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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现实世界中人民的分化正在各领域愈演愈烈，这是文明冲突的另一个产物，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百年战略愿景必须具备的另一层危机意识。英国经济史家卡尔·波兰尼将这种分化追溯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在这场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大分化进程中，根本不存在安全的中产阶层，社会财富迅速向大富阶层集中，原来的中产阶层很有可能下降到中下阶层。而阶层的两极分化并未随着民主时代的到来而消失，反而在短暂蛰伏之后再度复活，成为民主时代的伴生物。面对这一悲剧性的人类命运，人类社会曾经有过的理想、信念、意见都在动摇、变化，乐观与悲观齐飞，笃信与拒斥并存，方向变得面目全非，危机却一直逐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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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均取决于其消弭人民内部分歧、重新凝聚人民的能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文化的再组织就是要确立新的政治伦理，即去经济化逻辑、再政治化、驯服资本的政治伦理，而这个重新“制礼作乐”的再组织化、再仪式化的过程，事实上高度依赖回到过去、回到开端、回到传统，去找回失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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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习近平：《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11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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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arles F. Sabel and Jonathan Zeitlin, “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overnance (2012）: 169-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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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欧树军：《群众路线的新加坡经验》，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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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美］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北京，三联书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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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桓宽：《盐铁论·相刺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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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2. 落实基层直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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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形式的政治都不可能在自上而下的单轨运行，上下通达、来往自如、有效执行、导向良治的双轨政治，是长治久安之道。基层是中继站，是政治与治理的枢纽，自上而下的一轨在此把握民情、听取民意、吸取民智，自下而上的一轨在此了解民情、聚合民意、激发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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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轨回到双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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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的废除，终结了旧的基层精英生产机制，却没有新的有效替代，基层因此变成了霍布斯的“丛林世界”。100多年以来，只有共产党起于微末，发于尘土，把自家的得失兴亡系于贫苦大众的身家性命，把组织、动员和孵化基层群众的自治作为群众路线的核心，把决策直接拿到基层，随时与群众面对面，高水平的自治因此成为共产党力量的源泉，最终由农村而城市，从边缘到中心，再次契合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逻辑。30多年来，尤其是废除农业税之后，国家权力触角上升，基层失去了财政地位，基层政权的资源被挤压得更为稀少，基层的权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附着物，基层治理就失去了自下而上的治理意义，但同时也扩大了基层协商自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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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靠自上而下的一轨，过度倚重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成本太高，对政治正当性的伤害也很大。事实上，自上而下的一轨与自下而上的一轨都有些堵塞，不大畅通了。打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任督二脉，从单轨回到双轨，再次成为时代重任。通过直接民主落实基层自治，把上传下达的两个渠道打通，可以把很多问题解决在基层。上情下达的轨道，依附于政府的科层制结构，是很容易建立的，对基层而言尤其容易，早晨基层干部的只言片语，下午就可以传到人民群众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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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层政府的决策，可以通过在社会中铺设各种自上而下的组织管道，直达社区、家庭和个人。各种基层组织负责向人民群众解释政策，沟通政策，说服人们接受，并在必要时通过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群众骨干充分组织和动员基层人民。一旦遇到比较重大或有争议的政策调整，基层干部都要走到基层，直接向人民群众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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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情下达轨道是否畅通，不仅涉及是否存在中间代理人的阻隔，也涉及政府官员的政治定位与执政理念，涉及基层是否有配套的沟通节点和政治活动场所。对于基层社会来说，这些因素都不难具备，实际上可能已经存在，只是没有发挥应有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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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基层矛盾，折射的都是自下而上这一轨不再畅通。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基层党组织需要政治路线、政治伦理的回归，通过组织动员基层群众，落实直接民主、基层自治，通过上下沟通的节点，识民情、听民意、取民智、聚民心，及时传达给中层、高层，从而重新打通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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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双轨畅通，有向人民解释政策初衷和目标的可靠组织，才可能有牢固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也可以通过各类基层组织，通过各种基层公共活动，将自己对政策的看法上传，促使政府针对民意及时做出回应。双轨政治形式，更可能让政府听得见人民的声音，更可能让人民看到政策的变化，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改善，感受到政府对自己诉求的认真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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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间接民主到直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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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西方“先民主国家”，贫富两极分化、政治体制的寡头化与“选时有民主、选完没民主”相互增强，成了代议制民主也即间接民主的通病。北非、中亚、东亚等地区的“落后民主国家”的政治混乱也表明，竞争选举式民主并没有足以自我证成的正当性，不选不满意，选了还是不满意，然后再用街头运动、军事政变、最高法院非法干政等手段推翻民主选举的结果，选举也就失去了意义。代议制间接民主常常无法通过复杂严峻的压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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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更广泛的真正民主的探寻变得越来越有必要。民主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两种形式。直接民主是人民通过共同协商、共同决策直接管理所在共同体的公共事务。间接民主是人民的代表代替人民决策和管理，是人民的代议士为人民做主。考虑到人口规模、地域范围、信息成本、决策成本、反腐成本等因素，中层、高层更适宜推行间接民主，基层更适宜落实直接民主，因为基层更平等，也只有基层拥有足够的空间和余地容纳人民群众高涨的参政需求。换言之，人民群众希望参政的政治效能感，只有在基层才有可能得到制度化的有效满足，这种政治效能感是民生所无法供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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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主恰恰是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人民民主主要体现基层民主。共产党是基层民主的组织者、协调人和领导核心，通过孵化基层群众组织，并与基层骨干团结协作，在带领大家办理生产互助、文化教育、生活服务、娱乐休闲、治安联防、婚姻家庭、医疗养老等小事的过程中，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落实发展民主、改善民生的大事，激发基层劳动者的主体性，直接接收来自基层人民的压力，对下负责而不仅仅是对上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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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主必须是有组织、有领导、有序的民主，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起来。自治从来就不是没有组织、领导的，事实上，你不来领导，别人自会来领导，自然会有强人、黑社会来领导。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自组织上，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思维。在一些地方，乡镇七站八所等政府单位的公务员变成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乘坐班车往来于城乡之间；下了班，基层就成了“无组织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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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自治落实比较好，基层群众组织程度比较高，基层治理优良，往往都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带头人来组织、动员、领导、带领。培养、选拔、激励和约束什么样的带头人，直接影响基层自治与民主的实现程度。当今中国，资本已经高度组织化，恶质资本的力量也已经非常强大，与之相比，农民、工人等基层劳动者的组织程度很低，力量也很弱小。因此，社会的有序发展，矛盾的有效疏解，问题的有力处置，一方面需要建构全方位容纳群众参与的基层组织网络，另一方面又需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农村、社区、企业、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统合起来，走群众路线，把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1】，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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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群众路线,孵化直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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