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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各类所有制的企业中，党组织和工会的作用、工人的主人翁地位，都不应继续弱化，反倒应该顺应工人自发自觉的权利诉求，提高工人、职工的地位。值得参考的做法，包括德国、新加坡的劳资政三方合作机制【3】，华为的“工者有其股”，“鞍钢宪法”，美国式的“退休金社会主义”，以及共同体型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资本社会化企业。劳资政三方合作机制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既可以避免激烈对抗，又让工人有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合作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对经济民主的落实，是经济领域的民主机制。【4】市场经济的竞争外在于企业，企业内部不能走经理层专制的道路，为了避免工人变成“工资奴隶”，协商合作共治可让各方尤其是劳动者发挥主体性、主动性，效率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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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外部环境而言，中国长期行进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快车道上，已经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争取到了更为有利的位置，也有必要开始探索“内促公平、外要效益”的合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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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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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也源于用社会主义驯服资本，通过群众路线获得高度自主性和强大政治能力来抑制恶质资本，从而得民心、得天下。在“两极分化的全球化”面前，在资本的全面深度渗透面前，只有共产党拥有驾驭资本的力量。如果不是“权力驯服资本”，不是“权力把资本关在笼子里”，不是“看得见的手”支配“看不见的手”，不是社会主义消解乃至逆转资本的恣意扩张，而是恰恰相反，那么人心就将不宁，政治基础也会不稳，这不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之福，也绝非中华民族与人民共和国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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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群众路线不仅仅是一大政治优势，也是安身立命的根本，甚至可以说，没有群众路线就没有共产党。顶层设计只有建立在群众路线基础上才有意义。在当今中国，要想真正驾驭资本，统合人民、官员和国家之力，最有效的仍然是走群众路线，走底层路线，以劳动人民的福祉为依归，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而非等级制的行政命令中获得政治的自主性、活力、力量和正当性。落实政治自主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政治相对于行政、政治权力相对于资本权力、政府相对于市场、全国性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以及国家相对于社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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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文化再组织的基本前提。共产党曾经构建出一套以劳动人民为核心的荣典体系，遗憾的是，这个体系多年来也走上了高端路线，常常被人批评为精英的玩物而非人民的荣誉。一夜暴富、资本意志、精英生活成了主旋律、擎天柱和拱顶石，勤恳劳作、艰辛谋生、占人口多数的工人农民职员等普通劳动者成了被人恣意修剪的陪衬和裙边。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公平固化了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隔离了人群，分化了人民，搅动了思想，冲击了心理，颠覆着价值观，撼动着文化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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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分化是精神层面的分歧，精神分歧有其独立性，但其肇因是外生而非内部逻辑链条断裂的结果。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所身处的意识形态分歧仍将是文明冲突这一国际大势在国内的投射。儒家思想在当下正在重放光彩，但其内部高度分化，不仅有传统的纯儒、杂儒、君子儒、小人儒之别，还有现代条件下的儒家社会主义、儒家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儒家，学院派儒家、民间儒家和公知化儒家，以及假保守、真激进的儒家和假传统、真反革命的儒家。自由主义也有主张自生自发、放任自流的野蛮自由主义与主张政府干预、反向保护的人道自由主义之分。社会主义也有贫穷与富裕、计划与市场、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伦理社会主义与经济（还可以加上市场或自由这样的修饰词）社会主义等多种分野。在多维度的剧烈分化面前，谋求共识相当不易。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而言，“怀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于乡曲，而实无异于凡人”【5】都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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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现实世界中人民的分化正在各领域愈演愈烈，这是文明冲突的另一个产物，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百年战略愿景必须具备的另一层危机意识。英国经济史家卡尔·波兰尼将这种分化追溯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在这场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大分化进程中，根本不存在安全的中产阶层，社会财富迅速向大富阶层集中，原来的中产阶层很有可能下降到中下阶层。而阶层的两极分化并未随着民主时代的到来而消失，反而在短暂蛰伏之后再度复活，成为民主时代的伴生物。面对这一悲剧性的人类命运，人类社会曾经有过的理想、信念、意见都在动摇、变化，乐观与悲观齐飞，笃信与拒斥并存，方向变得面目全非，危机却一直逐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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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均取决于其消弭人民内部分歧、重新凝聚人民的能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文化的再组织就是要确立新的政治伦理，即去经济化逻辑、再政治化、驯服资本的政治伦理，而这个重新“制礼作乐”的再组织化、再仪式化的过程，事实上高度依赖回到过去、回到开端、回到传统，去找回失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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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习近平：《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11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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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arles F. Sabel and Jonathan Zeitlin, “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overnance (2012）: 169-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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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欧树军：《群众路线的新加坡经验》，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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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美］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北京，三联书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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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桓宽：《盐铁论·相刺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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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2. 落实基层直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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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形式的政治都不可能在自上而下的单轨运行，上下通达、来往自如、有效执行、导向良治的双轨政治，是长治久安之道。基层是中继站，是政治与治理的枢纽，自上而下的一轨在此把握民情、听取民意、吸取民智，自下而上的一轨在此了解民情、聚合民意、激发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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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轨回到双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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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的废除，终结了旧的基层精英生产机制，却没有新的有效替代，基层因此变成了霍布斯的“丛林世界”。100多年以来，只有共产党起于微末，发于尘土，把自家的得失兴亡系于贫苦大众的身家性命，把组织、动员和孵化基层群众的自治作为群众路线的核心，把决策直接拿到基层，随时与群众面对面，高水平的自治因此成为共产党力量的源泉，最终由农村而城市，从边缘到中心，再次契合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逻辑。30多年来，尤其是废除农业税之后，国家权力触角上升，基层失去了财政地位，基层政权的资源被挤压得更为稀少，基层的权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附着物，基层治理就失去了自下而上的治理意义，但同时也扩大了基层协商自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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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靠自上而下的一轨，过度倚重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成本太高，对政治正当性的伤害也很大。事实上，自上而下的一轨与自下而上的一轨都有些堵塞，不大畅通了。打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任督二脉，从单轨回到双轨，再次成为时代重任。通过直接民主落实基层自治，把上传下达的两个渠道打通，可以把很多问题解决在基层。上情下达的轨道，依附于政府的科层制结构，是很容易建立的，对基层而言尤其容易，早晨基层干部的只言片语，下午就可以传到人民群众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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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层政府的决策，可以通过在社会中铺设各种自上而下的组织管道，直达社区、家庭和个人。各种基层组织负责向人民群众解释政策，沟通政策，说服人们接受，并在必要时通过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群众骨干充分组织和动员基层人民。一旦遇到比较重大或有争议的政策调整，基层干部都要走到基层，直接向人民群众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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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情下达轨道是否畅通，不仅涉及是否存在中间代理人的阻隔，也涉及政府官员的政治定位与执政理念，涉及基层是否有配套的沟通节点和政治活动场所。对于基层社会来说，这些因素都不难具备，实际上可能已经存在，只是没有发挥应有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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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基层矛盾，折射的都是自下而上这一轨不再畅通。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基层党组织需要政治路线、政治伦理的回归，通过组织动员基层群众，落实直接民主、基层自治，通过上下沟通的节点，识民情、听民意、取民智、聚民心，及时传达给中层、高层，从而重新打通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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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双轨畅通，有向人民解释政策初衷和目标的可靠组织，才可能有牢固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也可以通过各类基层组织，通过各种基层公共活动，将自己对政策的看法上传，促使政府针对民意及时做出回应。双轨政治形式，更可能让政府听得见人民的声音，更可能让人民看到政策的变化，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改善，感受到政府对自己诉求的认真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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