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14422 还有更敏感的一块，集体建设用地中有一块是农民的宅基地。按照正统的经济理论，生产资料是公有制，消费不应该搞公有制。宅基地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过去划分为消费资料，所以宅基地一直是农民的私人财产。什么时候把这块地说成是集体的地呢？是1961年搞人民公社的时候提出来的，毛主席最后修订，八届十中全会通过，规定农村的所有土地，包括山林、宅基地等都是国有土地，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不得转让。这份文件后面的条文里又提到一点，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是农民的私人财产，可以买卖，可以租赁，可以赠送。如果要买卖，找一个第三方做中间人，就可以签订契约，根据市价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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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24 以前的房子是可以转手的，房子和地连在一起，要转房子，底下的地就跟着走了，包括“文革”期间，农村很多房屋想转，贴一个房屋的转手合同，好像没有底下这块地。事实上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上层建筑里面提供的游戏规则，实际上是天天制造一些麻烦，房屋转了，地怎么办？甲方知道没有地，都是悬空式的，我的房子卖给你，底下那块地怎么办？好的地方给你办过户，房子过了，土地也跟着过去；有一些地方很麻烦，老乡就房子自由再买卖，底下那块地是封死的。这是过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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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26 等到城市土地市场一起来，城市地价慢慢往上涨，那么那些靠近中心城市、靠近高地价地区的宅基地的相对价格就开始变化，就有人对这种变化做出反应。而我们的法律架构不给这个反应提供空间，没有让这个反应顺着合法通道来完成，这就派生出很多概念问题。所以你说有多复杂，不就是一块地吗，全世界城市化、工业化都用到土地，一部分土地要转用途。农业用地总有一些被拿来盖厂房、建城市，可是在我们的框架下，这变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农村的建设用地不能种粮食，目前为止的法律上定的都是只给农民自己做宅基地，哪家到年龄要一块，在农村谁不要谁吃亏。所以现在两亿多农民进城，宅基地还在发展。如果要占这块地办一个乡镇企业，只能农民自己搞企业，企业垮了，这块地能不能转出去，没有法律空间，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把宅基地和乡镇企业的地征为国家所有。只有国家所有的地，才可以入市。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怎么办？本来挺好的经济上的事情，因为土地升值，而升值这套架构没有完善处理里面每一个环节的利益分配，就变成了社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社会矛盾也因此出现，经常冒出来很多你看了就心里发紧的事件，动不动哪里就要点着，动不动到门口竖一面国旗。我现在有一点经验，中国老百姓在哪里竖国旗，哪里就是要涨价钱。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我也不知道。你退后一看，不就是一块地吗，不就是一个要素，怎么那么复杂？政府征来的地，是不是用得很好呢？现在来看的话，这得打个非常大的问号。因为低价拿到了地，他就不会好好配置，所以我们这个城市为什么这么发展，城市化得有个界限，城市不能无限扩张。产生的资源配置跟我们土地制度当中的“半拉子”工程有关，没有把所有的环节改到位，资源的取得本应以其稀缺程度来反应，现在还做不到这点。只要政府有魄力，敢动用手里面的硬家伙，就可以一大片拿下来用。现在城市大部分的地铁，耗资10亿~15亿，地铁修那么老远，地表上有脉冲式、蛙跳式的，农民不同意，就跳下去，插花式的发展，对我们管理社会都是很有特点的挑战。从根上看就是，改革有一些领域在推进，有一些领域迟迟没有推进。迟迟不推进，就很难说服我们的国民，国有土地有流转的权能，集体土地为什么就没有呢？在很多事情上，对农村的歧视已经有很多年了，而在这个问题上还要继续歧视下去，很多农民和他们的领头人物都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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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28 现在的麻烦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不接受，他们也看关于土地的公告，也听到土地天价的消息，知道这块地原来就是他们的地，他们就要求参与，要求分享，要求说得通也行得通的体制，来处理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再分配。这是很难扛得过去的，有很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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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30 国企改革处于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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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32 我们再来看国企改制，应该说早就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的放权，实际上就是在改传统的集体制，现在已经有很大的进展。过去国有企业哪有什么破产的？后来市场经济以后，有民企竞争、外资竞争，竞争不过就要破产，这个问题是1996年、1997年开始大规模提上议程的。改革很不容易，前后大概涉及六七万原国有企业，为此我们从原来的靠企业保障工人，急急忙忙建立企业社会保障，通过社会统筹来应对产业结构调整，对工人状况的变化进行普查。这个改革总的说来推进是顺利的。但是有一条，就是赢利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企业亏损，资不抵债，无论是社会舆论和政策都支持改制。但整个社会对赢利的国企要改的必要性没有全面的共识。比如云南白药方案做了，基本上都要干了，最后叫停了。还有一个困难，赢利国企怎么进行资产定价，混合所有制怎么混合，国有资产算多少钱，其他如民营、自然人怎么进来，怎么在这个平台上达成一个新的企业结构？这些都还没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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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34 国有企业一个个去谈判，当然会留下这么多问题。再加上“郎顾之争”，最后都叫停了。赢利国企怎么改？是不是没有改的余地了呢？有的，因为什么叫赢利啊？首先很多大片的国有资产，包括中石油的石油储备、通信公司运用的网络、煤炭集团的煤矿储备，这些交给谁去经营，都会有一个产权，都得交租金，我们没有把这些从已有的国企账上列出来，也没有制度收取这个属于全国人民的公共资源的租金，而是算进了国企的赢利账里，这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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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36 第二条，国企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全国人民企业赢利，那么应该给股东交钱吧，我们多少年不交钱了，而是把这个赢利放在国有企业里，当然壮大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动力。但是从国有权的关系来看，对所有者的资金，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什么区别？都交税，如果国有企业的赢利不给股东，对不对？国家财政代表着全国人民的利益，不交一部分钱，怎么表明你是国企？这个问题讨论来讨论去，终于同意收10%，中央大型国有企业税后利润10%交国家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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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38 所以国企的赢利和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没有完全匹配。后来财政部说再提高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加上原来的10%，赢利部分的15%上交国家财政。至于国家财政在多大意义上可以落到全国人民的口袋里，那涉及公共财政改革。当然国企还有很多其他优势。我们始终把国企看作国家政权、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改革到最后，涉及国企老总的股权问题。他在企业工作，在市场里和不确定性做斗争，他的竞争对手都是有接力的，2002年、2003年对此有过争论，这件事提到台面上讨论，最后叫停。因此，国企改革，赢利国企要不要改，存在很多问题，实际上是半途终止，2003年以后没有进一步推进这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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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40 至于大型国企当中带有行政垄断的，在市场进入方面有障碍的，当年是拆分了中国电信，一家垄断改成很多家竞争，电力改成南北部署，铁道准备搞，后来没有搞成，大行业动了几个，变成若干国有控制竞争，但到此为止，没有再进一步开放。这当然比不竞争要进步，但是这个进步不完全。所以像这个领域的改革，无论是观念上、政策上、法规上，可以说是没有，所以通过这次提出在混合所有制基础上往前推，放开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商业重组，要不市场差别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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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42 资本市场政府管得太多太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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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44 资本市场现在推的就是所谓的利率市场化，那么资金和利率市场化是什么状态呢？是高度控制在行政手里，你看谁能得到贷款就知道了。我们的国家储蓄这么多，经济结构要变化，很多地方要用钱，要用贷款来支持经济的成长。但是贷款的分布是非常不均衡的，都是大型超大型企业集团拿到贷款，小微企业很难，尽管喊了这么多年、推了这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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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46 第二，早就认识到我们仅仅靠银行这种间接融资是风险非常大的，应该推动一部分直接融资，就是股权融资，但是改革了那么多年，现在资本市场在整个的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所有的加在一起约占6.6%，大头还是大银行、超大银行，最后还是国家金融在后面顶着，一旦有问题，是国家行政规则的问题。有句话我听了大概20年，说要扩大这些融资的比例，可你看我们的股票市场，上海市场和深圳市场都不尽如人意，这就是为什么房地产畸形发展的原因，因为有很高的储蓄率、很大的货币投放量，最后买什么去，有什么可投的？那么多公司，1600多家公司想上市，排成大队，但是监管方面很紧张，每次IPO（首次公开募股）一开就担心市场被砸了。这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经济在全球表现最好，股市的表现完全相反，不反映国民经济的综合实力。这讲到底是什么问题？要素市场的改革远远没有推进，包括外汇、人民币、直接融资和期货、更多的衍生品市场，行政管得太多太细。如果说改革前是部委直接管工厂，现在基本上进入到部委管市场。交易所能定的很多事情，现在交易所根本定不了。一个交易品种要很多部委会签，最后要总理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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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48 很多交易品种策划了20年，还没有推到市场上，一方面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各种融资需求非常旺盛，实体经济需要金融支持，这些问题需要改革，但要素市场问题上的改革“半拉子”都没有做到。像教育、卫生、文化，这些是国民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竞争最后是知识的竞争，知识最重要的是知识的生产体系，这比工厂还重要。可能我们的教育体制，某种程度上到底改了多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了决定去行政化，常委会通过到现在，我在北京大学工作，可还没有听到一句去行政化的话，看不到有任何变化。因为这谁先去谁吃亏啊，是不是？大家都讲，你出来宣布不讲的话，不是很多会上不去，很多待遇就没有了？可是去行政化的教育体制，怎么样组织生产，怎么样组织，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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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50 医改这些年在供给方面没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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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52 卫生的问题，我做过一年多的研究，看到的基本是误判，认为看病贵、看病难是我们卫生领域市场化较弱，有一个时期是有这么一个认识。什么叫市场化？不是说永远收钱就叫市场化。准入是什么样子呢？允不允许方方面面进来办医呢？我们的门远远没有打开，价格全部管制，全部要审批，很多价格都在变动，我们却单独定死了医务部门的很多服务价格，调一次价10年。医护人员的生活成本是市场定的，他的贡献、他的努力不是市场定价，那他的供给部分的努力怎么样达到充分点？我到很多医院问到底什么情况，说打针的不如打气的，打气的价格是市场定的，打针的价格是机关定的，机关很努力给你定啊，考虑成本、计算、实际应对。10年间打气的价格发生多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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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54 所以今天大家抱怨医院的服务不好，在这个价格体系下，还有人给你打针，挺不容易，挺让人敬佩的。把这样一个问题的根子算到医生头上，算到护士头上，引起很多不尊重医生的事情，引起很多医患矛盾的紧张，现在怎么收场？最近把药品价格的上限放掉，这很好。那么前几年为什么要加上呢？天天搞宣布多少、限价限价，你到现场调查看看，限一批，这批药品就不用了，换一个牌子再来；再限一批，他再换一批，就这么玩，脱离供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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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56 我们这些年医改有进步，进步在什么地方？需求扩大是一种进步，农村新医保把原来不在保障范围内的很多人覆盖进来，这是了不起的。但是供给方面没有进步，或者说没有太大的进步。你先去好医院看，排队，医生的工作强度大，很多人说别到大医院来，到小地方医。问题是他是不是就去了呢？你把很多房子刷白了，就叫医院吗？有合格的医生吗，能信任吗？我们说台湾也是这样，医改专家也是说就近医疗，台湾的记者还是蛮够水平的，就在总统府门口看，看总统夫人去哪里就治，发现都是直接去大医院，没有就近的。台湾用很多资源搞诊所，但最后是要有合格的医生、合格的护士，有品牌才能做到有效供给，不是快速地把一些地方迅速宣布是医疗机构，患者就会认它是医疗机构。这个从医习惯有很大的顽强性。可是我们在改革当中，对这些领域的规律的尊重是不够的。这样会受到惩罚。台湾这方面也是没有成果。有个有名的笑话，说老张天天在这个诊所，有很多老太太天天去，后来说老张今天没有来，他病了。病了就去医院，诊所平时就是社交文化场所。国家收入增长那么快，城市化速度那么快，老龄化那么快，不动员很多人好好学医、好好行医，平衡不了。钟南山在2014年“两会”上讲医改，中心是医生的公益性、护士的公益性，我加一句话，还包括潜在的医生的公益性、潜在的护士的公益性，现在很多院长的孩子都不学医了，社会声誉低，工作强度大，怎么动员年轻人学医？这些问题不解决，过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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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58 城市管理体制跟不上人口流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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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60 人口一流动，城市化变化就非常快，可是相应的体制进步非常慢，我们传统的城市概念就是一个行政管理，农业文明的行政管理，一块地方、一片疆土，中心地区设一个管制机构，够级别盖一座城墙，城市就起来了。经济不动而起来的城市，历史上不是没有。但是很多叫法，像景德镇叫一千年还叫镇，其实早就是大城市了。为什么呢？朝廷觉得级别不够，佛山市也曾经叫作镇，中国四大古镇就有它，其实经济早已超过它的行政量级。近代唯一打破这个的，一个是香港，一个是上海，再加上一批沿海城市，后来建了租界，讲起来很屈辱，但它们是冲破了原来的农业文明管辖范围、穿行政外套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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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62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一流动，往哪儿走是有道理的，能赚到钱，有收入，就聚在一起了，现在整个城市框架适应不了这种聚集。你从底下看，3万人、5万人、10万人、50万人，都有叫镇的。日本5万人就叫市。说现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这个背后涉及的内容很深，涉及国家的城市设立体制，谁叫城市，凭什么可以叫城市。80年代的时候，温州最早流动起来的有个叫龙港镇，农民自发聚集，当时超过3万人，还讨论能不能农民集聚起来就形成一个城市。可是这样的事件最后不了了之，我们整个非常硬的行政框架对这些变化的反应是非常慢的。我们还以上层建筑来传统地看问题，所以带来大量问题，一些地方人口结构非常高，但是管理架构上不去，相应的提供不了。还有大家非常愿意去的地方，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每次去看，预测的人口数、规划的人口数和实际相差甚远，差一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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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64 上海城市规划是2000年报国务院批准的，规划到2020年实际居住人口1600万，现在就已经2415万，离2020年还有很多年。假设按规划人均100平方米土地，配相应的基础设施，你想，按1600万准备的，现在已经是2415万，上海真是人仰马翻啊，都跟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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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66 这些问题已经大量提上日程。20世纪80年代还做过试点，搞计划单列市，试图让我们的城市冲破原来清朝就奠定的18行省的架构，但是从全局看，这种试点没有推行下去。现在的经济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可是从行政体制上看，省会城市叫副省级城市，很多城市的经济容量很大，管理权限方面却有很多事情需要省里批，而省里想直截了当一点，报什么问题议不了，所以也批准不了。很多事情都有这个问题。唯一冲破的是直辖市，没有省管，后来把重庆升为直辖市，重庆的情况就好很多。从全国来看，现行城市体制的行政外套和“身体”不适应，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很大的一个障碍。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地方的人口大量流动，城市的“衣服”穿着，级别还在那儿，还是县，还是地级市。人口普查的资料我看过，2000~2010年，10年时间，有900多个地方政府单位的人口是绝对减少的，但是架子还在，和实际人口的集聚不对称。当时的改革当中最困难的就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人口一流动，很多国民待遇地方化，所在某一个县，所在某一个省，社会的基本福利，城乡至今不一致，不是一个标准。我们老对国外讲国民待遇，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待遇之间也是高高低低的。这个地方财政好，待遇就好一点，财政差，就对不起了。人口一流动，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国民待遇，假设我们的基本福利对应我们对国家的认同。现在这个待遇完全地方化了，是某一个地方政府给的，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给的，从长远看，这会带来很大问题，所以要适当地进一步在财政改革中增加中央的事权，有一些开支就应该中央负责。但中央政府是没有直接行政能力的，我们的模式就是中央管地方，地方管老百姓。中央政府目前伸到底下去的，就是一个国税局，工作还是蛮有效的。真正给老百姓“打折扣”，中央政府没有这个能力，这是很大的传统时代的变动，形成这个变动的，是国家的整合力，还有相应的财政、税收、福利、社保这些体制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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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68 所以，我举这些方面的例子是说，1978年以来的改革成果，我们都讨论过无数次，没有这个改革，中国不可能有今天在全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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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14470 但是仔细观察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改革是远远没有完成的。这个工程很宏伟，这个建筑看着也很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仔细看最关键的部位，有一些部位没有封顶，有一些地方基本的改革步骤还没有迈出来，如果在进一步的变化中，不仅这些问题，还有后续的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你看看官场风气，权力腐败，那是寸步难行。抑制公款消费政策一落实，所有的高档消费就减少了，这是一个记录，说明消费都在哪些地方，是成就，但是像我这样的看到这种消息，会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地方出了严重的问题。高档酒的价格全线下去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对市场价格都产生了影响，这得多大的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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