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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会为例，从1993年开始基层工会数量一直下降，1999年达到最低点。2000年11月全国总工会召开“全国新建企业工会组建工作会议”，决心扭转这一局面。到2002年底，基层工会数量的确比2000年翻了一番，由85.6万个增加到了171.2万个，然而到2003年底又回落到了90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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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也有同样经历，2002年底基层组织数从1999年的254.9万个增加到了272万个，但2003年又回落到255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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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革命到建国，共产党一直是我国社会组织化的中枢系统。党的组织建设对于社会治理具有根本性意义。当党及作为外围组织的人民团体遇到组织体系难以延伸到体制外的巨大挑战时，说明我国社会治理也面临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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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组织延伸方法遇到了障碍，必须找到新的途径将离散化的社会重新组织起来。这种组织方法还不能与中枢系统发生脱节，否则会出现国家与社会的解纽，使这个巨型社会重新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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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重建社会”不仅越来越被学界所重视，更加成为决策者议程上优先级越来越高的议题。回顾从“和谐社会”到“社会治理”在党的核心文件中提出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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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体制内城镇就业人口比重降到30%。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党亟待加强的一项执政能力。2007年，党将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相并列，国家建设体系由“三位一体”扩展为“四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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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体制内城镇就业人口比重降到20%。2011年2月，“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省部级主要干部研讨班的主题，从指导思想、组织领导和工作方法上明确了如何加强和创新 “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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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用“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更进一步地探索如何能够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社会管理体系通过“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有效地延伸到体制外。其中关键就在如何“社会协同”。以前是以单位作为社会治理的延伸和协同力量，而如今什么社会力量能够在组织社会基础上与党和政府协同治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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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二、中国式结社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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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察社会再组织化过程中，我们以现代社会联结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结社为例。结社是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一种途径，也是国家与社会进行协同治理的重要依靠力量。改革之后中国人的结社生活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我们把这个实际已经发生的过程概括成“中国式结社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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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革命”的提法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萨拉蒙教授于1994年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的《非营利部门的崛起》一文，他从跨国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结社革命”正在展开，其意义不亚于19世纪后期民族国家的兴起。【1】他所描述的结社革命兴起，更多与西方福利国家危机及新自由主义兴起背景下政府收缩相关，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开始减少，将责任转移到非营利部门，期望更多依赖于利他精神和志愿精神，借此调动社会活力和社会资源参与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由此，不同国家似乎都在经历一个以“志愿结社”为动力的社会重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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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带来的社会转型是结社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是人们开始关注结社、研究结社的主要原因。随着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基础的现代化的展开，生产力迅速提高，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都受到很大冲击，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初级社会关系也被弱化，需要有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来满足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社会交往和归属的需求。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现代化理论主导了对社团的研究，不少学者认为，现代化程度与结社参与行为是正相关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结社行为越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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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之后，全球社团革命提出的重要背景是福利国家危机和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动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从经济学角度看，社团与其他非营利组织构成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社团及其他非营利组织能够降低“合约失灵”的风险，以更加多元、灵活和高效的方式提供公共品或准公共品，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留下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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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对结社的意义也不乏深入的解读。早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高度评价美国人的结社习惯对于民主和文明的基础意义。如托克维尔所说，“假若民主国家的人民没有结社从事政治活动的权利，或没有政治结社的兴趣，那么他们的财富与教化虽仍可保全，他们的独立定将发生大危险。假若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没有结社的习惯，那么连文明本身都受到威胁。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的人民已经丧失了单枪匹马完成大事的力量，而又不能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完成事业，那么不久之后，这个民族即将沦于野蛮状态”。到现代，政治社会学家利用“社会资本”等理论视角以及更加系统的实证方法进一步发现了结社与治理之间存在的规律性关系，并解读了背后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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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结社革命在志愿结社和社团数量发展方面与所谓“全球结社革命”有并行和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借用了这一概念。加上“中国式”是要突出从动力、形式、后果与性质来看，中国式结社革命带动的社会再组织化过程与萨拉蒙所讲的“全球结社革命”存在本质性区别，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更不能简单地由此推定中国应该如何去学习和追赶这一全球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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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lamon, Lester M.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Foreign Affairs, 73(4）, 199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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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1. 内生的中国式结社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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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结社革命”是一个外来概念，对中国人结社和社团发展的研究和关注也是由外来理论推动的。在上世纪80年代，各类社团开始快速发展，民间的知识分子结社、青年结社也非常活跃，然而相关研究却寥寥无几。到90年代，由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国外中国研究者开始套用“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等日益流行起来的概念和理论，带着放大镜到中国寻找类似推动政治转型的力量。国内学者也随之受到影响，在这些理论带动下，开始关注结社和社团研究。然后，到90年代末，国内学者相关研究依然非常之少见。直到新世纪，对于结社和社团的研究才成为国内外中国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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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容易造成一种假象。不少人觉得结社和社团发展是人民在经历了“结社自由是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等政治意识形态的启蒙后才产生的，是一种外生的社会再组织现象。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尽管理论是外生的，但人民的结社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内生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之中的，是源自人民的需求，是国家与社会共同作用的产物，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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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团恢复发展的轨迹看，“文革”结束后，率先恢复发展的是学术社团。尤其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科技工作者得到解放，老科技社团纷纷恢复活动，新科技社团纷纷成立，为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搭建平台。上世纪80年代后期，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求的行业协会、专业性社团大量成立，将改革中新生长的体制外力量与体制内管理连接在一起，填补了行业管理和社会管理中出现的空白地带。改革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温饱解决后对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而且社会自由度增加，人民对精神生活多元化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大量文体社团因应而生，弥补了国家和单位提供的不足。然而，在这一时期，由于独立的社会资源并不丰富，组织资源主要来自体制内，绝大部分社团发起组织者也仍身处体制内。这一时期的结社活动很难与国家或“体制内”划清边界。一些政府机构甚至利用这种灵活的组织形式追求机构或领导个人的利益，比如成立社团充当机构改革的缓冲器、老领导发挥余热的平台或谋求私利的小金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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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后，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立。市场和私营部门的力量得到长足发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生根本性变革。经济领域的行业协会、商会成为最为活跃的结社领域，由企业发起成立的行业协会、商会比例增加；由政府发起成立或转型而来的协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增强。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领域，由于国家财政能力不足，国家角色收缩，社会力量的进入得到鼓励和支持。国家通过民办非企业单位立法，对非营利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服务进行了认可。此时，在环境保护、妇女权益、扶贫开发等领域，通过吸纳社会资源支持的新型草根社团也开始出现，比如90年代中期成立的“地球村”、“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至今依然非常活跃。到90年代后期，中国的结社发展开始逐渐被国际社会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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