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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3. 平台型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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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习近平同志说的那样：许多人身子进入了21世纪，头脑仍然停留在20世纪。许多人观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据的仍然是陈旧的20世纪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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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我们需要新的视角来审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马云说过：全世界最好的商业模式是国家。【1】淘宝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在虚拟的世界中提供了国家的功能。反过来，全世界最好的政治模式是企业。国家要像成功的企业一样，能够应对激烈的竞争和外部的不确定性。官员不是国家的统治者，而是国家的运营者，通过创新精神和高效的决策与执行为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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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两种，一种是做产品，另一种就是做平台。微信就是一个典型的平台，微信并不提供公众消费的产品，但是为公众号、用户、商家提供了信息交互和商品交易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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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供产品的企业实现自我增值和交互作用提供媒介，就是平台型企业的巨大价值所在。微信的成功在于此，淘宝的成功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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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平台创造价值的世纪。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为何与地方政府的作用密不可分。多年来地方政府“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不就是扮演着“平台型企业”的角色吗？正是基于地方政府搭建的平台，企业实现了价值创造和自我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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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平台。没有水、电、路、通信设施等基础设施平台，企业就无从进行生产和交易活动。基础设施平台越是完善，越是现代化，就越能节约企业的生产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企业价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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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与供应链平台。平台型企业的一大功能就是提供生产和供应链条的价值维护。地方政府如火如荼开展的产业园区建设、配套产业建设、商贸洽谈会、人才供需见面会等，提供的不就是产业链的价值维护平台吗？正是通过这一媒介产业链条上的不同企业进行对话和对接，实现了价值创造与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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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预期平台。没错，市场经济的决策是企业分散的决策。但是企业家和所有人一样，都是进行有限理性决策。在进行投资、生产决策时，他需要降低不确定性。地方政府提供的对于区域经济前景的谋划，降低了这种不确定性，提供了企业参与地方经济的稳定预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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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330多个地级行政区,有2 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加上4万个乡级行政区中的相当部分，构成了中国庞大的政府系统的“平台型企业”，它们是中国经济活动的“操盘手”，它们相互竞争，相互学习，又有所联合，通过土地开发、产业规划、园区建设、招商引资、项目推动等方式来不断拓展业务，为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了中国经济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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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张五常指出的那样，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正式的市场竞争。【2】招商引资就是这些“平台型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地方政府才竞相为企业提供更优惠的条件、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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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已经超越了不惜血本的零地价的成本竞争，更重要的是“商业模式创新”的竞争。例如，重庆市作为西部山城，如何与东部沿海地区竞争,吸引电子信息企业？显然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成熟的“平台型企业”的“商业模式”——就是借助其便利的海上交通条件，将原材料和销售市场都放在海外的“两头在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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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随着各种要素成本的上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是大势所趋。但是这不是自然而然的，谁有机会分得蛋糕？这就需要政府企业家的创新。重庆市创新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新模式。销售出口在海外，这需要克服重庆缺乏海上运输通道的劣势，通过建设渝新欧铁路，海陆联运，降低了物流成本。同时，“一头在内”充分挖掘本地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特别是重庆农民工在本地就业可以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同时也避免了春节等假期长距离迁移造成的空档期，从而节约了劳动力成本。重庆的这一“商业模式”已经获得成功。重庆的两江新区正发展为国家级重要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光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方面就已经形成年产4 00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产能。这是地方政府作为平台型企业创新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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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再说个小的例子。换到20年前，谁也不会料到不起眼的沙县小吃会做成一个大产业。谁能料到“拌面扁肉”的路边摊，会全国开花，并走向世界，“有城市的地方，就有沙县小吃”？【3】如到处生根开花的野草一样的沙县小吃，背后是政府之手的精心筹划与培植。沙县在外从事小吃业的有5.5万人，每10个农村劳动力中，就有7个在做小吃。许多农民一无技术、二无资金，如何参与充满不确定的市场竞争？这些刚放下锄头的农民，是靠政府之手扶上马的，政府办培训班，并负责送到外地开店，提供一定的开店补贴，如果需要贷款，沙县政府可以帮助每家店在当地贷款3万~5万元。政府还负责沙县小吃品牌的运营，并推广标准化经营模式。政府将农民游兵散勇式的自生自灭的市场行为，变成组织化、现代化的集团公司运营。这是新时代党组织农民发展经济，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形态，“一乡一城一队伍”、“一乡一城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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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的配置权是地方政府作为“平台型企业”运作的阿基米德支点。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就是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土地国家和集体所有，这是由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所争取来的最大制度遗产。新中国的发展过程是从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型，这是一个人口大迁移、产业大变迁、城市建设大拆大建的过程，土改相当于从制度层面完成了土地拆迁过程，在此基础上才能建设其新的大厦。印度、巴西、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完成这一过程，就使得大规模的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异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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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以及矿产等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国家和集体所有，本质上是为公共利益提供公共平台，避免公共利益被私人利益绑架，造成“反公地悲剧”【4】，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公共设施的建设可以更高效，这是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2013年11月，伦敦市长约翰逊体验完中国高铁，回国后在《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大发感慨：这条从北京到上海全长813英里（约合1 300千米）的高速铁路，沿途经过多个新建的漂亮的大理石车站，宽敞的大厅一尘不染——整个项目历时多久？两年！朋友们，是两年！这是我们空谈高铁2号项目的时间，两年间我们花费数亿英镑进行设计、协商、规划，却到现在还没有铺设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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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平台型企业”的繁荣需要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官员不断地去创新、去谈判、去推动。这种政府企业家精神的培育需要一个宽容的环境，因为创新就意味着风险，意味着需要“冒”的精神。一味打压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束缚他们的手脚，就会使得这些“平台型企业”失去动力。在一个“干事就会出事”的环境中，这些政府企业家是不会有闯劲，也不会有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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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微信、淘宝等互联网平台企业失去创新的动力，几亿用户就会失去其创造价值的平台，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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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不是如此吗？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作为“平台型企业”的地方政府是整个中国市场经济价值创造的重要节点，而不是所谓的经济干预的力量，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一旦这些“平台型企业”失去创新动力，企业经济活动也就失去了依托平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行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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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平台型地方政府的最大问题在于同时作为一级政府和市场竞争主体的双重身份冲突，所以才有一哄而上的重复建设、过度投资驱动、地方过度举债、政绩工程、环境破坏、黄赌毒横行等一系列问题，而不是地方政府掌握资源更多、对于经济干预更多的问题。因此，平台型地方政府模式不应终结，而是要升级，从低水平的成本竞争，转向高水平的创新竞争；从单一的加快发展竞争，转向多维度的科学发展竞争；从无序竞争，转向更注重程序与规范的竞争。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要义在于通过强化财经纪律，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由行政的软约束向市场的硬约束转变；在于实施分类考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生态重要性强的地区弱化经济考核、强化社会责任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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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官员寻求权力寻租，与一些恶商相互勾结，发生严重的腐败。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需要如新一届党中央所做的，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和坚定的反腐败斗争正反两方面的举措去克服，而不能因噎废食，否定平台型地方政府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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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马云内部讲话》，119页，北京，红旗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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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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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据沙县小吃办统计，目前沙县小吃产业年营业额已超过40亿元，小吃行业收入占据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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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98年，美国黑勒教授(Michael.A.Heller）提出“反公地悲剧”理论模型。他说，尽管哈丁教授的“公地悲剧”说明了人们过度利用公共资源的恶果，但他却忽视了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在公地内，存在着很多权利所有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每个当事人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该资源或相互设置使用障碍，而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导致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足，造成浪费，于是就发生了“反公地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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