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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三年，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率急剧升高，现在最低的估计大概是20万亿，三年前是10.7万亿，现在是翻了一番，这个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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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时候，分税制改革，国内外舆论都认为行不通，叫作政令不出中南海，但结果挺顺利，当然中间有点技术性的问题。如果能够保证它实现，我们会出现一个新局面，像从1990年到1991年，整个社会信心是改革，1992、1993、1994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老是说中国的崛起就是靠这场改革，当然改革也有很多缺陷。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地去研究这些问题，保证改革能够真正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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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没竞争的市场比没市场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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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竞争环境，说的是要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你不形成这样一个市场体系就没有办法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一个是讲它的重要性，另外可以看到这句话虽然很短，但是切中我们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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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世纪90年代说过一句话：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还可怕。这就是行政保护、地区保护、垄断等等，使得这个市场缺乏竞争性。市场缺乏竞争性就不能够形成有效配置资源的价格，不能形成这样的价格就不能够有效地解决。所以一定要强调要有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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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禁即入：对公民天然活动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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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什么活动，这是公民的天然活动，当然为了公共利益有些活动可以限制，但是凡不是法律明文禁止的都自由进入，过去的办法叫作正面清单，就是说政府许你做什么你才能做什么，非禁即入就是上海自贸区讲的负面清单，哪些领域是要行政许可的。我们的《行政许可法》也是这样的，当然上海自贸区现在意见很大，负面清单一开出来长得不得了，但这个不要紧，正面清单是许你做的以外全部取消。“非禁即入”这个目标是要逐步达到的，但一定要建立这样的目标，就是”非禁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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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就是形势逼人，只要稍微有远见的人都会看到不改革就是邓小平1992年说的死路一条。但我们有责任，特别是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弄清楚，到底我们国家的目标是什么，途径是什么，然后一切机会朝向这个目标往前走。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非禁即入”，这是基本原则，因为现在第一要解决的是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从事一切不违法的社会活动，这是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但是要实现这一条，它第一步可能并不理想，我看网上很多人骂上海自贸区，说负面清单怎么把正面清单反过来点一遍。但我还是对它比较看好，因为透明了，让大家知道了，而且我们可以预见你要保证自贸区的成功，这个单子一定会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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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在这30多年中，很多改革都是这样磕磕碰碰，但因为方向是正确的，不怕慢、不怕措施不起眼，在往前进，不要倒退，倒退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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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说：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可以告诉你在某时某刻会发生什么事，经济学家他不会这样说，他一定说在发生了什么条件变化之下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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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顺利的状况，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一个很好的路线图，我们提出一些基本的要求包括在内，而且很巧妙，可行，我们又能够群策群力，保证能够打破阻力贯彻下去，那么中国肯定能够为世界人民做出巨大的贡献，真正能够撑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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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改革没有能够推进下去，甚至出现了倒退。现在的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不能够继续再错，如果再错可能就会发生革命，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革命是不是能够改善我们的状况？是不是能够振兴我们的民族呢？至少从近代史来看不会。然而也要看到，这种危险其实是存在的。我们能够做的是预测所有的结果，然后来做准备，但是不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议论，因为我们不是旁观者，每个人都是这里面一个主人公的角色，要采取行动，这个行动首先是弄清楚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问题，然后参与到改革的实践中去，包括我们的企业，你只要是合规经营的，越赚钱，越是爱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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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新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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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 中国为什么要全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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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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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要全面改革，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这个题目的直接回答，为什么还要改革，就是改革没有完。从制度变化来看，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但还是有“半拉子”工程。很大的一栋楼，样子是有了，但在一些关键的部位还没有弄懂，这是第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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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层次是把这个问题反过来，不改行不行？改了30多年，很多地方还没有完成，难度很大，干脆不改了，能不能应付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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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层次是讨论一下如何进一步改，会面临哪些问题。这个主要是说改革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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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讲怎么来看现在这个改革的“半拉子”工程。改革持续时间已经蛮长的了，从1978年到现在，已经30多年过去了，计划经济也没有搞这么长时间，1958年有点乱，一直到1978年也就是20年，20年形成的体制改了30多年，还在改，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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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反思的一个农村制度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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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我自己的一些观察和研究当中分别谈谈，为什么这30多年的改革还是未完成的工程。先讲农用地，这是中国改革最早发生的一个领域，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内蒙古等各个地方已经开始发生变革，从原来的集体耕作，慢慢改成家庭单一生产为主的单一体制，这是跟十一届三中全会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实际上可能还早一点。按道理说，从观念上这已经没有太大争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成了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但有当年的文件，也有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也就是说改革的成果已经写进法律了。每次的重大政策文件，无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要坚持这套流程的基本生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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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仔细去观察，农用地方面还有一些尾巴没有解决。什么尾巴没有解决呢？农民家庭人口变了以后，这个地要不要调整？这听起来是很小的一件事，但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扰。农民家庭人口在变，而且不同家庭人口变化趋势不一致，有的是儿子娶媳妇进来，有的是女儿要嫁出去，有的是老人家去世……所以有的家庭人口会增加，有的会减少。人口变动，土地要不要调整？调的话，所谓长期不变的承诺就落空了。长期不变会有什么后果呢？有一个今天来看或者说从将来来看的后果，土地怎么样转出去？好几亿人出去打工，农业土地应该可以通过转包形成较大的规模，转包需要签约，这个约算不算数？从期限来看，我们的改革已经很配套，一开始叫10年不变，之后逐渐改成15年不变、30年不变。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写了叫长久不变，长久不变的期限内，农民的土地是不是可以自由流转？是不是可以签约给别人去种？这些制度障碍没有变。签约不管用，这涉及人口变动要不要调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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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人不太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但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农村制度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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