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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1. 重新认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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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后”往前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中，“单位”都是一段难以磨灭的生活体验。生活在城市，单位是工作场所、生活空间、成长记忆、朋友圈和保护伞。生活在农村，人民公社扮演了类似单位的角色。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蜂窝状的单位化社会之中。这是一个流动性低、非常平等的社会，是一个成员归属感很强的熟人社会，是一个由单位承担社会保护与社会控制功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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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人民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在组织新政权、建构新社会的过程中，如何打破官僚和资本借助政治权力统治人民是新中国政治设计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而如何突破封建的社会关系以及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对人民日常生活的束缚与控制，从而发挥人民主体性，实现人民自治，是新中国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在社会重构过程中，单位化社会既是适应计划经济建设的产物，同时也是打破传统社会、建构新社会的有效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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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社会中，一方面既需要突破千年以来“三纲五常”等儒家封建伦理对人民思想与生活行为的禁锢，也需要打破宗族、士绅等传统力量对人民的实际压迫与控制；另一方面既需要保证人民对国家的自由平等参与，也需要保护人民对所属社区的认同和参与，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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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单位化有效地实现了社会组织与社会秩序的创造性转化。在单位化社会中，党和国家的权威取代了分散化的传统权威，能有效地实施政治教育和动员，将国家治理触角延伸到最基层，改变千百年来“皇权不下县”的统治模式，把一盘散沙的社会通过强有力的政党与国家建设重新统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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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参与上，单位体制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机会，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劳动参与社会，具有基本的经济参与权利。同时，单位也要为成员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当个人、单位与国家利益之间形成激烈冲突时，作为中间者的单位，也常常会充当庇护者的角色，对单位及成员利益予以保护。这种机制保护了人民对单位或社区的成员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得失去了传统权威黏结的社会能够重新团结在一起。人民不仅是作为国家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同时也是单位或社区成员，参与经济与社会生活。最广大的人民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第一次有了主人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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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单位体制在建国后重建社会的功能，就很难理解如今年纪大一点的人为什么会怀念那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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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2. 单位退出，市场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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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单位社会在实际运行中由于经济、社会、政治高度一体化，出现了政治动员过度、个人自由被抑制、社会活力不足等不正常现象。尤其是，在生产力快速发展，人口急剧增加之际，单位体制虽然提供了充分就业，但掩盖了潜藏的失业——劳动者的劳动参与并不充分，过于平均主义的取向甚至会降低对劳动者的激励，从而使得社会保障与福利也在低水平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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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之后，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人民的经济活力，带动了社会急剧转型。在“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目标导向下，国家逐渐收缩，社会自由迅速增加，以单位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社会趋于流动化、差异化、陌生化，“单位”逐渐弱化，“社会”日渐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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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地瓦解了人民公社，农民生产经营回归以家庭为单位，农民的自由大大增强，但农村社区开始进入艰难而漫长的重构过程。城市中，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重现带动了就业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的转移。沿海城市的开放，市场的扩大，以及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发展，带动了就业的空间转移。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是一辈子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工作生活，人口的流动冲击了相对彼此封闭的蜂窝状的单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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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多元化带来了社会阶层多元化，社会分化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积累而不断加大。新兴的企业主、管理层、文化精英、白领取代了传统的工农，成为社会优势阶层。阶层之间利益与思想的分化和冲突趋于明显。流动与分化甚至造就了居住和生活空间的分隔与冲突，熟人社会越来越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社会信任快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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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急速转型带来的影响和挑战超过以往任何一个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国家。急速转型的巨型社会如何重新团结和组织起来？这已成为大国善治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流动与分化是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然后果。只要在合理范围之内，市场机制的确在宏观层面实现了更加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在微观层面提高了激励，提高了单位劳动生产率。但是，流动与分化给社会团结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改革的前20年里，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劳动者的社会保护机制有天壤之别，享受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高度不均等。在私营部门就业，劳动者得到的工资几乎就是所有，谈不上福利与保障。企业蜕变成纯粹的劳动场所，不再承担基本的社会保护功能，更不会提供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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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国家财政汲取能力也在急剧下降。面对市场化转型，国家一方面需要调整职能，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另一方面需要提高汲取能力，摆脱财政约束。“小政府、大社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广泛倡导，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承担起原来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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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不再办社会，国家消极地退出。然而，国家退出后，“大社会”并没有自动形成，而是被大市场取而代之，后勤社会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风起云涌。利益和利润成为资源的指挥棒，流动到了可以获利的每一个社会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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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万能的，更不会自动顾及公平、均等和团结。当社会领域也开始按照市场规律运行时，教育、医疗、住房开始被老百姓戏称为“新三座大山”。在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机会公平也在失去。到本世纪初，社会保护缺乏和公共服务不足成为影响民生的突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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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下，政府的确在收缩和放权，但释出的权力更多地跑到了充满竞争的市场之中，“大社会”变成了“市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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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3. 社会治理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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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之后，一个失误是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国家主动向市场的分权，而从一开始向社会的分权就相对消极和被动。单位体制收缩，国家退出，而新的社会再组织机制尚未形成。当“市场”、“竞争”、“私有产权”、“利益”、“自利”等观念迅速占据人们头脑之后，相对应的“社会”、“合作”、“公共品”、“公益”、“利他”等观念却被人们所遗忘。此时，家庭受到冲击，基层社区呈现涣散状态，社会组织体系的建立起步艰难，社会如何重新黏结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党和政府组织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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