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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夯实国有经济的国家治理能力的支撑功能。中国强大的国家目标实现能力、强大的危机应对能力背后是有一支可以调动指挥的经济部队，即国有企业。新一轮的国有经济改革不能冲淡而应当进一步夯实国家对于国有经济的控制能力。这就要求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企业要实行国有独资；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要实行国有绝对控股；对于支柱性产业采用国有相对控股；对于关系国家重要战略目标的实现、引入非公有资本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虽然国有股份不控股，但是作为企业的创立者必须持有黄金股（Golden Share）【3】，对于公司改变根本性质的决策具有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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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指出
:“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4】国有经济还是中国稳步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经济基础。在一个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贫富差距不断趋于拉大就如同物体在地心引力作用下不断趋于下坠一样。政府二次分配之手是无法遏制这一趋势的，根本之道，就是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做大公有经济的比重，使得全体人民成为最大资本家，而国家成为最大的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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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国有企业利润全民共享。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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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有经济成为中国人民社会保障资金的重要来源。这使得国有经济为中国弥补养老金缺口【5】，为解决我国未来十几亿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养老问题做出最大的贡献。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还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的一个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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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鼓励员工持股，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缩小劳资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让员工成为所有者，实际上是在新时代恢复工人企业主人翁地位和打破劳资对立关系“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的重要渠道，并成为推进企业经济民主的重要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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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任仲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中国命运》，载《人民日报》，2012-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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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36页，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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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金股是指股权拥有者不但享有普通股份的权益，同时对于任何改变公司宪章的行为具有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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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新华网, 201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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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保障社会化改革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养老金空账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养老事业面临的突出挑战。2012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计记账额(俗称“空账”）达到29 543亿元，与2012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余额23 941亿元相比，超出5 602亿元，与2011年相比，“空账”缺口扩大了约240亿元。参见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3》，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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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3. 平台型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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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习近平同志说的那样：许多人身子进入了21世纪，头脑仍然停留在20世纪。许多人观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据的仍然是陈旧的20世纪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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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我们需要新的视角来审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马云说过：全世界最好的商业模式是国家。【1】淘宝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在虚拟的世界中提供了国家的功能。反过来，全世界最好的政治模式是企业。国家要像成功的企业一样，能够应对激烈的竞争和外部的不确定性。官员不是国家的统治者，而是国家的运营者，通过创新精神和高效的决策与执行为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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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两种，一种是做产品，另一种就是做平台。微信就是一个典型的平台，微信并不提供公众消费的产品，但是为公众号、用户、商家提供了信息交互和商品交易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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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供产品的企业实现自我增值和交互作用提供媒介，就是平台型企业的巨大价值所在。微信的成功在于此，淘宝的成功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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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平台创造价值的世纪。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为何与地方政府的作用密不可分。多年来地方政府“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不就是扮演着“平台型企业”的角色吗？正是基于地方政府搭建的平台，企业实现了价值创造和自我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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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平台。没有水、电、路、通信设施等基础设施平台，企业就无从进行生产和交易活动。基础设施平台越是完善，越是现代化，就越能节约企业的生产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企业价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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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与供应链平台。平台型企业的一大功能就是提供生产和供应链条的价值维护。地方政府如火如荼开展的产业园区建设、配套产业建设、商贸洽谈会、人才供需见面会等，提供的不就是产业链的价值维护平台吗？正是通过这一媒介产业链条上的不同企业进行对话和对接，实现了价值创造与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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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预期平台。没错，市场经济的决策是企业分散的决策。但是企业家和所有人一样，都是进行有限理性决策。在进行投资、生产决策时，他需要降低不确定性。地方政府提供的对于区域经济前景的谋划，降低了这种不确定性，提供了企业参与地方经济的稳定预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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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330多个地级行政区,有2 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加上4万个乡级行政区中的相当部分，构成了中国庞大的政府系统的“平台型企业”，它们是中国经济活动的“操盘手”，它们相互竞争，相互学习，又有所联合，通过土地开发、产业规划、园区建设、招商引资、项目推动等方式来不断拓展业务，为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了中国经济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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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张五常指出的那样，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正式的市场竞争。【2】招商引资就是这些“平台型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地方政府才竞相为企业提供更优惠的条件、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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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已经超越了不惜血本的零地价的成本竞争，更重要的是“商业模式创新”的竞争。例如，重庆市作为西部山城，如何与东部沿海地区竞争,吸引电子信息企业？显然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成熟的“平台型企业”的“商业模式”——就是借助其便利的海上交通条件，将原材料和销售市场都放在海外的“两头在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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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随着各种要素成本的上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是大势所趋。但是这不是自然而然的，谁有机会分得蛋糕？这就需要政府企业家的创新。重庆市创新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新模式。销售出口在海外，这需要克服重庆缺乏海上运输通道的劣势，通过建设渝新欧铁路，海陆联运，降低了物流成本。同时，“一头在内”充分挖掘本地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特别是重庆农民工在本地就业可以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同时也避免了春节等假期长距离迁移造成的空档期，从而节约了劳动力成本。重庆的这一“商业模式”已经获得成功。重庆的两江新区正发展为国家级重要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光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方面就已经形成年产4 00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产能。这是地方政府作为平台型企业创新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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