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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可以看出，人民社会理论并不像其批评者认为的那样排斥人民自由结社。相反，人民社会倡导者积极鼓励最广大人民发挥其主人翁精神，通过志愿和非营利的方式组织起来参与社区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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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社会理论反对的恰恰是在自由结社、放松监管的名义下，要么以市场机制简单粗暴地破坏社会公平和社会团结，要么以资本力量控制社会结社，造就一个表面繁荣的精英主导的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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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人的联合。但社会联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发生长过程。社会中往往少数拥有资源和政策影响力的人更容易联合起来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形成少数人联合控制分散的、声音弱小的大多数人民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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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也可以联合起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行自我管理和治理，但组织起来并发挥影响，要比少数人的联合困难得多。【1】在中国式结社革命经验中，也可以看到拥有资源的经济类社团更容易获得正式的组织身份，得到政策制定者的青睐，资本的结社要快于人民的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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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年中，从不少地方工厂工人罢工、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中，可以看到工厂主、出租车公司的社团活跃其中，而看不到工人、出租车司机为了维护基本权利而进行的基层结社。当工会、出租车司机协会等组织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重新站出来维护工人利益时，立刻可以看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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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恰恰在于将一盘散沙的劳动大众组织起来，政党和国家在组织社会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促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在新时期社会治理中，劳动人民的再组织、再结社也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动员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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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政府要拿出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的热情，支持人民群众在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矛盾解决中形成的各种自组织，鼓励人民成为结社的主体，鼓励人民的社团成为社会治理的生力军，而不只盯着少数慈善家，不只为个别慈善项目加油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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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李玲、江宇：《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载《经济导刊》，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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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3. 到群众中去，激活人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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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善于开展群众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然而，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群众工作，坚持群众路线，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我们认为，在建构人民社会中，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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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要推动“政社分开”，解决一直以来社会组织附属于行政机构，借助行政权力谋求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问题。然而，“政社分开”并不是一分了之。一分了之，只会使社会组织在得不到充分资源和参与渠道的情况下，要么自行消退，要么投靠于资本或其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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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社”可以分开，但党要及时进入。过去几年，社会组织党建已经展开。社会组织党建不能满足于把党的基层组织建立起来，而是要通过制度与机构建设，使得党能够及时地吸纳社会组织的意见，并整合到党和政府的决策之中；同时为党的群众工作发现和培养社会组织人才，借助社会组织实现“从群众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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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以人民社会为主体的社会治理模式中，要避免党和国家越俎代庖，采取简单化的统合，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扼杀了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党要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社会组织和群众组织，推动发展人民喜闻乐见的社团形式。党要善于借助群众组织教育和动员群众，实现“到群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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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群众工作，要激活人民团体，打破人民团体的行政化、官僚化，让人民团体走进人民，充当人民社团的联合会和组织者，真正充当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人民团体工作人员的选聘不必采取招录公务员的方式，而应该从善于做群众工作、善于组织群众的人民社团中直接选拔。人民团体要为党和国家选拔和输送这类社会治理人才，拓宽党的政治人才选拔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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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4. 创造性发挥国家保护社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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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人民社会建立的重要基础还在于社会分化没有严重到影响社会团结的程度。市场化改革中，收入和财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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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没有充分预料到的后果，在以“单位”组织起来的社会被瓦解并重构过程中，国家的退出带来的是市场机制自发地、快速地进入，“单位社会”实际上被“市场社会”所取代。然而，市场并不是社会的有机黏结剂。市场机制向社会领域的延伸，所带来的问题远比所解决的问题要多，“市场社会”并没有有效地、公平地提供公共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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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治理重构中，党和国家吸取了这一教训，积极地承担起保护社会的功能，推动了过去十年社会保护政策的快速建立和拓展。社会保障等社会政策手段是直接针对人民个人的保护机制，在利用公共财政的再分配功能重新分配资源，缩小社会差距，减少社会冲突，维护社会团结上具有重要功能。然而，社会保护不能只依赖国家，这既不可持续，也不能长远地促进社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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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强调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也在于国家要未雨绸缪，一方面完善现有的对个人的保护机制，另一方面也要创造性地探索建立对人民社会的保护机制。通过投入资源与人才、支持能力建设，积极培育和支持各种人民的自组织，调动人民活力，做到在人尽其才的基础上，发挥人民社会在保护人民和保护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达成国家—市场—社会三部门的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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