确利不确地”、“地租均享”、“土地利用的整体性”，让农村集体组织有财力建设水利；农协为农户提供技术、供销、金融服务，保障农户获得“农业产业链利润”，还可以试验合作养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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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各类所有制的企业中，党组织和工会的作用、工人的主人翁地位，都不应继续弱化，反倒应该顺应工人自发自觉的权利诉求，提高工人、职工的地位。值得参考的做法，包括德国、新加坡的劳资政三方合作机制【3】，华为的“工者有其股”，“鞍钢宪法”，美国式的“退休金社会主义”，以及共同体型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资本社会化企业。劳资政三方合作机制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既可以避免激烈对抗，又让工人有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合作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对经济民主的落实，是经济领域的民主机制。【4】市场经济的竞争外在于企业，企业内部不能走经理层专制的道路，为了避免工人变成“工资奴隶”，协商合作共治可让各方尤其是劳动者发挥主体性、主动性，效率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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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外部环境而言，中国长期行进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快车道上，已经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争取到了更为有利的位置，也有必要开始探索“内促公平、外要效益”的合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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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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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也源于用社会主义驯服资本，通过群众路线获得高度自主性和强大政治能力来抑制恶质资本，从而得民心、得天下。在“两极分化的全球化”面前，在资本的全面深度渗透面前，只有共产党拥有驾驭资本的力量。如果不是“权力驯服资本”，不是“权力把资本关在笼子里”，不是“看得见的手”支配“看不见的手”，不是社会主义消解乃至逆转资本的恣意扩张，而是恰恰相反，那么人心就将不宁，政治基础也会不稳，这不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之福，也绝非中华民族与人民共和国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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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群众路线不仅仅是一大政治优势，也是安身立命的根本，甚至可以说，没有群众路线就没有共产党。顶层设计只有建立在群众路线基础上才有意义。在当今中国，要想真正驾驭资本，统合人民、官员和国家之力，最有效的仍然是走群众路线，走底层路线，以劳动人民的福祉为依归，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而非等级制的行政命令中获得政治的自主性、活力、力量和正当性。落实政治自主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政治相对于行政、政治权力相对于资本权力、政府相对于市场、全国性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以及国家相对于社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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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文化再组织的基本前提。共产党曾经构建出一套以劳动人民为核心的荣典体系，遗憾的是，这个体系多年来也走上了高端路线，常常被人批评为精英的玩物而非人民的荣誉。一夜暴富、资本意志、精英生活成了主旋律、擎天柱和拱顶石，勤恳劳作、艰辛谋生、占人口多数的工人农民职员等普通劳动者成了被人恣意修剪的陪衬和裙边。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公平固化了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隔离了人群，分化了人民，搅动了思想，冲击了心理，颠覆着价值观，撼动着文化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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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分化是精神层面的分歧，精神分歧有其独立性，但其肇因是外生而非内部逻辑链条断裂的结果。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所身处的意识形态分歧仍将是文明冲突这一国际大势在国内的投射。儒家思想在当下正在重放光彩，但其内部高度分化，不仅有传统的纯儒、杂儒、君子儒、小人儒之别，还有现代条件下的儒家社会主义、儒家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儒家，学院派儒家、民间儒家和公知化儒家，以及假保守、真激进的儒家和假传统、真反革命的儒家。自由主义也有主张自生自发、放任自流的野蛮自由主义与主张政府干预、反向保护的人道自由主义之分。社会主义也有贫穷与富裕、计划与市场、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伦理社会主义与经济（还可以加上市场或自由这样的修饰词）社会主义等多种分野。在多维度的剧烈分化面前，谋求共识相当不易。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而言，“怀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于乡曲，而实无异于凡人”【5】都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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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现实世界中人民的分化正在各领域愈演愈烈，这是文明冲突的另一个产物，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百年战略愿景必须具备的另一层危机意识。英国经济史家卡尔·波兰尼将这种分化追溯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在这场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大分化进程中，根本不存在安全的中产阶层，社会财富迅速向大富阶层集中，原来的中产阶层很有可能下降到中下阶层。而阶层的两极分化并未随着民主时代的到来而消失，反而在短暂蛰伏之后再度复活，成为民主时代的伴生物。面对这一悲剧性的人类命运，人类社会曾经有过的理想、信念、意见都在动摇、变化，乐观与悲观齐飞，笃信与拒斥并存，方向变得面目全非，危机却一直逐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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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均取决于其消弭人民内部分歧、重新凝聚人民的能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文化的再组织就是要确立新的政治伦理，即去经济化逻辑、再政治化、驯服资本的政治伦理，而这个重新“制礼作乐”的再组织化、再仪式化的过程，事实上高度依赖回到过去、回到开端、回到传统，去找回失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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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习近平：《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11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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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arles F. Sabel and Jonathan Zeitlin, “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overnance (2012）: 169-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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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欧树军：《群众路线的新加坡经验》，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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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美］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北京，三联书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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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桓宽：《盐铁论·相刺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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